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在五月结束的。政府发布了一项正式公告，气势汹汹地声称一定要毫不容情地惩处这场叛乱的发起者。就在此前两星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乔装成印第安巫师正要到达西部国境时被政府军抓住，当了俘虏。战争中跟随他的二十一个人中间，十四人战死沙场，六人挂彩受伤，只有一个人直到最后失败的时刻还陪伴着他，此人便是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奥雷良诺被捕的消息是通过一份特别公告在马贡多宣布的。“他还活着，”乌苏拉告诉她丈夫，“让我们求求上帝，叫他的敌人发次善心吧。”她整整哭了三天。一天下午，她在厨房搅拌奶制的甜食时，耳边忽然清晰地听到了儿子的声音。“是奥雷良诺！”她一路叫着奔到栗树前把这消息告诉丈夫：“我说不上这个奇迹是怎么发生的，但是，他确实还活着，我们很快就会见到他了。”她把这个感觉完全当成了事实。她派人洗刷了地板，变换了家具置放的位置。一个星期后，也没有政府的公告，不知从哪儿传来的消息却戏剧性地证实了她的预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被判处了死刑，为了惩戒镇上的居民，死刑将在马贡多执行。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十点二十分，阿玛兰塔正在给奥雷良诺·霍塞穿衣服，突然听到远处人声嘈杂，有军号在吹奏。过了仅仅一秒钟，乌苏拉就冲进房来喊道：“他们把他带来了！”士兵们使劲地挥舞枪托，推开拥挤不堪的人群。乌苏拉和阿玛兰塔推着挤着来到街角上，于是她们看见他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象个叫花子，衣服破破烂烂，头发蓬乱，胡子拉碴，赤着双脚。他毫不在意地踩在滚烫的尘土上，两手反绑在背后，绳索的一头系在一位骑马的军官的马头上。同他一起被押来的还有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他也是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他们并不悲戚，倒是那些用各种各样恶言秽语咒骂士兵的人群似乎把他们搞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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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儿哪！”乌苏拉一把推开想要阻拦她的士兵，在喧嚷的人群中高声喊道。军官的坐骑腾起了前蹄，于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站停了。他哆嗦着闪开了母亲的双臂，一道严峻的目光盯着她的双眼。

“您回家去吧，妈妈！”他说：“您去求求这儿的头头，到牢里来看我吧！”

他看见了阿玛兰塔，她犹豫地站在乌苏拉身后两步远的地方。他冲着她微微一笑，问她：“你的手怎么啦？”阿玛兰塔举起缠着黑绷带的右手。“烧伤了。”她说。接着一把拉过乌苏拉，给马让道。军队开了枪，一支特别的小队围着这两个俘虏，一溜小跑把他们带到兵营。

傍晚，乌苏拉到监狱去探望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她先想通过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求得当局的允许，但镇长在独揽全权的军人跟前已完全丧失了权势；尼卡诺尔神父因肝痛而卧床不起；赫里奈多·马尔克斯未判死刑，他的双亲想去看望儿子，却被一阵枪托拒之门外。眼前已找不到替乌苏拉说话求情的人了，她把准备带给儿子的东西捆成一包，独自朝兵营走去。

“我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母亲，”她自我通报。

卫兵挡住她的去路。“说什么我也得进去。”乌苏拉厉声对他们说，“所以，如果你们得到命令可开枪的话，那干脆现在就开吧！”她一把推开一个卫兵，跨进了从前的教室的门，里面有几个赤着身子的士兵正在擦枪加油。一个穿着战地服的军官向卫兵打了个手势，叫他们离开。这军官红扑扑的脸上，架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脸部的表情甚是庄重。

“我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母亲，”乌苏拉又说了一遍。

“您大概是想说，”军官笑容可掬地纠正她的话，“您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先生的母亲大人吧。”

乌苏拉从他咬文嚼字的说话方式中听得出他是那种说话拿腔作调的迂腐的内地人。

“随您怎么说都行，先生。”她同意道：“只要能让我见到他。”

