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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四十五分钟之后，赫尔克里·波洛从伊灵大道地铁站走出来。五分钟后，他到达了目的地——城堡园路八十八号。这是一幢小小的、一面与邻居相连的连排屋。看到屋子前院的花园整齐有致，赫尔克里·波洛赞赏地点点头。

“漂亮的对称格局。”他自言自语地说。

巴恩斯先生在家。波洛被领到一个很精致的小客厅。不一会儿，主人就出来见他了。巴恩斯先生个子矮小，两眼很有神，头发却几乎掉光了。他透过眼镜上下打量着来访者，左手拨弄着波洛刚刚交给女佣的名片。他谨慎地几乎是用假声轻轻地说：

“哦，哦，波洛先生吗？我很荣幸。”

“请原谅我这么贸然来访。”波洛礼貌地说。

“这样最好，”巴恩斯先生说，“这个时间很合适，七点差一刻。这个季节里这个时间不管去谁家找人都是最保险的。”他挥了挥手，“坐吧，波洛先生。我想我们俩一定有不少要谈的。夏洛特皇后街五十八号，我猜？”

波洛说：“您猜对了，但您是怎么想到的呢？”

“亲爱的先生，”巴恩斯先生说，“我从内政部退休已经有些时候了，不过我还没有完全迟钝。如果有什么秘密的事儿，最好不要惊动警方，太惹人注意！”

波洛说：“我想再问一个问题，您为什么会认为这是个秘密的事儿呢？”

“不是吗？”对方问，“那么，如果不是——我认为它应该是。”他身子向前倾，用眼镜轻轻地敲打着椅子的扶手，“在特工情报工作中，您想要的从来都不是那些小苍蝇，而是最大的蛀虫。但是如果想找到他们，您必须格外小心，不能惊动那些小苍蝇。”

“我觉得，巴恩斯先生，您知道的比我多。”赫尔克里·波洛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对方说，“只不过做了些简单的推理而已。”

“您的推论之一是？”

“安伯里奥兹，”巴恩斯先生马上说，“您忘了我在候诊室里和他面对面坐了一两分钟。他不认识我。我永远都是个不起眼的人，有时这并不是件坏事。可是我认识他，我还可以猜到他去那里干什么。”

“干什么？”

巴恩斯先生两眼放光：“我们国家的人都很讨厌，很保守，明白吗，保守到骨子里去了。我们也有很多抱怨，但是并不想砸烂这个民主政府去做新的尝试。这就使那些可悲的全力要颠覆我们的外国煽动者痛心疾首！在他们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有着相当的金融实力。目前这在欧洲国家中已是绝无仅有了！要打击英国，真正地打击它，你必须搞垮它的金融，这是唯一的办法！那么有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这样的人在掌权，你就不可能搞垮英国金融。”

巴恩斯先生停了停，又接着说：“布伦特是那种私人生活中永远都不欠账的人，只在自己的财力范围内生活——不管他每年进账两分钱还是几百万都一样。他就是这类人。在他看来，一个国家也应该是这样的！没有昂贵的实验，没有狂热的开支用于乌托邦式的梦想。这就是为什么，”他又停了一下，“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下决心要赶走他。”

“啊。”波洛说。

巴恩斯先生点点头。“是的，”他说，“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当中有些是很好的人，长长的头发，期待的眼神，一心想着更美好的未来。另一些人呢就不太好，事实上是非常坏。他们留着小胡子，操着外国口音，整天鬼鬼祟祟。还有另一大帮恶棍之类的。这些人都认为：布伦特必须滚蛋！”

他把椅子微微向后靠了靠，然后又向前倾：“他们都想打破旧秩序！那些托利党分子，保守党分子，顽固派，还有那些精明多疑的商人，都是这么想的。也许这些人是对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你必须要清楚用什么来代替旧秩序——必须是切实可行的东西，而不只是听上去好听。呃，我们在这里也不必深究，反正我们需要的是确凿的证据，而不是虚无缥缈的理论。把支柱铲除，房子自然就倒了。布伦特就是一根这样的支柱。”

他又向前靠了靠：“他们是冲着布伦特去的，这个我知道。依我看，昨天上午他们差点儿得手。也许我错了，但是过去就有人用过，我是说这种手段。”

他停了下来，接着他谨慎地、轻声地说出了三个名字。一个是才干卓越的财政大臣，一个是有远见、有进步思想的企业家，还有一个是颇得民心、有希望的年轻政治家。第一个死在手术台上，第二个因为得了一种不知名的怪病，没有被及时诊断出来而死，第三个死于车祸。

