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尔的目光依次扫过每张脸。只有一个人回答了他的问题。奥利弗太太向来不吝发表观点，立刻就开口了。

“女孩或医生。”她说。

巴特尔用视线征求另两位的意见。但他们都不愿发言。瑞斯摇摇头。波洛则仔细抚平皱巴巴的桥牌计分表。

“他们之中有一个凶手，”巴特尔说，“其中一个撒了弥天大谎。但究竟是哪一个？不好判断——不好判断。”

他又沉默了一两分钟，然后说：“总结一下他们的说法：医生认为是德斯帕，德斯帕认为是医生，那女孩认为是洛里默太太——洛里默太太不肯说！没什么启发。”

“也许没有。”波洛说。

巴特尔立即瞥了他一眼。“你认为有？”

波洛挥挥手。“细微的差别——没什么。”

巴特尔又说：“你们两位真是守口如瓶——”

“没有证据。”瑞斯直截了当地说。

“哎，你们这些男人！”奥利弗太太受不了沉闷的局面。

“我们大致审视一下可能性吧，”巴特尔沉吟片刻，“我的头号嫌疑人是医生。以他的特定职业，应该知道从什么位置插进匕首最致命。但也只有这个理由而已。然后是德斯帕。他很有胆量，习惯于当机立断，而且善于冒险。洛里默太太？她的胆量也不小，而且像是那种藏有某种秘密的女人。她似乎遇到过一些麻烦。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她又是个很有原则的女人——简直可以当女校的校长。很难想象她会拿刀捅人。事实上，我不认为她会是凶手。最后是年轻的梅瑞迪斯小姐。我们对她一无所知。表面上看来，她是个普普通通、漂漂亮亮，还很害羞的女孩，但谁知道呢？我说了，我们对她一无所知。”

“我们知道夏塔纳先生认定她杀过人。”波洛说。

“天使的面孔下，隐藏着魔鬼的本性。”奥利弗太太沉吟道。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巴特尔？”瑞斯上校问。

“你觉得推测没有益处吗？哎，这种案子不推测可不行。”

“直接追查这些人的底细岂不更好？”

巴特尔笑了笑。“噢，我们会尽力调查。你也可以帮我们一把。”

“没问题。怎么查？”

“关于德斯帕少校，他经常出国——南美、东非、南非——你有办法打探那些地方的消息，可以调查他的资料。”

瑞斯点点头。“可以安排。我会搜集能搜集到的所有信息。”

“噢，”奥利弗太太喊道，“我有个计划。我们一共四个人——不妨说是四个侦探——他们也是四个人！一对一认领怎么样？瑞斯上校查德斯帕少校，巴特尔警司查罗伯茨医生。我去查安妮·梅瑞迪斯，波洛查洛里默太太。各显神通！”

巴特尔警司断然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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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奥利弗太太。你知道，这是公事，负责案子的是我。所有线索我都得跟进。再说一对一也没那么容易安排。也许我们之中有两个人瞄准同一个目标呢！瑞斯上校可没说他怀疑德斯帕少校，波洛先生也未必会把赌注压在洛里默太太那里。”

奥利弗太太叹着气。

“多好的计划啊，”她遗憾地连声叹息，“那么完美。”接着她又振作起来，“但你总不反对我自己做点小调查吧？”

“不会，”巴特尔警司慢条斯理地回答，“我不反对。事实上，我也无权反对。既然你参加了今晚的宴会，自然可以采取任何满足你好奇心或是兴趣的行动。不过，奥利弗太太，我要提醒你，最好小心一点。”

“绝对保密，”奥利弗太太说，“我不会走漏半点风声——”她这话似乎说得底气不足。

“我想巴特尔警司不是这个意思，”赫尔克里·波洛说，“他是指，根据我们的推断，你的对手可能杀过两次人——所以如果他觉得有必要，会毫不犹豫地杀第三次。”

奥利弗太太若有所思地看看他，笑了——愉悦而动人的笑容，像个冒失的小孩。

“你已经得到了警告。”她转述了这句名言，“谢谢，波洛先生，我会处处留神，但我绝不退出。”

波洛优雅地微鞠一躬。“容我评论一句——夫人，你真闲不住。”

奥利弗太太坐得笔直，以参加商务会议的语气说：“我提议，我们搜集到的所有情报都应该共享——也就是说，有了线索不能自己保密。当然，各种推论和印象可以藏在心里。”

巴特尔警司叹了口气。“这不是侦探小说，奥利弗太太。”

瑞斯也说：“所有情报自然都得交给警方。”

“义正词严”地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又眨眨眼睛。“我相信你一定会遵守游戏规则，奥利弗太太。染血的手套、漱口杯上的指纹、烧焦的碎纸片……你都会交给巴特尔。”

“你尽管嘲笑吧，”奥利弗太太说，“但女性的直觉——”她坚定地点点头。

瑞斯站起身。

“我会帮你调查德斯帕。可能要花点时间。还有什么可以效劳的？”

“应该没有了，谢谢你。你没有什么建议吗？我调查时会有所侧重。”

“嗯。唔……我会重点关注枪击、毒杀或意外事故，但想必你本来也会朝这些方向发掘。”

