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的新作《北鸢》，虽然是一部以家族史为基础的长篇小说，但虚构意义仍然大于史实的钩沉。尤其让我感兴趣的是，这又是一部向《红楼梦》致敬的当代小说。小说第一章第一节“孩子”，描写了卢文笙来历不明地出现在襄城大街上，被卢氏昭如收养；小说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江河”，又写了卢文笙与冯仁桢未结婚先收养亡友的遗孤。用非血缘的螟蛉故事来结构整部小说的叙事框架，似乎已经在消解家族史记忆的预设。在小说第八章第三节，以作者祖父为原型的毛克俞对未来的亲家即以作者外祖父为原型的卢文笙说：“我们兄弟就先说好了，将来，你们有了孩子，如果是男孩，就叫他与念宁结为金兰。若是女孩更好，我们就做个亲家吧。”小说中的念宁影射作者的父亲（小名“拾子”，取《满江红》“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之意），毛克俞这段话显然是作为家族史隐喻的点睛之笔。但是小说的结局并未写出卢文笙与冯仁桢结婚生女的大团圆，反而让他们领养了一个孤儿。这样就生出了未来的多种可能性，形成一种假语村言式的自我解构的张力。其次是，这部小说名之“北鸢”，直接来自曹雪芹的《废艺斋集稿》中《南鹞北鸢考工志》篇，更深的一层意思作家已经在自序里说得明白：“这就是大时代，总有一方可容纳华美而落拓的碎裂。”而《考工志》终以残卷而见天日，“管窥之下，是久藏的民间真精神”。暗示这部小说以虚构形式保存了某些家族的真实信息，所谓礼失求诸野。从一般的意思上来理解，这部小说正好与作者的前一部小说《朱雀》构成对照：“朱雀”的意象是南方，而“北鸢”则是北方，南北呼应；与《朱雀》描写的跨时代的金陵传奇相对照，《北鸢》是一部以家族日常生活细节钩沉为主要笔法的民国野史。

这也是典型的《红楼梦》的写法。真实的历史悼亡被隐去，满腔心事托付给一派假语村言。小说时间是从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写起，到一九四七年戛然而止，应该说是以半部民国史（1911年到1924年的历史阙如，1949年以后的历史也未展现）为背景。但是民国的意象在小说里极为模糊。有一处，作者写到毛克俞为儿子取名念宁，卢文笙问：“念宁这个名字，思阅是金陵人，你还挂着她。”这吴思阅是毛克俞女友，后来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失败后离开毛克俞，不知所终。另外一处，写吴思阅从重庆来到天津，动员毛克俞卢文笙他们参与抗日活动，她对着他们念了自己写的旧体诗，卢文笙听下来，首首都是关于南京的风物。思阅念罢，卢文笙在她眼睛里看到了浓重的暗影。于是他想着南京这个城市：“这是他未去过的城市，中国的首都，是思阅的家乡。”两处连起来理解，不仅点明思阅是南京人，而且南京还是“中国的首都”，但是小说里写到思阅念诗的细节，发生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的那一年，南京早就不是国民政府的首都，而是汪伪政府的“首都”，所以思阅写诗是在悼亡沦陷并经历了大屠杀的南京，那是她的家乡，而对于不明事理的十五岁少年卢文笙来说南京只是一个让他感到陌生的抽象地名，“中国的首都”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所指。所以，从思阅到文笙，南京的意象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具体的故乡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国家的象征。所以卢文笙解释念宁这个名字时，不说南京却说是金陵人，这就把吴思阅家乡的“金陵”与中国首都的“南京”分别开来。这里埋伏了一个隐喻。不过故事发展到最后就比较写实了，又一次出现南京这个城市的名字，是冯仁桢继承她姐姐的道路参加反对内战的请愿活动，在南京被警察打伤而归。这时候的“中国的首都”已经成为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对立面，已经被青年一代所抛弃。

