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了几个有关其他情况的问题之后，菲利普先生问道：

“今年六月下旬，你记不记得百盛寄来一个给劳伦斯·卡文迪什先生的包裹？”

多卡丝摇摇头。

“我不记得，先生。也许寄来了，不过劳伦斯先生六月份离开家了一阵子。”

“万一他不在家的时候有包裹寄来，怎么办？”

“放在他房间里，或者再寄给他。”

“是你做这些事吗？”

“不，先生，我会放在门厅的桌子上。这种事情都是霍华德小姐打理。”

伊芙琳·霍华德上了法庭，盘问了她几个别的问题之后，又问到了包裹这件事。

“不记得了。寄来的包裹太多了。不可能每个都特别留意。”

“你记不记得，劳伦斯先生去威尔士之后，你是把包裹寄给他了，还是放在他房间了？”

“不记得寄给他了。如果寄了会想起来的。”

“假定有个寄给劳伦斯先生的包裹后来不见了，你应该注意得到吧？”

“不，我不会这么想。我会认为有人替他保管起来了。”

“我想，霍华德小姐，是你发现这张牛皮纸的吧？”他举起一张布满灰尘的纸，正是波洛和我在斯泰尔斯庄园的起居室里检查过的那张。

“没错，是我发现的。”

“你为什么要找这张纸？”

“请来负责这个案子的那个比利时侦探让我找的。”

“你最后在哪儿找到的？”

“在衣橱的……顶上。”

“在被告衣橱的顶上吗？”

“我……我认为是这样的。”

“不是你自己找到的？”

“是。”

“那你一定知道在哪儿找到的了？”

“是，在被告的衣橱顶上。”

“这就对了。”

来自戏剧服装供应商百盛的一名店员证实，六月二十九日，他们按照要求向劳伦斯先生提供了一把黑胡子。是写信预定的，信封里装了一张邮政汇票。不，他们没有保留此信件。所有的交易事项都做了登记。他们按照指定的姓名和地址——斯泰尔斯庄园，L.卡文迪什先生——寄出了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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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海维韦萨爵士笨拙地站起身子。

“这封信是从哪里写来的？”

“从斯泰尔斯庄园。”

“你们寄包裹也是这个地址？”

“是的。”

“信件是从那里寄来的？”

“是的。”

海维韦萨像个猛兽一样冲他扑了过去。

“你怎么知道的？”

“我……我不明白。”

“你怎么知道信是从斯泰尔斯寄来的？你注意到邮戳了吗？”

“没……但是……”

“啊，你没注意到邮戳！可你却信誓旦旦地宣称信是从斯泰尔斯寄来的！实际上，可能是其他地方的邮戳？”

“是……吧。”

“虽然这封信写在印了地址的信纸上，可也许是从其他地方寄来的呢？比如，威尔士？”

店员承认这有可能是事实，欧内斯特爵士这才表示满意。

伊丽莎白·威尔斯，斯泰尔斯庄园的二等女佣，说她上床休息之后想起来，没按英格尔索普先生的吩咐那样只是关上门，而是把前门给闩上了。于是她再次下楼去纠正自己的错误。她听见右侧传来一声轻微的动静，于是她偷偷朝过道看了看，看到约翰·卡文迪什先生正在敲英格尔索普太太的门。

欧内斯特·海维韦萨很快就驳回了她的证词。因为招架不住他那无情的逼问，她绝望地自相矛盾起来，于是欧内斯特爵士带着满意的表情又坐了下来。

安妮的证词说的是地板上的蜡烛油，并且看到被告把咖啡端进内室。

审讯结束，第二天继续。

我们一到家，玛丽就强烈地谴责起控方律师来。

“那个可恶的人！他给我可怜的约翰布了一张多大的网啊！他把每件小事都扭曲得面目全非！”

“嗯，”我安慰她，“明天就不一样了。”

“没错，”她陷入了深思，忽然又抬高了声音，“黑斯廷斯先生，你不会认为——当然不可能是劳伦斯了——哦，不，不可能！”

但是我也很迷惑，所以单独和波洛在一起时，我问他觉得欧内斯特爵士的目的是什么。

“啊，”波洛一副欣赏的口气，“他是个聪明人，那个欧内斯特爵士。”

“你觉得他认为劳伦斯有罪吗？”

“我认为他不关心任何事！不，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搅浑陪审团的脑子，让他们对哥哥还是弟弟做的产生意见分歧。他努力证明，针对劳伦斯的不利证据，和针对约翰的一样多。而且我绝对相信他会成功的。”

