克莱文杰死了。那是他的哲学的根本缺陷。一天下午，每周一次去帕尔马执行飞行任务的返航途中，十八架飞机在厄尔巴岛海岸线以外下降，穿过一片灿烂的白云，出来十七架，另外一架却从此了无踪影，空中没有，碧绿如镜的海面上也没有，找不到任何残骸。好些直升机围着那片白云盘旋，直到太阳西下。夜里，云被风吹散，到第二天早上就再没有克莱文杰了。

克莱文杰和飞机的失踪令人惊骇，惊骇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洛厄里基地的大阴谋，那次整个兵营六十四个人在发饷日集体消失，从此再没了音信。约塞连一直认为那些人不过是一致决定在同一天开小差而已，直到克莱文杰如此神奇地被夺去性命。其实，那看似集体擅离神圣职守的事件，曾让约塞连大受鼓舞，甚至兴高采烈地跑出去把这激动人心的消息告诉前一等兵温特格林。

“有什么好激动的？”前一等兵温特格林讨厌地讥笑道。他把肮脏的军鞋搁在铁锹上，傲慢而懒散地倚着一个很深的方坑内壁。他的军事专长便是挖这种坑洞。

前一等兵温特格林是个满嘴带刺的小叛逆，做事喜欢我行我素。他每次开小差都给捉住，被判在规定时间内挖掘若干六英尺深、六英尺宽、六英尺长的坑洞，再填上。每次处罚一完，他就又开小差。前一等兵温特格林以一个真正爱国者毫无怨言的献身精神，接受了挖坑填坑的任务。

“这种生活还是不错的，”他颇有哲学意味地说，“我想总得有人去做。”

他很聪明，自然明了战争期间在科罗拉多挖坑洞其实并不是一件坏差事。坑洞没有什么需求量，因此可以慢慢悠悠地挖，慢慢悠悠地填，很少劳累过度。可是，每次接受军法审判时，他都被降级为三等兵，这样丢失军阶让他痛心疾首。

“做一等兵还挺好的，”他心怀眷念地回忆道，“我是有地位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经常出入于精英圈子。”他的脸无奈地阴沉下来。“可惜这一切已成过去，”他推测道，“下次我再溜号时，就只是个三等兵了，我很清楚那将是大不一样的。”挖坑洞没什么前途。“这工作甚至还不稳定。每次刑期一满，工作就丢了。这样我只得又开小差了，如果想找回工作的话。可是我又不能一直这样做。有一个圈套，第二十二条军规。我下次再开小差，就该去坐监狱了。我不知道会落得什么下场。不小心的话，我最后甚至可能会去海外服役。”他不想一辈子挖坑洞，虽然他不反对做这事，只要战争还在继续而这也算战争成果的一部分。“这是职责问题，”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应尽的职责。我的职责就是不停地挖这些坑洞，而我做得十分出色，刚刚获得品德优良奖章的提名。你的职责就是在军校混日子，希望战争结束后才结业。战场上的人的职责就是打赢战争，我只希望他们像我一样恪尽职守。如果我不得不也去海外替他们尽义务，那就不公平了，是不是？”

一天，前一等兵温特格林在他的一个坑洞里挖掘时，刨开了一根水管，结果差一点被淹死，从坑里捞上来时已近乎不省人事。谣言不胫而走，说那是石油，而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特就被踢出了基地。很快，只要找得到铁锹，每个人都跑了出来疯狂挖掘石油。尘土四处飞扬，那场景就跟皮亚诺萨岛七个月后那个早上差不多——头天夜晚，米洛动用他的M&M辛迪加积累的每一架飞机，轰炸了中队营地、机场、炸弹堆放处和修理机库——所有幸存者都聚到外面，在坚实的地上挖掘洞穴掩体，顶上覆盖着从机场修理棚偷来的装甲板，以及从彼此帐篷的侧帘偷来的破烂防水帆布块。石油的谣言刚起，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特就被调离科罗拉多，最终辗转来到皮亚诺萨岛，接替库姆斯少尉；一天，少尉作为客人外出执行飞行任务，只为了查看战况如何，却在弗拉拉上空与克拉夫特同机遇难。每次想起克拉夫特，约塞连总是很内疚，因为克拉夫特是在他第二次投弹逃逸时丧生的，还因为克拉夫特无辜地卷入了那次辉煌的疟疾平暴动。暴动始于波多黎各，正处在他们飞往海外的第一段航程中，十天后终结于皮亚诺萨岛。当时阿普尔比刚到岛上，就尽责地跨进中队办公室，报告约塞连拒不服用疟疾平药片。那里的军士邀请他坐下。