我之所以要这样来分析小说中的南京/民国意象，是有感于作者自序里的一句话：“这本小说关乎民国。”这是个含糊的说法，我们究竟是在哪一个层面上理解小说所“关乎”的民国？似乎可以断定，小说的故事时间虽然发生在一九二六年以后，但是作者却无意表现国民党统治的“民国”。小说里几乎没有提到国民政府的事情，甚至连南京被屠城都轻轻一笔带过，马上转入了山东临沂地区人民遭遇的惨案。在描写抗战岁月的篇幅里，作者林林总总地写到地方土匪活动，写到民间自卫武装，写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写到西方教会支持抗战的活动，唯独回避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甚至小说写到范逸美、阿凤等策划京剧名角言秋凰暗杀日本军官和田，也被暗示为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而不是国民党特工所策划。同时与刻意回避国民政府作呼应的是，作者有意写了两个以自己家族前辈为原型的人物：一个是卢文笙的姨夫、直系军阀石玉璞，原型为直隶军务督办褚玉璞；一个是毛克俞的叔叔，原型为晚年困居江津小城的新文化运动领袖、第一代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这两个人物，一个是明写，一个是暗写。褚玉璞为中心的故事里牵出了张宗昌、刘珍年（小说里为柳珍年）等一系列历史人物，还特意嵌入《秋海棠》里描写的民间野史，成为故事构成的一部分，这个人物在小说里对孟家、卢家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是通过昭德这一传奇形象，间接地传递了这种影响。陈独秀在小说里没有直接出场，只是通过吴思阅与毛克俞的对话，含含糊糊地暗示了他的存在。但是陈独秀的存在仍然是小说里不可忽视的一个精神坐标，毛克俞他们反复说到他“一把硬骨”，“硬了一辈子”的性格，然而毛克俞一生与政治绝缘，吴思阅最后不知所终，可能都与这位硬骨头“叔叔”的政治遭遇不无关系。褚玉璞死于一九二九年，陈独秀死于一九四二年，他们对于中国政治的影响主要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但他们所代表的各不相同的民国政治，与国民党政府所代表的政治构成互相对立的力量，形成了多元而复杂的民国政治背景。

小说就是在这样一个民国的多元背景下，开始了北方城市几个大户人家的兴衰故事。褚玉璞与陈独秀本来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可能发生人生轨道的交集。偏有作者家族的奇特历史交集了两脉香火，使得风马牛不相及的民国枭雄同时或现或隐地寄身于同一个故事里，象征了民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军阀势力延续了旧帝制代的没落文化传统，又加入江湖草莽的生命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则不断以西学为武器，冲击旧传统和旧文化；这样两股力量的交集和冲撞，促使了老大中国的文化轨道向着现代社会转型。小说的笔墨重点落在卢氏、孟氏和冯氏家族的纠结和兴衰，通过大家族中两代人生活方式的变迁，敏感地展示了新旧文化冲突对于普通家庭的深刻影响。在某些展示旧文化的场景中，作者以平常的心态写出旧式家庭里老一代人们的腐朽生活，在这里，纳妾、缠足、养戏子、钩心斗角等等文化陋习，都是以常态的形式制约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在另一些场景里，我们看到新文化的因子已经不知不觉中渗透到旧家庭，开始影响下一代的年轻人。仁珏秘密参与抗日活动终牺牲、文笙偷偷走出家庭奔赴战场、仁桢从不自觉地参与抗日活动，到亲身投入进步学生运动，等等，这是民国历史的基本走向，也是民国时代新旧文化交替和过渡的基本特征。

然而，如果《北鸢》仅仅是这样来刻画民国时代的特征，那就过于简单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巴金的小说里就表现过类似主题。而《北鸢》的作者在把握这样一些基本的时代走向与特征的前提下，却着重刻画了在新旧交替变化的大时代里，某种具有恒久不变价值的文化因素。这是这部小说最大的看点：它展示了现时代人们对“民国”的一种文化想象。譬如，传统文化的某些价值取向。小说里主要刻画的女主人公卢氏昭如。昭如姓孟，相传是亚圣孟轲的后裔，但是在民国时期，这一支家族已经到了花果飘零的没落地步，大姐昭德下嫁土匪军阀褚玉璞，二哥盛浔投靠军阀获得一官半职，继而失势做了万般颓唐的寓公，唯有老三昭如嫁作商人妇，能够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作者不吝笔墨写了昭如在商人家庭里的不如意，写了她时时以商人家庭的门槛低微而自卑，但好在她天性宽——用小说的语言说，是“先天的颟顸，使得她少了许多女子的计算与琐碎”。这种天性的宽厚仁义，不仅表现在她对于下人（小荷）、弱者（小湘琴）、亡者（秀娥）一视同仁的好，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她与丈夫卢家睦夫唱妇随，培养一种儒商精神。中国自古以来对商人重利轻义持有微词，正如卢家睦对另一个商人所说的：“自古以来，商贾不为人所重，何故？便是总觉得咱们为人做事不正路。我们自己个儿，心术要格外端正。要不，便是看不起自己了。”卢家睦原来学的是名士风度，却阴错阳差继承父亲遗留的产业成为商人，他娶了昭如，夫妇俩气息相投，坚持重诚信、施仁义的商业道德。小说处处将家睦昭如夫妇与家逸荣芝夫妇作比较，有意夸张荣芝的心机与刻薄，通过刻画荣芝对家逸的负面影响，来反衬昭如对家睦所示的正面影响。

