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瓦尔让

将近夜半，让·瓦尔让醒了过来。

让·瓦尔让出身布里地区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童年时代，他没有读过书。成年时，他是法弗罗尔的树木修剪工人。他的母亲名叫让娜·马蒂厄；他的父亲名叫让·瓦尔让或者弗拉让，可能这是绰号，或者“这是让”的简称。

让·瓦尔让生性好沉思默想，但不忧愁，这是多情善感的性格本质。总之，让·瓦尔让好像沉睡未醒，至少表面看来毫无可取之处。他在幼年时便失去了父母。他的母亲没有被照顾好，死于产褥热。他的父亲像他一样是树木修剪工人，从一棵树上摔下来，命丧黄泉。让·瓦尔让只剩下一个姐姐，她成了寡妇，带着小子姑娘共七个孩子。这个姐姐把让·瓦尔让抚养大。她的丈夫在世时，她让弟弟有住有吃。丈夫死了。大孩子八岁，最小的一岁。让·瓦尔让刚刚满二十五岁。他代替了父亲，轮到他支撑那扶养他长大的姐姐。这样做很普通，就像尽责一样，即使让·瓦尔让那方面有点性情粗暴。他的青年时代就这样在艰苦的低酬劳的工作中消磨掉了。他在当地从来没有“女朋友”。他没有时间谈情说爱。

傍晚，他疲惫地回家，埋头喝汤，不发一言。他的姐姐让娜大妈在他吃饭时，常常从他盆子里取出饭菜中最好的东西，肉块呀，肥肉片呀，菜心呀，给她的一个孩子；他呢，趴在桌子上不断吃着，头几乎陷到汤里，他的长发洒落在盆子周围，遮住他的眼睛。他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到，听之任之。在法弗罗尔，离瓦尔让的茅屋不远，小街的另一边，有一个名叫玛丽克洛德的农妇；瓦尔让家的孩子经常挨饿，有时以他们妈妈的名义，向玛丽克洛德借一品脱的牛奶，在篱笆后面或者小路的角落里喝掉，由于匆匆忙忙地争夺奶罐，小姑娘们把奶都洒在围裙上和小水沟里。大妈如果知道这样干坏事，会严厉地加以惩罚。让·瓦尔让虽然粗鲁和爱抱怨，却背着大妈，将一品脱牛奶的钱付给玛丽克洛德，孩子们没有受到惩罚。

他在修剪树木的季节每天挣到二十四苏，他又当收割工、小工、牛场伙计、干重活。他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他的姐姐也干活，但是，要带七个孩子，能干什么呢？贫困包围和逐渐压抑着这悲惨的一群。有一年冬天非常寒冷。让没有工作。家里没有面包。没有面包。一点儿没有。七个孩子。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法弗罗尔的教堂广场上的面包商莫贝尔·伊扎博准备睡觉了，这时他听到铺子带铁栅的玻璃橱窗发出砰的一声。他及时赶到，看见一只手臂从一拳打碎的洞里伸进铁栅和玻璃窗内。这只手臂抓住一只面包，拿走了。伊扎博赶紧跑出去；小偷拔腿就逃；伊扎博在后面追赶，把他抓住了。小偷已经扔掉面包，但他的手臂鲜血淋漓。这是让·瓦尔让。

事情发生在一七九五年。让·瓦尔让“以黑夜闯进民宅破坏盗窃的罪名”，被传到法庭。他有一支枪，比上流社会的枪手枪法更准，有时偷猎；这对他不利。当时对偷猎者有一种合理的成见。偷猎者同走私者一样，接近强盗。但顺便说说，在这类人和城里卑劣的杀人犯之间，有天渊之别。偷猎者生活在森林里；走私者生活在山里或海上。城市产生恶人，因为城市产生堕落的人。大山、大海、森林产生野蛮的人。它们对凶狠的一面推波助澜，但往往并不摧毁人道的一面。

让·瓦尔让被宣判有罪。法律词汇是明确的。在我们的文明中，有可怕的时刻；刑罚宣布灭顶之灾。社会远离而去，彻底抛弃一个会思想的人，那是多么悲哀的时刻啊！让·瓦尔让被判处五年苦役。

一七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巴黎人欢呼意大利军团司令官取得了蒙特诺特战役的胜利，共和四年花月二日，五百人院的督政府的咨文称这位将军为波拿巴；同一天，在比塞特，给犯人上了一条大铁链。让·瓦尔让列入这条铁链中。一个以前的监狱守门人，目下已经近九十岁，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不幸的人，他锁在大院的北角第四排的顶端。他像其他犯人一样坐在地上。看来他根本不明白自己的处境，只知道十分可怕。也许他通过一个愚昧无知的可怜人的朦胧思想，分辨出要采取某些极端措施。