“谢谢你，军士，我想我会的，”阿普尔比说，“我大概要等多久？今天我还要做完一大堆事情，这样明天一大早我就可以做好充分准备随时投入战斗，只要他们需要。”

“长官？”

“什么事，军士？”

“你刚才问什么？”

“我大概要等多久才能进去见少校？”

“只要等到他出去吃午饭，”陶塞军士回答说，“你就可以马上进去。”

“但是他就不在里面了，是不是？”

“不在，长官。梅杰少校午饭后才回办公室。”

“明白了。”阿普尔比心里没底地决定道，“那么，我想最好午饭后再来。”

阿普尔比暗自纳闷地离开了中队办公室。他刚出门，就觉得好像看见一个长得有点像亨利·方达的高个子、黑皮肤军官跳出中队办公室帐篷的窗户，然后迅速溜走，拐过角落便不见了踪影。阿普尔比停住脚步，使劲闭上眼睛。一种令人焦虑的疑惑袭上心头。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发疟疾，或者更糟，服用了过量的疟疾平药片。阿普尔比一直在吃四倍于处方量的疟疾平药，因为他想做一个好飞行员，比任何人都好上四倍。陶塞军士轻拍他的肩头，告诉他如果想进去，现在就可以进去了，因为梅杰少校刚刚出去，这时他依然紧闭着双眼。阿普尔比恢复了信心。

“谢谢你，军士。他会很快回来吗？”

“他吃完午饭就回来。然后你就得马上出去，在前面等他，直到他离开办公室去吃晚餐。梅杰少校在办公室的时候，绝对不在办公室见任何人。”

“军士，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说，梅杰少校在办公室的时候，绝对不在办公室见任何人。”

阿普尔比死死盯着陶塞军士，尝试用坚决的口吻说话。“军士，你是不是觉得我刚来中队而你在海外混了很长时间就想愚弄我？”

“啊，不，长官，”军士恭敬地回答，“我只是奉命行事。你见到梅杰少校，可以当面问他。”

“那正是我打算做的，军士。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

“永远不能。”

阿普尔比因屈辱而涨红了脸，只得在军士提供的拍纸簿上写下了关于约塞连和疟疾平的报告，然后快速离去，寻思着也许约塞连不是唯一有幸穿上军官制服的疯子。

卡思卡特上校把飞行次数增加到五十五次的时候，陶塞军士已经开始怀疑：也许每一个穿军服的人都发了疯。陶塞军士瘦骨嶙峋，漂亮的金发淡得几乎没有颜色，双颊凹陷，牙齿像又大又白的棉花糖。他在运转这个中队，可又不喜欢做这事。饿鬼乔那些人总是阴沉着脸盯着他，心里怀着忍受责难的仇恨。而阿普尔比既然做了炙手可热的飞行员，又是从不失分的乒乓球手，对陶塞军士更是显出报复性的无礼。陶塞军士运转这个中队，只因为中队里没有别的人愿意干。他对战争、升职都没兴趣，他的兴趣在碎瓷片和赫波怀特式家具上。

陶塞军士想到约塞连帐篷里那个死人时，已经习惯性地用上了约塞连本人的说法——约塞连帐篷里的死人，连他自己都没怎么意识到。其实，那人压根不是这样，他只是一个替补飞行员，还没来得及正式报到，就在战斗中送了命。他曾在作战室停留，询问去中队办公室的路，而随即被送去参加战斗，因为当时太多人已经完成了要求的三十五次飞行任务，弄得皮尔查德上尉和雷恩上尉很难召集到足够的机组人员，达到大队司令部指定的数目。他从来没有正式编入中队，也就永远无法正式除去他的名字。而陶塞军士感觉到，有关这个倒霉蛋越来越多的公文将来来往往永不止歇。

他名叫马德。陶塞军士对于暴力和浪费同样深恶痛绝，在他看来，用飞机运送马德一路越过大洋，结果不过是让他到达后不到两个小时就在奥尔维耶托上空被炸得粉碎，这简直是可恶的挥霍。没有人记得起来他是谁，或者长什么样，更不用说皮尔查德上尉和雷恩上尉了，他们只记得一个新来的军官出现在作战室，恰好赶上时间送死，而每次有人提起约塞连帐篷里的死人那件事，他们总是很不自在地脸红。仅有的见过马德的几个人，也就是同机的那些人，全都跟他一起被炸得粉碎。

另一方面，约塞连心里特别清楚马德到底是谁。马德就是从来没有机遇的无名战士，因为关于一切无名战士，人们知道的也就只有一点——他们从来没有机遇。他们一定是死的，而这个死去的战士是真正无名的，即使他的个人物品依然杂乱地堆放在约塞连帐篷里的那张行军床上，几乎就是三个月前他从未来到中队的那一天留下东西时的原样——不到两个小时全都沾染了死亡的气息；而就在下一个星期博洛尼亚大围攻期间，一切也都同样地沾染了死亡的气息，混合着硫黄烟雾，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霉烂的死气，每一个预定飞行的人都沾染上了。