审讯重新开始时，探长杰普是第一个被传召的证人，其证词简明扼要。讲述完早期的一些事件之后，他接着说道：

“根据所获得的情报，萨默海警长和我本人在被告暂离房屋期间，搜查了他的房间，在他五斗橱里的一些内衣下面，我们发现了：第一，一副金丝夹鼻眼镜，和英格尔索普先生戴的那副很相似——”这个已经提交给法庭，“第二，这个药瓶。”

这就是那个已经被药店伙计辨认过的药瓶，一个蓝色的玻璃小瓶，里面有一些白色结晶，标签上写着：“盐酸士的宁。剧毒。”

警察法庭诉讼以来，侦探发现的最新一条证据是一张长长的、几乎全新的吸墨纸。是在英格尔索普太太的支票簿里发现的，用镜子反照，就会清晰地出现这几个字：“我死后，全部财产都留给我深爱的丈夫阿尔弗雷德·英格……”这说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那份被烧毁的遗嘱有利于死者的丈夫。接着，杰普出示了修复后的、从壁炉取出的烧焦纸片，连同在阁楼上发现的胡子，共同构成了他全部的证据。

但是欧内斯特爵士的盘问还在后头。

“你搜查被告房间的时候是哪一天？”

“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正是惨剧之后的一周？”

“是的。”

“你说你在五斗橱里发现了这两样东西，抽屉没上锁吧？”

“是的。”

“你觉不觉得，一个犯了罪的人把罪证放在一个随便谁都能找到的没上锁的抽屉里，这几乎不太可能？”

“可能他是匆忙间塞进去的。”

“可你刚才说过离案发整整一个星期了。他有充足的时间移走并销毁它们。”

“可能吧。”

“关于这点，不存在可能。他有还是没有充足的时间移走并销毁它们？”

“有。”

“下面藏着这些东西的那堆内衣是厚还是薄？”

“厚的。”

“换句话说，这是冬天时穿的内衣。显然，被告不应该去开那个抽屉，对吗？”

“也许吧。”

“可否回答我的问题？被告有没有可能在盛夏最炎热的那一周，去开一个装有冬天内衣的抽屉？有还是没有？”

“没有。”

“既然如此，有没有可能现在说的这两样东西是第三个人放在那儿的，而被告对此一无所知？”

“我认为不太可能。”

“但还是有可能？”

“是的。”

“可以了。”

接下来是更多的证据。关于七月底被告发现自己陷入经济危机的证据，关于他和雷克斯太太有染的证据——可怜的玛丽，对一个有自尊心的女人而言，听到这些，该多么苦涩啊。伊芙琳·霍华德说的是对的，虽然她对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的憎恨让她一口咬定他就是那个与本案有关的人。

之后，劳伦斯·卡文迪什被带入证人席，低声回答着菲利普先生的问题。他否认六月份在百盛订过任何东西。实际上，在六月二十九日，他就远离庄园到达威尔士了。

欧内斯特爵士的下巴立刻挑衅似的翘了起来。

“你否认于六月二十九日向百盛订购过黑胡子吗？”

“没错。”

“啊，万一你哥哥发生什么事，谁将继承斯泰尔斯庄园？”

这个残忍的问题让劳伦斯苍白的脸立刻一片通红。法官不满地咕哝着，被告席上的约翰则愤怒地向前探着身子。

海维韦萨根本不在乎他当事人的愤怒。

“回答我的问题。”

“我想，”劳伦斯平静地说，“会是我。”

“你说‘想’是什么意思？你哥哥没有孩子，你会继承它，是吗？”

“是。”

“啊，很好。”海维韦萨那和蔼的语气中有一种残忍，“而且你还会继承一大笔钱，对吗？”

“实际上，欧内斯特爵士，”法官抗议道，“这些问题跟本案无关。”

欧内斯特爵士鞠了一躬，继续发射利箭。

“在七月十七日星期二，你和另一位客人去参观了塔明斯特红十字医院的药房，是吗？”

“是。”

“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你正好是一个人待着，你是否打开了毒药橱柜，检查了一些瓶子？”

“我……我……可能吧。”

“我认为你确实这么干了吧？”

“是。”

欧内斯特爵士又向他发射了第二个问题。

“你是否特别检查过一个瓶子？”

“没有，我不这么认为。”

“小心点儿，卡文迪什先生。我指的是装有盐酸士的宁的一个小瓶子。”

劳伦斯的脸色一下子变青了。

“不……我真的没有。”

“那你怎么解释瓶子上面留下了你清晰无误的指纹？”

这种恐吓的手段对紧张的情绪来说非常有效。

“我……我想我可能拿过瓶子。”

“我也这么想！你从瓶子里拿出过什么东西没有？”

“当然没有。”

“那你干吗拿瓶子？”

“我曾经学过医学，对这种东西自然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