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洛提出两个结论

旅客们都拥入餐车，围着桌子坐了下来。他们的表情多少都有些相似——期待中掺杂着不安。瑞典太太还在哭泣着，而哈巴特太太正在安慰她。

“现在，你得振作起来，亲爱的，一切都会好的。你一定要控制住自己。要是我们中间有个卑鄙的凶手，我们大家都知道不是你。唉，光是想一想这种事就能让人发疯。你坐在这儿，我就在你旁边——别担心。”波洛站了起来，她的声音便低了下去。

列车员在门口走来走去。“您允许我留下来吗，先生？”

“当然，米歇尔。”

波洛清了清嗓子。

“女士们、先生们，因为我知道你们都懂一点英语，所以我就说英语吧。我们来这儿是为了调查塞缪尔•爱德华•雷切特——也就是卡塞蒂——的死因。这个案子有两个可能的结论。我会把这两个都告诉大家，并请布克先生和康斯坦汀医生裁定哪一个是正确的。

“现在你们都已经了解了本案的情况。今天早上，有人发现雷切特被刺死了。昨天晚上十二点三十七分，他还跟列车员在门口说过话。我们在他的睡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块被砸瘪的表，指针停在一点一刻上。发现尸体后，康斯坦汀医生作了检查，指出死亡时间在午夜至凌晨两点。大家都知道，晚上十二点半的时候，火车撞进了雪堆里，此后，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火车。

“哈德曼先生，是纽约侦探社的人员，”有几个人扭头看了看哈德曼先生，“他的证词说，只要有人经过他的房间（车厢尽头十六号房）他就会看到。因此，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凶手只能是这节车厢，即斯坦布尔－加来车厢里面的人。

“我要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推论。”

“什么？”布克先生突然吃惊地叫出了声。

“但是我还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个推论。这很简单。雷切特先生有一个让他惧怕的敌人。他向哈德曼先生描述了这个敌人的样子，还说，如果这人要杀他，很有可能在火车离开斯坦布尔的第二个晚上下手。

“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女士们、先生们，雷切特先生知道的事比他说出来的要多。这个雷切特先生预料中的敌人，在贝尔格莱德或者温科夫齐上了火车，是从阿巴思诺特上校和麦奎因先生去站台时打开的一扇门里进来的。有人给他准备了一套列车员的制服，他套在自己衣服的外面。虽然门是锁着的，但是他用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雷切特先生的房门。雷切特先生因为服用了安眠药，已经入睡，这个人凶狠地刺死他，然后穿过通向哈巴特太太房间的联通门，逃走了——”

“是这样的。”哈巴特太太点点头。

“经过联通门时，他顺手把刚才用过的匕首塞进了哈巴特太太的洗漱包里。他不知道自己制服上的一个纽扣掉了。然后他溜出房间，沿着过道跑掉了。匆忙之中，他把制服塞进一个空房间里的旅行箱之中。几分钟之后，他穿着普通的衣服，在火车就要开动的时候，从他上火车的那扇门——餐车附近的门——下了火车。”

每个人都倒抽一口气。

“那块表是怎么一回事？”哈德曼先生问道。

“我会把整件事情解释清楚的。在查理布罗德的时候，雷切特先生忘了要把表调慢一小时。他的表仍然是东欧时间，比中欧时间快了一小时。所以雷切特先生被刺死的时间是十二点一刻，而不是一点一刻。”

“但这个解释是荒谬的！”布克先生喊道，“差二十三分一点时房间里传出来的某个人的声音怎么解释？要么是雷切特的，要么是凶手的。”

“不一定。可能，呃，是第三个人的。他想走进房间跟雷切特说话却发现他死了。他按铃叫列车员，然后，就像你们说的那样，他害怕了，怕被指控谋杀，所以就假装雷切特说起话来。”

“有可能。”布克先生勉强同意道。

波洛看看哈巴特太太。“怎么，夫人，你想说——”

“哦，我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你觉得我也忘了把表调慢了吗？”

“不，夫人，我认为你听见这个人经过你的包厢，但当时并没清醒过来。后来你做了个梦，梦见一个男人在你房间里，于是被惊醒了，就按铃叫列车员。”

“好吧，我想有这个可能。”哈巴特太太承认道。

德拉戈米罗夫公主直率地看了波洛一眼。“你怎么解释我的女仆的证词，先生？”

“很简单，夫人。您的女仆认出了我给她看的手帕是您的。她想掩护您，可是比较笨拙。她确实撞见了一个男人，但时间上要早一些——火车停在温科夫齐站时。她假装是在一个小时后看见的，因为她头脑混乱地想为您提供一个不在场证明。”

公主低下头。“你想得真是周全，先生，我——我佩服你。”

一片沉寂。

突然，康斯坦汀医生一拳头砸在桌子上，大家都被他吓了一大跳。

“但是，不对，”他说，“不，不，还不对！这种解释站不住脚，有很多小的漏洞。犯罪过程绝对不是这样的——波洛先生肯定很清楚。”

波洛转身惊讶地看了他一眼。“我明白，”他说，“我会告诉你我的第二个结论。但是别着急否定这一点。稍后你会同意的。”