正当在他脑袋的背后重槌钉上枷锁的螺钉时，他哭泣起来，眼泪堵住了他的喉咙，使他说不出话来，他仅仅断断续续地说：“我是法弗罗尔的树木修剪工人。”随后，他一边呜咽，一边举起右手，再逐级降低七次，仿佛他依次触摸七个高低不等的脑袋，通过这个动作，别人捉摸出他所做的事，就是要给七个孩子吃的和穿的。

他被押解到土伦，走了二十七天，锁链套在脖子上，坐在囚车里。在土伦，他穿上了红色囚衣。他生活中的一切都抹去了，包括他的名字；他甚至不再是让·瓦尔让；他是24601号。姐姐情况怎样了？七个孩子怎样了？谁来照顾这一切呢？从根部锯掉的幼树，树叶会变得怎样呢？

以后的经历总是一样的。这些活在世上的可怜虫，这些天主的创造物，今后毫无依靠，没有向导，没有栖身之所，漫无目的地乱闯，谁知道结果会怎样呢？也许每个人有各自的情况，他们逐渐陷入这片冷雾中，那正是孤独的命运葬身之地，这是一片阴沉沉的黑暗，那么多不幸的人加入人类艰难的行进，相继消失其中。他们离乡背井。他们的故乡忘却了他们；他们的田界忘却了他们；让·瓦尔让在苦役监呆了几年以后，也忘却了它们。这颗心有过伤口，留下了伤疤。就是这样。他在土伦度过的所有时间里，仅仅有一次听到别人提到他的姐姐。我想，这是在他囚禁的第四个年头末尾。我不晓得这个信息是通过什么渠道传到他耳朵里的。有个认识他们的人，见过他的姐姐。她在巴黎。她住在圣苏尔皮斯教堂附近的一条穷街，就是冉德尔街上。她身边只有一个孩子，一个小男孩，最小的那个。其余六个孩子在哪里呢？也许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每天早上，她到萨博街三号的一间印刷所去，她是折页工和装订工。清早六点钟就该到那里，冬天则要在天亮之前。在印刷所里，有一所学校，她把七岁的小儿子带到这所学校里去。只不过，由于她在六点到印刷所，学校要到七点开门，孩子必须在院子里等着过一小时学校才开门；冬天在露天的黑暗中等一小时。人们不肯让孩子进入印刷所，因为说是他碍事。工人早上经过时，看到这个可怜的小孩坐在石子路上，睡着倒在那里，而且往往睡在暗陬中，蹲在和蜷曲在他的篮子上。下雨时，有个老妇人，就是看门女人，怜悯他；她把他收留在自己的破屋里，屋里有一张破床，一架纺车和两把木椅。小孩睡在一个角落里，怕冷而挤紧了猫。七点，学校开门了，他走进校门。这就是别人告诉让·瓦尔让的情况。有一天别人给他叙述一遍，只一会儿，闪电般一刹那，仿佛一扇窗朝他所爱的亲人的命运骤然打开，然后一切又关上；他再也没听人说起过，永远杳无信息。他们的情况再也到不了他那里；他从来没有再见过他们，遇到过他们，在这个悲惨的故事的下文里，再也找不到他们。

将近第四年末尾，轮到让·瓦尔让逃跑了。他的同伴帮助他，就像在这个凄惨的地方这种事所发生的那样。他逃了出来。他在田野里自由地转悠了两天；倘若这样也算自由的话：受到追捕，时刻要回过头来，一有响声便瑟瑟发抖，什么都害怕，怕冒烟的屋顶，怕路过的人，怕吠叫的狗，怕奔驰的马，怕敲响的钟，怕看清东西要天亮，怕看不清东西要天黑，怕大路，怕小径，怕灌木丛，怕睡眠。第二天傍晚，他又被抓住了。三十六个小时以来他没吃没睡。滨海地区法庭因这逃跑罪，判处他延长三年徒刑，这就等于判了八年徒刑。第六年，又轮到他逃跑；他不放弃，可是他逃跑不成。点名时他没有应到。响起有人越狱的炮声，夜里，巡逻队发现他躲在一艘正在建造的船的龙骨下；他抗拒抓住他的苦役犯看守。越狱和拒捕。这个特别法典预见到的情况，受到增加五年监禁的惩罚，其中两年锁上双重铁链。十三年。第二年，又轮到他逃跑，他再次加以利用。他又没有成功。因这次新企图，延长三年。十六年。最后，我想是在第十三年，他作了最后一次尝试，消失之后四小时，他又被抓获。这四小时逃跑换来三年监禁。十九年。一八一五年十月，他被释放了；他于一七九六年因为打碎一块玻璃和拿了一块面包而入狱。

这里插入一小段话。本书作者在研究犯罪问题和律法判刑时，第二次遇到因偷一块面包而成为命运的出发点。克洛德·格偷过一块面包；让·瓦尔让偷过一块面包。一项英国人的统计表明，在伦敦，五分之四的偷窃直接原因都是饥饿。

让·瓦尔让哭泣着和颤抖着关到苦役监；他出来时冷漠无情。他进去时是绝望的；他出来时是阴郁的。

这个人的心灵中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