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波洛就热情地拥抱着我，贴着我的脸颊说：“终于！你想通了！完全靠自己！太好了！继续推理。你说得对，我们把乔治·科诺给忘了，显然是犯了一个大错。”

这小个子的称赞让我受宠若惊，几乎思考不下去了。但是最后，我还是集中思路，继续说道：“乔治·科诺二十年前失踪了，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死了。”

“绝对没有。”波洛表示同意，“继续说吧。”

“那么我们假设他还活着。”

“没错。”

“或者说，直到最近还活着。”

“越来越对了！”

“我们先这么假设，”我情绪高涨起来，“他很落魄，成了罪犯、流氓、流浪者——随便怎么说。他偶然间来到了梅林维尔，然后发现了那个他一直深爱着的女人。”

“注意点！又多愁善感了。”波洛提醒道。

“‘爱之深、恨之切’，”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反正他在那儿发现了她，用的是化名，还有了新的情人，英国人雷诺。旧日的委屈涌上心头，乔治·科诺跟雷诺吵了一架。他藏起来，等雷诺去密会情人时，从背后刺了他一刀。之后他后悔了，就去挖了个墓坑。我猜，多布罗尔夫人这时很可能出来找她的情人，并和科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把她拽进棚屋，可突然癫痫发作，倒在地上。假设杰克·雷诺正好出现了，多布罗尔夫人把事情都告诉了他，并指出，如果过去的这段丑闻被揭发，就会给她的女儿造成严重的后果。杀他父亲的凶手已经死了，还不如把事情尽量压下来。杰克·雷诺同意了，回到屋子里说服了他母亲，也把多布罗尔夫人向他建议的方法一并告诉了她。她同意了，让儿子塞住她的嘴巴、捆住手脚。波洛，你认为怎样？”

波洛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我认为你应该去编电影剧本，我的朋友。”最后，他终于说道。

“你的意思是——”

“你刚才对我说的这个故事，如果拍成电影的话一定很不错，可是一点都不像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事。”

“我承认我还没有说到全部细节，但是——”

“你扯得太远了，把细节全都忽略掉了。那两个人的穿着打扮呢？你的意思是不是，刺死情敌之后，科诺把死者的衣服脱下来，自己穿上，然后再把裁纸刀放回去？”

“我不觉得那有什么重要的，”我气愤地反驳，“也许那天的早些时候，他威胁多布罗尔夫人，从她那儿弄到了衣服和钱。”

“威胁，嗯？你真的要这么假设吗？”

“当然。他威胁说要向雷诺夫妇揭穿她真正的身份，这样她女儿跟小雷诺结婚可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你错了，黑斯廷斯。他不可能敲诈她，因为他有把柄在她那儿。别忘了，乔治·科诺仍然因为谋杀而被通缉，她一句话就能把他送上断头台。”

尽管不情愿，但我不得不承认此话有理。

“你的推论，”我不悦地说，“不用说，每个细节都是正确的了？”

“我的推论就是真相，”波洛平静地说，“而真相一定是正确的。你的推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你对午夜幽会和激情场面的想象力让你误入歧途了。但是调查谋杀案时，我们必须把自己的立场放在基本的常识之上。要不要我把自己的方法演示给你看？”

“哦，那我们可一定要来一场示范了。”

波洛坐得笔直，开始说了起来，食指还时不时地晃动着，以示强调。

“我和你一样，从乔治·科诺这个基本事实开始说起。贝罗迪夫人当年在法庭上说的那两个俄国人的故事纯属虚构。如果她没有参与作案，这便是她一个人编的，而且是在审讯时现编的。相反，如果她有罪，那么可能是她或者乔治·科诺编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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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我们调查的这个案子里，我们听到了相同的故事。我曾经对你说过，事实证明谋杀案并不是多布罗尔夫人授意的。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假设：故事是乔治·科诺编出来的。很好。因此，是乔治·科诺谋划了这个案子，而雷诺夫人是同谋。她站在明处，而她背后有个阴暗的影子，化名我们目前还不知道。

“现在，让我们从头开始，仔细地再梳理一遍这个案子，按照时间顺序写下每一个要点。你有笔记本和铅笔吗？好。第一个要记下来的是哪件事呢？”

“写给你的信？”

“那是我们最早知道的一件事，但不是本案的开始。我得说，最重要的第一点，是雷诺先生来到梅林维尔之后性格的变化，而且有好几个人可以作证。我们还要考虑到他跟多布罗尔夫人的友情，还有付给她的那一大笔钱。从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跳到五月二十三日那天。”

