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缓缓地继续说道：

“要证明火车上的某一个人有罪是相当困难的，这一点让我很奇怪。每个人的不在场证明都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不可能’的人作证，这样一来，麦奎因先生和阿巴思诺特上校可以相互提供不在场证明，而这两个人似乎不可能之前就认识对方。英国男仆和意大利人也是如此，还有瑞典女士和英国女孩。我对自己说：‘这太不寻常了——他们不可能都卷进来！’

“然后，先生们，我忽然明白了，他们都牵涉其中。这么多与阿姆斯特朗家有关系的人，坐同一趟火车旅行，纯属巧合是不可能的：不可能。这不是偶然，而是计划好的。我想起阿巴思诺特上校关于陪审团的一句话。一个陪审团由十二个人组成——有十二位旅客——雷切特被刺了十二刀。那么，一直困扰我的事情——在一年中的淡季，一群不寻常的人挤满了斯坦布尔－加来的车厢——就解释清楚了。

“雷切特在美国逃脱了审判。毋庸置疑，他犯了罪。我想象着有十二个人自己组成一个陪审团，宣判雷切特死刑。由于情况紧急，他们不得不担任他的死刑执行人。基于这一假设，整个案子瞬间就一目了然了。

“我看到了一幅完美的镶嵌图案，每个人都扮演着分配给他或她的角色。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巧妙，要是有任何人受到怀疑，其他一个或几个人就会为他澄清，并把问题搅乱。一旦有画面之外的人涉嫌犯罪，又不可能提供不在场证明，那哈德曼的证词就很必要了。斯坦布尔车厢里的旅客是不会有危险的。他们证词中的每个细节都是事先设计好的。整件事就是个设计巧妙的拼图玩具，每发现一片新的线索，案子就困难一分。正如我的朋友布克先生所说，这案子简直离奇得无法想象。而这正是作案人想要给人的感觉。

“这个结论能解释所有问题吗？是的，可以。刀伤的性质——每一刀都是由不同的人刺下去的。那些伪造的恐吓信——之所以说伪造，是因为这都是不真实的，写下来只是为了制造证据。（无疑，肯定有真的恐吓信，警告雷切特小心性命的，只是被麦奎因销毁了，用恐吓信代替了。）之后哈德曼所说的被雷切特雇用的事——当然从头到尾都是谎话。对那个神秘人的描述，小个子、深色皮肤、说话女里女气的，只是为了方便而捏造的。既不会牵扯到任何列车员，而且男女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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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刀刺这个想法，乍看之下很奇怪，可仔细一想就知道再也没有比这更适合当前情况的了。匕首是每个人都会用的武器，无论身强还是体弱，而且不会发出噪音。也许我是错的，不过我猜想，十二个人依次从哈巴特太太的房间进入雷切特黑漆漆的房间里，刺了他一刀。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刀杀死了他。

“雷切特在枕头上发现的那最后一封恐吓信，已经被人小心地烧毁了。假如没有留下关于阿姆斯特朗一案的线索，那么警方绝对没有理由去怀疑火车上的任何一个旅客。那样就可以当成是外来的人做的，那么车上一个或更多的旅客都作证看到这个‘小个子、深色皮肤、说话女里女气’的人在布罗德下了车。

“我完全不知道当这些共谋者发现他们的部分计划因火车事故而可能无法实施时，会怎么办。我想象着，他们匆忙地商量了一下，决定继续进行。这样一来，一个或者所有的旅客都会受到怀疑，但他们早已预料到这一可能性并且有所准备。唯一需要增加的工作就是把事情弄得更乱。两条所谓的‘线索’被故意留在了死者的房间里——一条栽赃给了阿巴思诺特上校（他的不在场证明最充分，而且跟阿姆斯特朗家的关系也最难证实）；第二条，手帕的线索，栽赃给了德拉戈米罗夫公主，凭借她的社会地位，非常虚弱的体质，还有女仆和列车员的证词，她的清白无懈可击。