他又转向众人。

“关于这起谋杀案，还有另外一个结论。我是这么总结出来的。

“听完所有的证词之后，我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开始思考。有几点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把这几点向我的两位同事列举了出来。有些我已经解释过了，比如护照上的油渍等等。现在我来说说剩下的几点。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火车离开斯坦布尔后的第一天，布克先生在餐车吃午饭时说的一句话。聚集在这里的人很有意思，形形色色各不相同，来自不同的阶层和国家。

“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想到这个特点时，我试着想象这样一群人在其他条件下是否有可能聚在一起。我的答案是——只有在美国。在美国，可能有这么一个家庭，包括了这么多不同国家的人——一个意大利汽车司机，一个英国家庭女教师，一个瑞典护士，还有一个德国女仆，诸如此类。这让我产生了一个猜测的框架——就是说，像导演选角色那样，给每个人分配一个在阿姆斯特朗家中出现的角色。这不仅十分有趣，而且让我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

“我还用了一些奇怪的结论来检验我脑子中的每个人的证词。先说麦奎因先生的证词吧。跟他的第一次谈话非常令人满意。但是第二次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奇怪的话。我对他说我们发现了一封提及阿姆斯特朗案件的信。他说：‘可是，肯定——’然后顿了顿，又说，‘我是说——那个老头子太粗心了。’

“因此我感觉到这不是他开始想说的话。假设他原本打算说的是：‘可是，肯定已经烧了。’在这种情况下，说明麦奎因先生知道这封信，并且知道它已经被烧毁了。换句话说，他要么是凶手，要么就是凶手的同伙。很好。

“然后是男仆。他说他的主人坐火车时习惯服用一片安眠药。这可能是真的，但是雷切特昨晚吃安眠药了没有？他枕头下面的自动手枪证明仆人说了谎。既然雷切特打算昨晚加强防备，那么不管他昨晚服用了什么安眠药，他自己肯定是不知情的。谁给他服的呢？显然是麦奎因或者他的仆人。

“现在，我们看看哈德曼先生的证词。我相信他对我说的关于自己身份的情况，但是当他说起自己用来保护雷切特先生的实际方法时，他的说法多少有点荒谬。保护雷切特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和他一起在房间里过夜，或者在某个能观察到他房门的地方。他的证词中说得很明白的一件事就是，其他车厢里的人不可能谋杀雷切特。这就把范围明确缩小到了伊斯坦布尔－加来车厢之中。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古怪，令人费解，我先把它放在一边。

“我无意中听到的德贝纳姆小姐和阿巴思诺特上校说的那几句话，也许此刻你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在我看来，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阿巴思诺特上校叫她‘玛丽’，显然他们关系很亲近。但是阿巴思诺特上校应该是几天前才遇见她的。而且我了解上校这一类英国人——就算对她一见钟情，也会很礼貌地慢慢进展，绝不会仓促行事。因此我推断，阿巴思诺特上校和德贝纳姆小姐其实早已认识，出于某个原因才假装互不相识。还有个小问题就是，德贝纳姆小姐熟悉‘长途电话’这个词，然而她却告诉我她从未去过美国。

“下一个证人。哈巴特太太告诉我们躺在床上她看不到联通门有没有闩上，所以她请奥尔松小姐帮她看一下。那么——如果她所住房间的号码是二、四、十二，或者任何双号，在这些房间里，插销正好在门把手的下方，那她所说的绝对是真话——但是像三号这样的单号房间，插销是在门把手的上方，因此不可能被洗漱包挡住。我只好得出结论，哈巴特太太编造出了一个没有发生过的故事。

“在这里，我说几句关于时间的问题。在我看来，那块瘪了的手表，真正有趣之处在于它所在的地方——在雷切特的睡衣口袋里，一个非常不舒服、非常不适合放表的地方。况且，床头边上还有一个挂表的‘挂钩’。因此我确信那块表是故意被放进口袋里的——伪装。那么，凶案就不是发生在一点一刻了。

“会不会更早一些？确切地说，是不是一点差二十三分？我的朋友布克先生根据我被一声大叫惊醒这件事，赞成这个说法，并跟我进行争论。但是如果雷切特被下了重药，他不可能大喊。如果他能大喊，他就能挣扎着保护自己，但是现场没有任何搏斗的迹象。

“我记得麦奎因曾提醒我们注意，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第二次非常明显），雷切特不会说法语。我得出一个结论，一点差二十三分发生的整个事件，就是专门演给我看的一出喜剧！任何人都能看穿这个手表的骗局——这是侦探小说中常见的桥段。他们认为我能看穿这个骗局，然后自作聪明地推断既然雷切特不会说法语，那么我在一点差二十三分时听到的声音就不是他的，那么雷切特肯定已经死了。但是我深信，一点差二十三分的时候，雷切特正由于安眠药的作用熟睡呢。

“可是这个把戏居然成功了！我打开门朝外看了看。我确实听见了那句法语。要是我蠢得没有意识到那句话的重要性，那么一定会有人尽力引起我的注意。必要的话，麦奎因可以直接说出来：‘抱歉，波洛先生，不可能是雷切特先生说的。他不会说法语。’

“那么，真正的作案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还有，是谁杀了他？

“以我之见——只是个看法——雷切特被杀的时间很接近两点钟，也就是医生给我们的时间下限。

“至于是谁杀了他——”

他顿了顿，看看他的听众。他可不能抱怨人们不关注他——每个人都紧紧盯着他，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