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脑上来，两个人默默地吃。吃着吃着，仁桢拈起小勺，舀了一勺辣子，搁进碗里。吃了一口，再吃一口，终于辣得合不上嘴。汗也淌下来了。父亲摇一摇头，唉，跟这儿发什么狠。

就跟摊主说重新上一碗。

新的上来了，仁桢却不吃了。她说，爹，我不想回家。

明焕听了，愣一愣，半晌才出了声，咱不回去。

父女两个坐着人力车。车夫是个身形长大的中年人，拉得并不快，又似乎不很熟悉路。每到一个路口，总有些犹犹豫豫的。终于在一处停下来，鞠一躬说，这位先生，实在对不住，你这地儿我真是没去过。要不请您换辆车，这车钱我不收了。

明焕并无怨言，只是说，兄弟，干这行不久吧。

车夫叹口气说，谁说不是呢！搁以前我也是个坐车的，跑反把家给跑没了。孩子丢了，老婆疯了。我现在拉车，就图流个畅快汗。累饱了，晚上啥也来不及想，睡个踏实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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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焕塞给他一块大洋。他推托了一番，收下了。

换了一辆车，快得多，也稳得多。仁桢偎着父亲，渐渐有些发困。高门小户，华灯初上。在她眼里，那繁星般的灯火，撩乱了，连缀起来，如同昏黄的曲线，在她眼前荡漾，若隐若现。转过一处街角，光线忽而亮了，像是锋利的刀，将黑夜切割了开来。

昏沉中，她问，爹，我们去哪儿？明焕直视前方，轻轻说，看戏。

待车停下来了，仁桢依稀间睁开了眼睛，发觉面前并不是熟悉的“容声”大舞台。一股湿霉气扑面而来。待清晰了些，看到阔大的门廊轮廓阴沉。四周笼罩在夜色里，间或有一两声凄黯的鸟鸣。她突然惊醒了，并不怕，只是隐隐有些不安。看看父亲，神情也被夜模糊了，不见一些究竟。父亲下了车，她也跟着走下去。

她跟着父亲登上台阶。脚踩到了石阶上的青苔，险些滑倒。她的目力似乎渐渐适应了黑暗，打量出面前是个大而旧的建筑。父亲拍一拍门环。过了一会儿，有人应门。大门吱呀地开了一条缝隙，有光流泻出来。光恰斜斜打在了门廊前的雕像上，竟是端着金刚杵的韦驮。双手合十，眼睛却被蚀得只剩下了两个空洞，非但不狰狞，竟有些狼狈。借着光，仁桢辨出头顶的匾额上有“万年寺”的字迹，也已经斑驳得很。

她顿时明白这是一间庙宇。且“万年寺”三个字，觉得很耳熟。在心里念了几遍，突然想起了。听老辈人讲，当年二爷爷百年，无人安葬，正是将灵柩“丘”在这间寺庙里。

父亲与里面人的说着话，用很轻细的声音。说了一会儿，门才打开。父亲牵了她的手进去。

来人举着油灯在前面引路。刚才的光正是这盏灯发出的。这庙并不小，只是看得出已经十分破败，院中生着半人多高的蒿草。空气里闻得出雨后的尘土和腐败的木料味道，眼见是一间多年无人照拂的废寺了。突然一道黑影刷地从面前掠过，停在墙根儿。仁桢吓得紧紧扯住父亲的长衫。引路的人，迅速将灯举起，警惕地张望一下，然后笑笑说，小姑娘，别怕，黄大仙罢了。

走到大雄宝殿门口。来人一抬手，对父亲说，冯先生，这边请。便推开了门。一进去，仁桢不禁一惊。偌大的殿堂，里面竟然坐满了人。佛像的位置，是最亮的地方，四周燃起了几只煤气灯。中间拉起了一丈高的白布。门上糊了厚厚的报纸，从里面竟透不出一丝光去。这白布大约是舞台的布景，但是并不见“出将”与“入相”的字样。而是用很粗疏的笔画，画了一些家具，一个洋人用的壁炉。还有，一扇窗户。这窗户打开着，看得见外面的景物，墨绿线条勾画的树，伴着几只鸟。这鸟，正以飞翔的姿态，静止在空中。

她正看得入神，却有人引他们走到了舞台跟前，端来一只长条板凳，让他们坐下来。刚刚坐定，几只煤气灯突然灭了。黑暗中，便听见台上隐约传来了音乐声。这声音低沉厚实，却在她心头猛然击打了一下。她认出是手风琴的声音 。她想起听到这种乐器拉的第一支乐曲，叫《起锚歌》。她想起了拉琴的人。

这时候，台上出现了一个人，穿着宽大的长衣，手里举着一支蜡烛。在烛光中，辨出是个女人。她发出了声音，声音还算动听，并不是襄城话，而是标准的国语。在仁桢的记忆中，只有一个人会讲如此标准的国语。她这样想着，心又黯淡下去。