波洛顿了顿，清清嗓子，示意我写下来：

五月二十三日：雷诺先生的儿子说要娶玛尔特·多布罗尔，两人吵架，儿子前往巴黎。

五月二十四日：雷诺先生修改了遗嘱，把全部财产交给妻子。

六月七日：和流浪汉在花园吵架，被玛尔特·多布罗尔看到。

写信给赫尔克里·波洛，恳求帮助。

发电报给杰克·雷诺先生，命令他坐安茱拉号去布宜诺斯艾利斯。

让汽车司机马斯特斯去度假。

那天晚上有女客来访，他送她出门，说：“好，好，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现在就走吧！”

波洛停下了。

“黑斯廷斯，把这些事实一个一个地仔细思考一下，跟整个案情做一下比较，看看能否得出一些新的观点。”

我认真而努力地按他说的去做。过了一会儿，我犹犹豫豫地说：“关于开头几点，问题在于我们采用哪种理论：是勒索还是他迷恋多布罗尔夫人。”

“勒索，这一点毫无疑问。你听到斯托纳说过他的个性和生活习惯了。”

“雷诺夫人并未证实他的说法。”我争辩道。

“我们已经看出雷诺夫人的证词并不那么可靠。在那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相信斯托纳。”

“可是，如果雷诺跟一个叫贝拉的女人有瓜葛的话，那么他跟多布罗尔夫人有点什么，也不是不可能。”

“是有可能，我承认，黑斯廷斯。可他真是这样吗？”

“那封信，波洛。你忘了那封信了。”

“不，我没忘。可是，你为什么会认为那封信是写给雷诺先生的？”

“呃，那是在他口袋里发现的，而且——而且——”

“就这些！”波洛打断了我，“信上没写是写给谁的。我们假设它属于死者，是因为它在死者的大衣口袋里。唉，我的朋友，我始终觉得那件大衣有问题。我量了一下，也说过他穿这件大衣太长了。这话值得你去思考。”

“我以为你只是说说罢了。”我坦白道。

“啊，什么话啊！之后你也看到我量杰克·雷诺先生的大衣了。哎呀，杰克·雷诺先生穿的大衣真短。把这两件事，再加上第三件——杰克·雷诺先生匆忙赶去巴黎——放在一起，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我明白了，”我慢慢地说着，波洛的话让我醒悟过来，“那封信是写给杰克·雷诺的，而不是他父亲。他在匆忙和愤怒中穿错了大衣。”

波洛点点头。

“完全正确！稍后我们再说这一点。我们相信那封信跟老雷诺先生没有关系，现在，看看下一件事。”

“五月二十三日，”我读着，“‘雷诺先生的儿子说要娶玛尔特·多布罗尔，两人吵架，儿子前往巴黎。’从这句话中我没看出什么来，第二天修改遗嘱好像也很顺理成章，这是吵架的后果。”

“我同意，我的朋友，至少是个起因。可是，雷诺先生变更遗嘱这个行动，真正的动机是什么？”

我惊讶地圆睁双眼。

“被他儿子气的。”

“可他还是往巴黎写了几封充满慈爱的信？”

“这是杰克·雷诺说的，他又拿不出证据来。”

“好吧，我们先跳过这一点。”

“下面是发生命案的那一天。你把早上发生的事情按照一定顺利排好了，理由是什么呢？”

“我查清了写给我的那封信和电报是同一时间发出的。没过多久，马斯特斯得到通知可以去度假。在我看来，和流浪汉吵架发生在这些事情之前。”

“我不明白你为何如此肯定，除非你又问过多布罗尔小姐了。”

“不需要。我很肯定。而且，如果你看不出来这一点，那你就什么都看不出来了，黑斯廷斯。”

我看了他好一阵子。

“当然！我是个白痴！如果那个流浪汉是乔治·科诺，雷诺先生肯定是跟他发生激烈的争执之后才感觉到危险的。他支开了汽车司机马斯特斯，因为怀疑他被科诺收买了。他给儿子发了电报，给你写了信。”

波洛嘴边浮起一丝微笑。

“他在信中所使用的措辞，跟后来雷诺夫人所说的话一模一样，你不觉得奇怪吗？如果圣地亚哥是个骗局，那雷诺为何要提到它？而且，更重要的是，把他儿子派去那儿？”

“真让人搞不懂，我承认。不过也许我们之后会找到答案的。现在，我们回到那天晚上，还有那个神秘的女访客。我承认自己无法理解，除非那个人就是弗朗索瓦丝说的多布罗尔夫人。”