“为了把事情搞得更乱，他们又凭空编造了一个穿猩红色睡衣的神秘女人。我又一次为这个女人的存在作了证明。有人重重地敲了一下我的房门，我从床上跳起来向门外看过去——看到一个穿猩红色和服睡衣的人消失在远处。他们明智地选了三个人——列车员、德贝纳姆小姐和麦奎因——也见过她。我想，肯定是某个富有幽默感的人，趁我在餐车跟人交谈时，把那件睡衣放进了我旅行箱的上面一层。这件睡衣最开始是从哪里弄到的，我不知道，不过我怀疑这是安德雷尼伯爵夫人的，因为她的旅行箱里只有一件雪纺绸的长睡衣，而且太精致了，更像是喝茶时穿的，而非睡衣。

“当麦奎因第一个知道那封已经被小心烧毁的信居然还有一点没被烧毁，而且正好留有阿姆斯特朗那几个字时，他肯定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其他人。就在这时，安德雷尼伯爵夫人的处境岌岌可危，她丈夫迅速采取措施涂改了护照，这是他们第二次碰到霉运！

“他们一致否认跟阿姆斯特朗家有任何关系，也知道我不可能马上找出真相，而且相信，除非我怀疑他们中间的某个人，不然不会进一步调查这件事的。

“现在，还有一点需要考虑。如果我对这个案子的推论是正确的，而且我相信肯定是正确的，那么列车员一定也知道这个计谋。但如果是这样，那凶手就是十三个人，不是十二个。与通常那种‘多个人中有一个人是有罪的’不同，我面临的是‘十三个人中只有一个是无辜的’。是哪一个呢？

“我得出一个很古怪的结论，没有参与谋杀的那个人，正是被认为是最有犯罪动机的那个人。我指的是安德雷尼伯爵夫人。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伯爵严肃地以自己的名誉向我发誓，他妻子那晚从未离开房间时的真挚之情。于是，我认定，是安德雷尼伯爵代替他妻子做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皮埃尔•米歇尔绝对是十二人中的一个。可是如何解释他的参与呢？他是个在铁路公司工作了很多年的好人，并不是那种会受贿协助谋杀的人。由此，皮埃尔•米歇尔肯定也跟阿姆斯特朗一案有关。可这看起来不太可能。后来我想到那个死了的保姆是个法国人。假定这个不幸的女孩是皮埃尔•米歇尔的女儿，那一切都解释得通了——这也可以解释谋杀地点为何选在火车上。还有谁扮演的角色不是很清晰呢？我把阿巴思诺特上校当作阿姆斯特朗家的一个朋友。他们可能一起经过了战争。女仆，希尔德嘉德•施密特，我能猜到她在阿姆斯特朗家的职位。也许是我太贪吃了，但是我本能地感觉她是一个好厨娘。我给她设下了一个圈套——她上当了。我说我知道她是个好厨娘。她回答道：‘真的，没错，我的女主人们都这么说。’但是如果你是个女仆，你的主人很难有机会知道你是否是个好厨娘。

“然后是哈德曼。他似乎肯定不是阿姆斯特朗家里的人，我只能想到他跟法国女孩恋爱过。我跟他说起外国女人的迷人之处——再一次得到了我一直寻找的反应——他的泪水夺眶而出，可他却假装说雪太刺眼了。

“还剩下哈巴特太太。现在，哈巴特太太，请允许我说，在这出戏剧中你扮演了最重要的一个角色。由于房间就在雷切特的隔壁，因此她的嫌疑比其他人都大。照道理说，她没有什么不在场证明。为了演好她要扮演的角色——一个非常自然的、有些荒谬可笑的、宠爱女儿的美国母亲——确实需要一个艺术家。然而有个艺术家跟阿姆斯特朗一家关系密切：阿姆斯特朗太太的母亲——琳达•阿登，一个女演员⋯⋯”