这女人和一个看不见的男人，一言一语地说话。女人的话很多，而男人则言语精简。她终于听出，这是一对夫妇，也听出了男人的厌倦。他们两个，并不和睦。

音乐断断续续地传来，仁桢小声地问父亲，他们为什么还不唱戏。

明焕轻声回答，这是外国人的戏。外国人的戏，有的唱，有的不唱。这出是不唱的。

仁桢又问，外国人的戏，为什么说的是中国话。

明焕说，因为是中国人演的。

台上的女人问男人，为什么你不说话？

男人沉闷的声音传来：没什么，我在想心思……再说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仁桢想，外国人的戏，是多么啰嗦啊。

这时候，灯却亮了。走上来一男一女，并不是先前那个女人。这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她穿着蓝色丝绒的裙子，金黄色的头发，眼睛却是黑的。她的眉目里，有一种清淡的哀愁。而男人，穿着军装，姿态很挺拔，却看得出是有些年纪的。他长着修长白皙的手。或许是很年轻的人扮的，就像京戏里的老生。仁桢想。他表达年纪的方式是在额头上用黑墨画出皱纹，有一道墨，没有描好，似乎流到了眉毛上。

女人坐下来，说起了自己的丈夫，是个教员。她说起早年对她的敬意，觉得他非常有学问，聪明，了不起。 但是，一切都变了。她哀愁地一笑。仁桢的心揪了一下。

她终于明白，这个女人是这出戏的主角。她的父亲死了，终日面对一个窝囊的兄弟。她与姐妹们在这个小城里相依为命，过着平淡而消沉的生活。她们所有的信念，就是回到家乡莫斯科去。

那个小妹妹喃喃地说，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去。所有的人静止在了台上，一幕结束了。如同一个亮相。

但是，并没有一个人叫好与喝采。只听得见整齐的掌声。

仁桢看到脚边有一张纸，捡起来，就着灯光看。纸上有一个外国男人的相片。照片印得十分粗糙。男人穿着西装，打着领结，戴着一副夹鼻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是木讷的。眼神里头，有一些哀伤的东西。

仁桢问他是谁？父亲看一看说，是写戏的人。

下一幕开始的时候，有个人走过来，和父亲耳语。父亲轻声对仁桢说，让她坐好。他很快就会回来。

仁桢看着台上的老奶妈，她白发苍苍，戴着面具。面具上画着一张慈祥而僵硬的脸。她正在呵斥中坐立不安。势利的兄弟媳妇要将她赶回乡下去。她用老迈的声音说，我八十二岁了，八十二岁了，你让我到哪里去啊。

父亲回来，无声地坐下。上了年纪的男主角正要离开。他指着窗户上的飞鸟对女主角说，当您自由了，就看不见这些鸟了。同样，等您住在莫斯科，您也就不会注意它了。我们没有幸福，也不会有，我们只是盼望它罢了。

仁桢想，他说出这些话，是多么狠心啊。他走了，这个姑娘怎么办啊。她过日子唯有的盼头，就是莫斯科啊。

但他终于还是走了。离开了这个小城，离开了这个可怜的姑娘，奔赴他的大前程了。

这出戏在军乐中结束。仁桢心里一片怅然。看演员出来谢幕，每一个人都不再是戏中的角色了。

突然，有人向空中散发了一把传单。有一张落在仁桢的肩头，上面写着“还我山河”。撒传单的是那个男主角，他卸了妆，净头净脸的一个年轻人。眉宇间还有许多稚气。

人们沉默地往外面走。有些人捡起了传单，回过身体，捏紧拳头高高地挥动了一下，同时口中似乎吶喊了一声。依然是无声的，只有口型。

仁桢也要站起来，但是听到父亲说，我们等一等再走。

她便安静地端坐着。舞台上的年轻人开始收拾道具，其实都是很简陋的东西。煤气灯也慢慢地熄灭了。仁桢才看见，背景的白布是挂在大佛的指尖上。大佛金身黯淡，面容慈济。

她看不到，在这幕布背后，一个女人，正摘下面具，定定地望着她。当滚热的感觉在眼底激荡的时候，女人险些发出了声音。但很及时地回转了身去，深吸了一口气。

父女两个，走在深夜的街头。仁桢抬起眼睛，看见在浓密的云中，散落了一两颗极亮的星星。

她牵住父亲的手，问，爹，莫斯科离他们有多远呢？

父亲想一想，说，就像北平离咱们一样远。

她又问，北平有多远呢？

父亲说，等你长大去了北平，就知道了。

父亲突然停住，他看见自己小女儿，肩头在不可抑制地颤抖。

仁桢抬起头，泪流满面。

父亲蹲下身，轻轻把她搂在怀里。你这孩子，憋了太久了，是同自己拧着劲呢。

他终于站起身，紧紧牵住女儿的手，继续往前面走。他昂起头。一滴清凛的泪，生生地流了回去。

突然间，仁桢听见父亲鼻音浓重的京腔念白：桢儿，记牢了，今儿个清明，跟爹看了一出《逍遥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