更进一步论，作者没有把传统文化价值观仅仅落实在亚圣后裔身上，成为一种广陵散绝唱，而且把这种文化精神弥散在整部小说的书写空间。传统文化的因子在北中国的普通人家庭（即普通民间世界），无论贫富贵贱，均有丰富的蕴藏。如小说楔子开篇就写老年文笙去四声坊买风筝，有这样一段对话：说起来，四声坊里，这手艺怕是只留下你们一家了吧？/是，到我又是单传。/生意可好？/托您老的福，还好，昨天还签了一单。只是现今自己人少了，订货的净是外国人。/哦。/照老例儿，今年庚寅，写个大草的“虎”吧。/行。/今年不收钱。您忘了，是您老的属相，不收，爷爷交代的。/呵，可不！……我想，所有的读者开始读到这一段对话都会摸不着头脑，但是渐渐读下去就知道了，八十四岁本命年（2010）的卢文笙去四声坊买风筝，四声坊风筝艺人龙师傅当年曾受卢家睦嘱托，每到虎年便扎一个虎头风筝送给卢文笙作生日礼物，此“老例”已经传到龙家第四代，仍然在坚持着。这便是中国平民的仁义所在。还有小说第七章写郁掌柜雪夜苦谏文笙回家，第八章写卢文笙不惜破产援助姚永等等故事，都让人动容。诸如重诚信，施仁义，待人以忠，交友以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中国传统做人的道德底线，说起来也是惊天地泣鬼神，在旧传统向新时代过渡期间维系着文化的传承。如果要说真有所谓民国的时代特征，那么，在阶级斗争的学说与实践把传统文化血脉荡涤殆尽之后的今天，人们所怀念的，大约也就是这样一脉文化性格了。

这也是二十世纪历尽创伤的中国要中兴复元的“一线生机”。小说取“鸢”为书名，自然是别有寄托。第五章第三节，写毛克俞教学生绘画，卢文笙画了一个大风筝，取名为“命悬一线”四个字，毛克俞说：“放风筝与‘牵一线而动全身’同理，全赖这画中看不见的一条线，才有后来的精彩处。不如叫‘一线生机’罢。”其实这两个成语意思仿佛，不过是从不同的立场来理解，死与生都维系在这一条看不见的线上。小说里多次写到风筝在抗日活动中为扶危解难起了重要的作用，这难免是传奇故事，真正的意义还是当下社会的需要，普通人的道德底线维系国家命运民族盛衰，道德底线崩溃，那就是顾炎武忧虑的仁义充塞，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了。故而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匹夫之责，不在危亡之际表现出奋不顾身的自愿送命，而在乎太平岁月里民间世界有所坚持，有所不为，平常时期的君子之道才是真正人心所系的“一线”。回想民国初期，西学东渐，传统文化被扬弃中有所保留，新文化在建设中万象更新；袁世凯恢复独裁，张勋起兵添乱，为什么都陷于失败？这就是民心所向的力量所在。民国这个大风筝之命，全掌握在看不见的“民心”的一线之中。

我在阅读这部文稿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民国作家废名的小说。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独特一路的文脉。用委婉而空灵的文学语言来展开日常生活细节，从中隐约可见传统文化的阴影和现代文化的转型，人物也是在半新半旧的纠结中逐渐改变命运。所以，与其说《北鸢》关乎的是政治的民国，还不如说是关乎文化的民国。今天流行的怀旧热中就有关乎海派文化的想象和关乎民国文化的想象，两者到底还是有所不同，海派文化的想象总是与殖民地欧风美雨现代进程有关，而关乎民国文化的想象，多是饱含着对传统中国礼仪道德式微的追怀。作者葛亮以家族记忆为理由，淡了一部政治演化的民国史，有意凸显出民国的文化性格，把这部小说写成了当下表现民国文化想象的代表作。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文坛上，已有二三十年没有民国题材的创作，唯有党史题材取而代之，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化寻根小说崛起，文学似乎又回到了文化中国的写作立场，叶兆言、苏童所开创的民国题材的新历史小说，正是走了文化中国的一路。现在又过了二十余年，葛亮有所寄托，“北鸢”飘然而起，在南天晴空里一线独舞，真可以“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了。

是为序。

陈思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