“我记下了——好的，先生。”

“很好，巴特尔。办案这方面就不用我来教你了。晚安，奥利弗太太。晚安，波洛先生。”瑞斯上校最后一次向巴特尔点头致意，走出房间。

“他是谁？”奥利弗太太问道。

“他在军队有辉煌的纪录，”巴特尔说，“也经常游历各国，世界上没几个地方是他不知道的。”

“我猜他是特工，”奥利弗太太说，“要不今晚怎么会邀请他呢。你不方便明说，我懂。四个凶手对四个侦探——苏格兰场、特工、私家侦探、侦探小说家。绝妙的安排。”

波洛摇摇头。

“你错了，夫人。这主意极其愚蠢。老虎受惊了——突然扑了过去。”

“老虎？为什么说老虎？”

“我是用老虎来比喻凶手。”波洛答道。

巴特尔直入主题：“你觉得我们该采取什么策略，波洛先生？这是个大问题。我还想知道你会怎样从心理角度看待这四个人。你特别热衷于这一套。”

波洛一边继续抚平桥牌计分纸，一边说：“你说得对，心理状态非常重要。我们已经知道凶手犯的是什么类型的谋杀案，以及具体的谋杀方式。如果从心理角度可以判断某人不可能犯下这一类谋杀案，我们就可以将他排除出嫌疑名单。我们对这些人已略有认识，有了初步印象，也知道应该分别从什么角度追查他们；根据他们打牌的战术、计分方式和笔迹，对他们的思想和性格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可惜呀！要直接得出肯定的结论，没那么容易。这起谋杀需要胆量和勇气，凶手是一个勇于冒险的人。

“那么，首先是罗伯茨医生——喜欢虚张声势，叫牌叫得过高，冒险时完全相信自己的能力。他的心态与这起案件非常合拍。你也许会说，这么一来梅瑞迪斯小姐的嫌疑就自动消除了。她十分胆怯，害怕过高的叫牌，小心、节俭、谨慎、缺乏自信——最不可能鲁莽地采取这种风险极大的突然袭击方式。但胆怯的人也会因恐惧而杀人。极度恐慌和紧张的人一旦陷入绝望，会像被逼入死角的老鼠，可能会拼死反击。如果梅瑞迪斯小姐以前犯过罪，而且又相信夏塔纳先生掌握了内情、准备将她交给法律制裁，她一定会恐惧得发疯，进而不择手段以求自保。结果相同，只是心理反应的过程不同而已——不是冷静、大胆，而是绝望得发狂。

“然后是德斯帕少校——淡定、足智多谋的人，只要他认为有必要，就会不惜冒险。他会权衡利弊，最终确定判断是否值得一搏——他是积极的行动派，只要他确信有一定的胜算，便不会在风险面前退缩。最后是洛里默太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才智和能力却很出众。她性格冷静，精于算计，说不定她的脑筋在四个人中最出色。我想，如果洛里默太太是凶手，一定早有预谋。我能想象她有条不紊、百般谨慎地策划一起谋杀，以确保整个计划万无一失。鉴于这一理由，我感觉她的嫌疑比其他三人稍低。不过，她的性格很强势，无论做什么都能做到完美无缺。她是个效率极高的女人。”他停住了。

“结果又绕回来了。不，查这个案子只有一个办法：追查他们的历史。”

巴特尔叹了口气，嘀咕着：“你说过了。”

“在夏塔纳先生看来，这四个人全都是凶手。他有证据吗？还是猜测而已？无法判断。我想他不太可能掌握多达四起谋杀案的确切证据——”

“我同意，”巴特尔点点头，“否则也未免太巧了。”

“我想应该是这么回事——偶然谈到谋杀或某一特定类型的谋杀时，夏塔纳先生正好捕捉到某人的表情。他非常敏锐——对表情十分敏感。他以试验为乐，通过漫无目标的谈话辗转刺探，时刻盯紧对方是否退缩、有无保留、是否急于转移话题。噢，这很简单。如果你格外怀疑某个秘密，要确证你的疑虑就再容易不过了。每次偶然命中目标的只言片语都不会逃过你的眼睛——如果你刻意留心的话。”

“我们这位已故的朋友一定很享受这种游戏。”

“那不妨假设有一两件案子就是这样发现的。也许他偶然接触到了另一件案子的确凿证据，便穷根究底。我怀疑他对某一起案件的了解是否充分到了——比如，足以呈送给警方正式立案的程度。”

“也不一定，”巴特尔说，“往往有些疑点，虽然我们怀疑其中有问题，却永远无法证明。无论如何，我们的行动方案很清楚了。先调查这些人的全部背景——重点关注任何不寻常的死亡事件。你们应该跟上校一样，注意到夏塔纳在晚宴上说的话了。”

“黑天使。”奥利弗太太喃喃自语。

“有几句话提到了毒药、意外事故、医生的良机、枪支走火。如果是这几句话给他签下了死刑执行令，我可一点儿也不意外。”