卡思卡特上校一旦主动请缨让他的大队轰炸博洛尼亚的弹药库——驻扎意大利本土的重型轰炸机因为较高的飞行高度而没能摧毁——那么轰炸任务就无可逃避了。每一天的拖延都加深了这种意识，也加深了大队里沉闷的气氛。那挥之不去又无法抵御的死亡预感随着连绵的降雨逐渐扩散开来，就像被某种疾病慢慢侵蚀的污斑，侵蚀、渗透了每个人痛苦的面容。每个人都散发着福尔马林味。没有地方求助，就算去医务室也没用，因为科恩中校已经下令关闭医务室，这样就没有人能来门诊集合了。士兵们曾这么干过一次，那天天气晴朗，但大队里神秘地流行起腹泻来，迫使飞行任务再次延期。门诊暂停了，医务室的大门又被钉死，丹尼卡医生便在下雨的间隙坐在一只高脚凳上消磨时间，以悲伤的中立态度，无言地吸收凄然爆发的恐惧，像一只忧郁的兀鹰，歇息在医务室封闭的大门上那块不祥的手写牌子的下方。牌子是布莱克上尉当笑话钉上去的，丹尼卡医生让它一直挂在那里，因为它绝不是笑话。牌子用黑色粉笔画了边框，上面写着：“关闭至另行通知。家有丧事。”

恐惧弥漫了每个角落，也进入了邓巴的中队。一天黄昏，邓巴好奇地把头探进中队医务室的进口，恭顺地对斯塔布斯医生模糊的身影说话。医生正坐在里面的幽暗处，面前是一瓶威士忌和一只装满纯净饮用水的钟形玻璃罐。

“你还好吧？”他关切地询问。

“糟透了。”斯塔布斯医生回答道。

“你在这儿干什么？”

“坐坐。”

“我还以为再没有门诊集合了呢。”

“没有了。”

“那你为什么还坐在这里？”

“我还能坐在哪里？该死的军官俱乐部吗，跟卡思卡特上校和科恩一起？你知道我在这里干什么吗？”

“坐坐。”

“我是说在中队，不是医务室。别他妈自作聪明了。你看得出医生在这儿中队里干什么吗？”

“在其他中队，他们把医务室大门都钉死了。”邓巴说。

“无论谁病了，只要走进我的大门，我就让他停飞。”斯塔布斯医生许诺道，“我才不管他们说什么。”

“你不能让任何人停飞，”邓巴提醒道，“你不知道有命令吗？”

“我给他屁股打一针把他放倒，就真正让他停飞了。”斯塔布斯医生想到这情景，带着嘲讽的兴味笑了起来，“他们以为下道命令，就能禁绝门诊集合。那些狗杂种。啊呀，又来了。”雨又下了起来，先是在树林里，然后在泥潭里，终于，轻柔地，如同抚慰的细语，落到了帐篷顶上。“到处都潮乎乎的，”斯塔布斯医生厌恶地说，“连厕所和便池都在抗议地回流。整个该死的世界闻起来就像停尸房。”

他不说话的时候，寂静似乎深不可测。夜幕降临了。周围弥漫着一种无边的孤独感。

“开灯吧。”邓巴建议道。

“没有灯。我也不想启动我的发电机。我以前常常从救人性命中得到极大的快乐，现在我怀疑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反正他们总是要死的。”

“噢，毫无疑问，有意义。”邓巴向他保证道。

“有吗？什么意义？”

“意义在于尽你所能不要让他们死了，越久越好。”

“是啊，可是有什么意义呢，反正他们总是要死的。”

“窍门就是别去想。”

“别管什么窍门了。到底有什么意义？”

邓巴默默沉思了一会儿。“谁他妈知道！”

邓巴不知道。博洛尼亚之战本该让邓巴欢喜雀跃的，因为每一分钟都慢悠悠地过去，每一小时都拖延得像一个世纪。相反，他却为之饱受折磨，因为他知道自己就要送命了。

“你真的还想要些可待因？”斯塔布斯医生问道。

“替我朋友约塞连要的。他确信他就要送命了。”

“约塞连？到底谁是约塞连？约塞连到底算个什么名字，嗯？是不是那天晚上在军官俱乐部喝醉了跟科恩中校打架的那人？”

“就是他。他是亚述人。”

“那个发疯的杂种。”

“他倒没那么疯，”邓巴说，“他发誓不飞博洛尼亚。”

“我就是这个意思，”斯塔布斯医生回答道，“那发疯的杂种也许是唯一还算清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