他停了下来。

接着，响起了一个柔和、梦幻般的声音，跟在这次旅行中所用的声音截然相反，哈巴特太太说话了：

“我总是幻想自己能演喜剧。”

她继续梦幻般地说道：

“洗漱包的安排是个疏忽。这表明事先应该排练一下。我们来的时候曾经演示过，我想那时我在一个双号房间里。我从未想过插销的位置会有所不同。”

她稍稍移动了下身子，直视着波洛。

“你全都知道了，波洛先生。你是个了不起的人。可就算是你，也无法想象那种感受——纽约那可怕的一天！我悲痛欲绝，仆人们也是。阿巴思诺特上校也在那儿。他是约翰•阿姆斯特朗最好的朋友。”

“战时，他救过我的命。”阿巴思诺特上校说。

“那时我们当场决定（也许我们都疯了，我不知道）一定要执行卡塞蒂逃过的死刑。我们有十二个人——或者说十一个。当然，苏珊娜的父亲远在法国。开始我们打算抽签决定由谁来执行。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决定用现在这个方法。这是汽车司机安东尼奥提议的。后来玛丽和麦奎因详细拟定了各种细节。他一直很敬慕索妮亚——我女儿，是他向我们详细解释了卡塞蒂是如何用钱逃脱死刑的。

“完善整个计划花费了很长时间。我们首先得了解雷切特的行踪，最后哈德曼做到了。接着我们想方设法让他雇用马斯特曼和赫克托——或者至少是其中一个。嗯，我们做到了。然后我们跟苏珊娜的父亲商量了一下。阿巴思诺特上校很支持十二个人合作，他想把事情做得更加合乎规则。他不喜欢用刀刺这个主意，但他同意这么做能省掉大部分麻烦。而且，苏珊娜的父亲也表示愿意。苏珊娜是他唯一的孩子。我们从赫克托那里得知，雷切特早晚要乘坐东方快车从东边回来。因为皮埃尔•米歇尔就在那趟车上工作，真是时不可失。而且，这也是个不牵连外人的好方法。

“当然，我女婿也知道了，他坚持陪她坐这列火车。赫克托设法让雷切特选择了米歇尔值班这天的火车。我们打算把斯坦布尔－加来车厢上的所有铺位都包下来，可遗憾的是，有个铺位被订走了，是留给公司董事的。‘哈里斯先生’当然是假的。但是如果赫克托的房间里有个陌生同伴会很尴尬。于是，在最后一刻，你来了⋯⋯”

她停了停。

“好啦，”她说，“现在你全都知道了，波洛先生，你打算怎么办？如果必须把事情公之于众，你能不能把责任都推给我，让我独自承担呢？我情愿自己刺了那人十二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要对我女儿还有她孩子的死负责，还要对另一个原本可以幸福快乐生活的孩子负责。不仅如此，在黛西之前，还有别的孩子被绑架过，而且将来还可能会有其他人。社会给他定了罪，我们只是执行判决。但是没必要把其他人也牵扯进来。所有这些善良忠诚的人——还有可怜的米歇尔，还有玛丽和阿巴思诺特上校——他们都深爱彼此⋯⋯”

她的声音极其动人，回响在拥挤的空间中——这个低沉、富有感情、振奋人心的声音，感动了纽约许多的观众。

波洛看看他的朋友。

“你是公司的董事，布克先生，”他说，“你要说些什么？”

布克先生清清嗓子。

“我的意见是，波洛先生，”他说，“你提出来的第一个推论是正确的——确实如此。我建议，南斯拉夫警察到达时，我们把这个结论提交给他们。你同意吗，医生？”

“当然同意，”康斯坦汀医生说，“至于医疗证据，我想——呃——我会提一两个奇妙的建议。”

“那么，”波洛说，“我的解决方案已向大家说明，我可以荣幸地退出此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