上峰有令不准探望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但这位军官却担起责任，给了她十五分钟的会见时间。乌苏拉把那包捆着的东西给军官看：一套干净的替换衣衫，她儿子结婚时穿的一双靴子，以及奶制的甜食，这还是从她预感到儿子要回来的那天起就给他留着的。她在那间放着脚镣手铐的房间里，看见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躺在一张行军床上，两臂张开着，他的腋窝里因生了腋疮而布满了硬块。他们不允许他刮脸[1]，浓密而鬈曲的胡子把他颧骨的棱角衬托得更加分明。乌苏拉觉得，比起当年出走时，他的脸色更苍白，但身材高了点，而性情则愈加孤僻了。他已得知家中发生的那些琐碎事：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自杀啦，阿卡迪奥的横行霸道和被枪决啦，大栗树下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已变得麻木不仁啦，等等。他也知道阿玛兰塔决意守闺不嫁，是她抚养了奥雷良诺·霍塞，这个孩子表现出很好的智力，在呀呀学语的同时，就能读会写。从踏进屋子的那刻起，乌苏拉就为儿子的持重老练、为他善于自制的气度、为他皮肤上熠熠发光的那种威严神采而感到局促不安。他对事情知道得这么详尽，乌苏拉十分吃惊。“您知道，我会掐指算卦的呀。”他开玩笑地说。接着他严肃地补充道：“今天早晨把我带到这儿来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所有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事实上，当人们吵吵嚷嚷挡住他去路的时候，他正在凝神沉思。他为一年中这个镇子竟变得如此衰老而吃惊，扁桃树的叶子都破碎了，漆成蓝色的房子后来改漆成红色，再后来又漆成蓝色，结果弄得不知成了什么颜色。

[1]原文是“人们曾允许他刮脸”，系作者笔误。

“你想等什么呢？”乌苏拉叹了口气，“时间都过去了。”

“话是这么说，”奥雷良诺赞同母亲的话，“不过，不至于这么快吧。”

就这样，盼了那么久的这次探望，又成了普通的日常对话。为了这次会见，他们两个都准备好了问些什么话，甚至想好了怎么回答。当卫兵通知他们会见的时间已到时，奥雷良诺从行军床的席子下抽出一卷汗湿的纸张：这是他写的诗。这些诗，有些是因雷梅苔丝而触动灵感作的，他离家出走时带在身边；有些则是后来在险恶的战争空隙里写的。“您答应我，不让任何人看到它。”他说：“您今天晚上就生炉子把它烧掉。”乌苏拉答应了他，于是他欠起身子跟母亲吻别。

“我给你带了支左轮手枪，”她轻声说。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四下一望，确信卫兵看不到他们。“它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他压低了声音回答：“不过，您给我，不要出去时给他们搜到了。”乌苏拉从胸罩中取出手枪，他把枪藏到行军床的席子下面。“您现在别告别了。”末了，他十分平静地强调说：“您别去央求谁，也不要在任何人面前低声下气，您就当作他们早就把我枪毙了。”乌苏拉咬紧嘴唇，以免哭出声来。

“你把热的石块放在腋疮上，”她说。

她侧过身来，出了屋子。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站在那里，若有所思，一直到关上了门。他又伸开两臂躺下了。打从他少年时代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预感能力起，他就想，死亡该是由一种确凿的、不会搞错和不可更改的信号来宣告的，但是现在他离死亡只有几个钟点了，这样的信号却还没来。以前有一次，一位十分漂亮的女人走进他在图库林卡的营地，要求卫兵让她去看他。卫兵们让她进去了，因为他们知道，这儿一些做母亲的有种狂热的崇拜，她们把自己的女儿送到最有名的武士的房里，据她们自己讲，这是为了使后代更加出类拔萃。那天晚上姑娘进房时，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正要写完那首关于雨中迷路者的诗。他背过身去，把稿纸放到他存放诗作的抽屉里锁好。这时他感到死神临头了。他抓起抽屉里的手枪，头也不回地说：