“那番话让人很不舒服。”奥利弗太太说。

“的确，”波洛说，“那些话至少戳中了某个人的要害——那个人大概以为夏塔纳掌握的内幕远比实际上来得多；那个人以为这是通往大结局的序幕——夏塔纳安排的晚宴正是一出好戏，以逮捕凶手为最高潮！不错，如你所说，他用那些话做鱼饵逗引客人们的同时，也签署了自己的死刑执行令。”

众人陷入沉默。

“战线会拉得很长，”巴特尔叹道，“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查出所有资料——而且还得万分小心，不能让这四个人中的任何一位怀疑我们的目的。所有的问题表面上必须围绕这起案件本身。绝不能被他们察觉我们已摸到了凶手的动机。最麻烦的是，我们要查的陈年谋杀案不止一件，而是四件。”

波洛提出异议。

“我们的朋友夏塔纳先生未必绝对可靠，”他说，“他可能——只是可能——弄错了。”

“四件都弄错？”

“不，他还不至于笨到那种程度。”

“错一半对一半？”

“也不至于。在我看来，也许错了四分之一。”

“一个清白，另外三个有罪？那也够糟糕的了。最惨的是，即便我们查出真相，可能也于事无补。就算某人多年前某人把他或她的老姑婆推下楼梯，对眼下这个案子，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可以，可以，都有用，”波洛鼓励他，“你理解的，我想到的你应该也想到了。”

巴特尔缓缓点头。

“我懂你的意思，”他说，“同样的犯罪特征。”

“你是指从前那起事件的死者也是被匕首捅死的？”奥利弗太太问。

“不一定这么简单，奥利弗太太。”巴特尔转向她，“但我相信两次犯罪基本属于同一类型。细节也许有差异，但其中蕴涵的基本要素一致。说来也怪，凶手居然每次都在同样的地方出现纰漏。”

“人是一种缺乏创意的动物。”赫尔克里·波洛说。

“女人的变化却无穷无尽。”奥利弗太太说，“我绝不会用同一手法杀两次人。”

“难道你的小说里没有两次用过同样的布局？”巴特尔问道。

“《莲花谋杀案》，”波洛低声说，“《蜡烛的线索》。”

奥利弗太太转向他，感激得两眼放光。“你真聪明——太聪明了。那两本书当然用了相同的布局，但别人都看不出来。一本写的是内阁成员周末聚会时文件失窃，另一本则是婆罗洲一个橡胶农场主家发生的命案。”

“但布局的核心元素都一样，”波洛说，“是你笔下最干净利落的诡计之一。农场主设计了他自己的命案，内阁成员则导演了自己的文件失窃案，结果最后关头都因为第三者插手而弄假成真。”

“我喜欢你最新的那本书，奥利弗太太，”巴特尔警司也称赞道，“几位警察局局长纷纷中枪的离奇巧合。你描写官方的情节时只有一两处细节失误。我知道你一贯追求精确，所以不知是否——”

奥利弗太太打断了他。

“其实我才不在乎精确问题。谁能一丝不苟？这年头没人办得到。如果一名记者这么写：一个二十二岁的漂亮女孩眺望大海、吻别心爱的拉布拉多犬‘鲍勃’，然后开煤气自杀，谁会没事找事去挑刺说那女孩其实是二十六岁，房间面朝内陆，那只狗是锡利哈姆梗，名叫‘邦尼’？如果连记者都能随便写写，那我混淆了警衔，想写自动手枪却写成左轮手枪，想写留声机却写成窃听器，还用了让被害人服下后只来得及说半句话就咽气的毒药，又有什么关系？

“最重要的是大量的尸体！如果内容比较沉闷，多来点鲜血就生动了。某人刚要透露某些信息——却被灭口！这一招屡试不爽。我的每部作品都有——当然，加了各种各样的包装。读者喜欢来历不明的毒药；喜欢看笨警察和少女被绑在地下室，同时下水道的瓦斯或者污水即将猛灌进来，诸如此类麻烦透顶的杀人方式；喜欢能单枪匹马对付三到七个恶棍的大英雄。我已经写了三十二本书——波洛先生似乎注意到了，模式其实都差不多——但别人都没发觉。只有一个遗憾——我把侦探写成了芬兰人。其实我根本不了解芬兰人。芬兰读者常给我来信，指出侦探的某些言行太不可思议。芬兰人似乎特别喜欢侦探小说，可能是冬季太漫长，日照太少的缘故。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好像根本不看。早知道我就把他写成保加利亚人。”

她突然打住。

“真对不起，我废话太多了。眼下是真正的谋杀啊！”她兴奋得满脸放光，“如果他们四个人都没杀他，那该有多精彩。如果他邀请这么多人，然后悄悄自杀，通过制造混乱来取乐……”

波洛赞许地点点头。“值得敬佩的结局。如此干脆，如此讽刺。但很可惜，夏塔纳先生不是那种人，他非常爱惜生命。”

“我看他不是好人。”奥利弗太太缓缓答道。

“他确实不是好人，”波洛说，“但他本来活着，现在死了。正如我告诉过他的那样，对于谋杀，我秉持中产阶级的传统道德观。我反对谋杀。”

他又轻轻加上一句：“所以——我准备深入虎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