波洛摇摇头。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你的智慧都去哪儿？别忘了那张支票碎片，以及斯托纳对‘贝拉·杜维恩’这个名字有点耳熟这个事实，我想我们可以认为贝拉·杜维恩就是写信给杰克的那个人，也是那天晚上来别墅的人。她是过来看杰克的，还是打算找他父亲帮忙的，我们不能确定，不过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事情发生的经过。她提出了要求，和对杰克提出的一样，可能还出示了杰克以前写给她的信。老头儿开了一张支票想把她打发走，她愤怒地撕了支票。她信中的用语表现出了一个女人真挚的爱情，所以给她钱让她非常生气。最后他还是让她走了，这时他说的话非常重要。”

“‘好，好，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现在就走吧！’”我重复了一遍，“在我看来语气有些激动，仅此而已。”

“这就够了。他非常着急地让那女孩走，为什么？不是因为会面不太愉快，而是时间飞逝。因为某个原因，时间对他来说非常宝贵。”

“为什么宝贵？”我一头雾水。

“这正是我们问自己的。为什么？后来发生了手表的事——这再次向我们说明了在这起谋杀案中，时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在，我们正飞快地接近真相。贝拉·杜维恩离开时是十点半，根据手表的线索，我们知道凶案发生在十二点以前，或者可以这么说，是凶案被计划成发生在十二点以前。刚才我们已经回忆了凶案发生之前的每一件事，除了一件。根据医生的证词，流浪汉被发现时，至少死了四十八小时，说不定还要提前二十四小时。现在，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能提供帮助的事实，在此基础上我认定他死于六月七日早晨。”

我木然地看着他。

“但是你怎么做到的？为什么？你怎么可能知道？”

“因为只有这样，事情的经过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我的朋友，我带着你顺着这条路一步步往前走，你现在还没看出这事儿有多明显吗？”

“我亲爱的波洛，我看不出来有什么明显的。我确实以为自己之前看清道路了，可现在又全都糊涂了。看在上帝的分上，接着说，告诉我谁是杀害雷诺先生的凶手吧。”

“这也是我尚不能肯定的一点。”

“可你说这已经很明显了啊？”

“我们说的是两件事，我的朋友。要记住，我们调查的是两起案子——我已经对你指出了，我们必须有两具尸体。哎呀，哎呀，别不耐烦，我全都解释给你听。首先，我们运用心理学。雷诺先生的想法和行为在三个地方呈现出了显著的变化，因此这里包含了三个心理要素。第一次是发生在他到达梅林维尔后不久，第二次是跟儿子因为某个问题吵架之后，第三次就是六月七日早上。现在说一下相对应的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遇见了多布罗尔夫人。第二个原因跟她有间接的关系，因为这涉及雷诺先生的儿子和她的女儿之间的婚事。但是第三个原因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需要我们进行推理。好了，我的朋友，我来问你个问题：是谁计划了这起案子？”

“乔治·科诺。”我看着波洛，迟疑地说。

“正是他。吉劳德说过一个原理：女人撒谎是为了救自己、救爱人或者救孩子。我们认为撺掇她撒谎的人是乔治·科诺，但乔治·科诺不是她的儿子杰克·雷诺，那第三种可能就排除了。既然我们认为犯罪的人是乔治·科诺，那么第一种也排除了。因此，我们只好接受第二种可能性——雷诺夫人是为了她爱的男人而撒谎。换句话说，是为了乔治·科诺而撒谎。你同意吗？”

“是的，”我承认道，“非常符合逻辑。”

“好！雷诺夫人爱乔治·科诺。那么，乔治·科诺是谁？”

“那个流浪汉。”

“我们有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她爱那个流浪汉？”

“没有，可是——”

“很好。不要坚持那些不符合事实的理论。你问问自己，雷诺夫人爱的人是谁。”

我困惑地摇摇头。

“你当然清楚，雷诺夫人深爱的人是谁，她又是在看到谁的尸体时晕倒了？”

我目瞪口呆。“她丈夫？”

波洛点点头。

“她丈夫，或者叫乔治·科诺，你怎么说都行。”

“但这是不可能的。”

“怎么‘不可能’？我们刚才不是一致同意，多布罗尔夫人勒索乔治·科诺了吗？”

“是的，但是——”

“而且她不是成功地勒索到一大笔钱吗？”

“这也许是真的，不过——”

“我们对雷诺先生的年轻时代和他的成长经历一无所知，这不是事实吗？就在二十年前，他作为一个法裔意大利人忽然出现了，这不是事实吗？”

“就算是这样，”我更为坚定地说，“我认为你忽略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什么问题，我的朋友？”

“嗯，我们承认乔治·科诺策划了这起案子，这样就会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他策划了自己的谋杀案！”

“很好，我的朋友。”波洛泰然自若地说，“他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