“请不要开枪！”

当他举着子弹上膛的手枪转过身来时，姑娘已经放下了她的枪，呆呆地不知所措。就这样，他躲过了十一次暗算中的四次。相反，一个一直没被抓住的人有天晚上进了马努雷革命军的兵营，用匕首捅死了他的亲密战友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尔上校，而这天晚上正是奥雷良诺把行军床让给他，好让他出身汗退退烧。当时，他睡在同一间房里离开几米远的另一张吊床上，却什么也没感觉到。他曾努力想系统地总结这种死亡的预兆，结果却是枉费精力。这些预兆突如其来，发生在清晰得异乎寻常的一闪间，它们象瞬息即逝而又确凿无疑的一个信念，但却无法捕捉得住。有些时候，它们来得那么自然，在未付诸实践之前，他都不把它们看作预兆；而另一些时候，它们是那样明白无误，却没有兑现。它们经常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迷信的冲动。但是，当他被判了死刑，人家问他临死前有什么愿望时，他却毫不费力地辨认出这个预兆，并受到启发，作了这样的回答：

“我要求这个判决在马贡多执行，”他说。

庭长不高兴了。

“你别自作聪明了，布恩地亚。”法官对他说：“你的花招是想拖延时间。”

“我的要求如果你们无法满足，那就悉听尊便。”上校说：“不过，这就是我的临终遗愿。”

从那时起，那些预兆仿佛不来光顾他了。乌苏拉那天来探监后，他想了好久。他的结论是，这一次死神大概不来预先通报了，因为他的命运毕竟不是由运气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他的刽子手。腋疮痛得他彻夜未眠。天亮前不久他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他们来了，”他自言自语道。不知怎么的，他想起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这个时候，老人正在阴郁的晨光里，在栗树下思念着他。上校既不害怕，也不留恋，只是想到这一人为的死亡将使他无法知道那么多半途而废的事情的结局，心中不由得火烧火燎似的难受。门开了，看守端了杯咖啡进来。第二天同一时间，他腋下还是火辣辣地疼痛，发生的事跟昨天完全一样。星期四，他和看守他的卫兵们一起吃了奶制的甜食，他换了身干净的衣服，那衣服绷在身上显得小了，还穿了那双漆皮靴子。但是，到了星期五，仍然没有来枪毙他。

事实上，他们不敢执行枪决。居民们的反抗情绪使军人们不得不考虑，枪毙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不仅在马贡多，而且在整个沼泽地将会产生多么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他们去向省府的当权者请示。星期六晚上在等候答复的时候，罗克·卡尼塞洛上尉和其他几个军官到卡塔里诺的酒店去。只有一个女人——而且还是受了威逼，才敢把上尉领进房去。“她们都不愿跟一个死到临头的男人睡觉。”那女人坦率地对他说：“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但大家都在说，枪毙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军官和行刑队的所有士兵，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将一个一个地迟早会被杀掉。”罗克·卡尼塞洛上尉跟其他军官谈论起此事，那些军官又跟他们的上司去议论开了。到了星期天，尽管谁也没有说穿，也没有任何军事行动打破这些天里紧张的平静，全镇的人都知道了，所有的军官都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借口来逃避担任行刑队的差使。星期一，邮局里传来了正式命令：枪决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执行。晚上，军官们把写有他们姓名的七张纸条放进一顶帽子里，罗克·卡尼塞洛上尉的多舛的命运就由那张中彩的纸条指明了。“人背运了，是没有生路的。”他说，语气中带着深深的苦涩。“我真他妈的生得晦气，死得窝囊！”清晨五点钟，他用抽签的办法选定了行刑队，让他们集合在院子里。然后他叫醒了犯人，一语双关地说：

“咱们走吧，布恩地亚，”他说。“我们的时辰到了。”

“原来这就是预兆，”上校答道。“怪不得我正做着梦，梦见我胳肢窝里生的疖子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