“非常简单，”巴恩斯先生说，“麻醉师弄错了麻药。你看，这确实可能发生。第二个例子中，症状比较不明显。看病的医生只是个好心的全科医生，不能指望他诊断出病因。第三个例子是一个心急如焚的妈妈开车去接她生病的孩子。催人泪下的故事，陪审团宣判她无罪！”

他又停了一下：“事情都发生得非常自然，而且不久就被人遗忘。但是让我来告诉你这三个涉事人现在的情况。第一个麻醉师以个人名义创建了一所一流的实验室——不惜工本。第二个普通科的医生退休了，现住在布劳兹一座不错的房子里，还有一艘游艇。那个妈妈呢，现在住在郊外一座漂亮的花园洋房里，还有一个围场。她的孩子们不仅可以接受一流的教育，还可以在假日里骑马。”

他边说边慢慢地点着头。

“在任何职业任何行当中，都会有经不住诱惑的人。我们这个案件的问题在于莫利不是这种人。”

“您觉得事情是这样的？”赫尔克里·波洛说。

巴恩斯先生说：

“是的。要想接近一个大人物很不容易，你知道。他们都被保护得很好。汽车事故有风险，而且并不是每次都能得手。但是在牙医的手术椅上，人毫无防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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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摘下眼镜，擦了擦，然后又戴上。他说：

“这就是我的推断！莫利不肯下手，然而他知道的又太多，所以他们必须把他除掉。”

“他们？”波洛问。

“我说的他们，是指这件事背后的那个组织。当然，具体下手的只是一个人而已。”

“哪个人？”

“这个，我可以猜得到，”巴恩斯先生说，“但我只是猜测，也可能不对。”

波洛轻轻地问：“赖利？”

“当然啦！他是最明显的一个。我想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要莫利亲自下手。他要做的就是在最后一分钟把布伦特推给他的搭档——突然不舒服之类的借口。由赖利来具体操作，于是就会出现另一桩让人遗憾的医疗事故——著名的银行家死了，抑郁的年轻牙医在法庭上瑟瑟发抖，楚楚可怜。然后很可能就会被轻易地放过。之后，他会放弃行医，以每年几千英镑的可观收入在某个地方安居下来。”

巴恩斯先生望着波洛。“别以为我是在编故事，”他说，“这种事情确实时常发生。”

“是的，是的，的确时常发生。”

巴恩斯先生用手敲打着放在他身边桌子上的一本封面艳丽的书，说：“我读了不少这样的间谍故事。有些非常离奇。但奇怪的是它们怎么都不如实际发生的精彩。里面有美丽的女冒险家，有操着外国口音的邪恶的坏人，有帮派、国际组织，还有超级大骗子！看到我自己知道的一些东西出现在故事里我都觉得难为情，根本不会有人相信它们是真的！”

波洛说：“依你的推断，安伯里奥兹充当了什么角色？”

“我不太确定，我想他是个替罪羊。他不止一次地玩过双面间谍的把戏。我敢说他是被算计了。不过，这只是个想法。”

赫尔克里·波洛轻轻地说：

“如果您的想法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巴恩斯先生擦了擦鼻子。

“他们还会再找机会对付他，”他说，“哦，没错，他们还会再找机会。时间不会太长。布伦特有人保护，我敢说，他们需要格外小心。下手的人不会拿把手枪藏在树丛里，一定不会这么简单明显。您要告诉他们要注意那些和他有来往的体面人——他的亲戚朋友、老用人、帮他配药的药剂师助理、卖酒给他的酒商。干掉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可以挣好几百万呢。人们为了，比如说一年四千英镑的收入，什么都愿意做！”

“有这么多吗？”

“也许会更多……”

波洛没吱声。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开始时也想到过赖利。”

“爱尔兰人？爱尔兰共和军？”

“没想这么多。但是，您知道，地毯上有一处好像尸体从上边被拖过的痕迹。可是，如果莫利是被一个病人开枪打死的，那他就应该是在他的诊室里被枪杀，没有必要去移动尸体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一开始就怀疑他不是在诊室里被害的，而是在他的办公室里——就在诊室隔壁。这就意味着他并不是被病人杀害的，而是那栋房子里的某个成员。”

“不错。”巴恩斯先生欣赏地说。

赫尔克里·波洛起身，伸手告别。

“谢谢您，”他说，“您给了我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