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普林菲尔德，密苏里，1938年6月14日。

玛丽安·多拉德·特拉弗恩，疲倦而且浑身疼痛，在市医院门口下了一辆出租车。她艰难地爬台阶的时候，热乎乎的风带着沙砾吹打着她的脚踝。她手里拉的行李箱比她穿的松垮垮的工装要好对付一些，她压在隆起的腹部的网眼状的提包也一样。她的提包里只剩三枚硬币了，加在一起只有六毛钱。她的肚子里怀着弗朗西斯·多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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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告诉接待处的护士她叫贝蒂·约翰逊，其实这是谎话。她说她的丈夫是个音乐人，可是她不知道他在哪里，这倒是真的。

他们把她带进慈善区的一个母婴病房。她并没有向两边其他的产妇张望，而是低头看着脚下的走廊。

四个小时以后她被推进产房，在这里弗朗西斯·多拉德出生了。产科医生说这孩子“更像一只扁鼻子的蝙蝠”，又一句真话。他生来就在上嘴唇以及硬腭和软腭上有双向的裂缝。他嘴的中央向下塌陷而且向外突起。他的鼻子是扁平的。

院方的负责人决定先不让母亲看婴儿。他们等着看婴儿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是不是能存活。他们把他放在婴儿室靠后面的床位上，把他放在观察窗看不到的地方。他能呼吸，却不能吃奶。他的上腭有缝，所以他不会吮吸。

第一天的哭声不像一个吸入海洛因的婴儿那样持续，可是却是一样剧烈。

到了第二天下午，他虚弱得只能轻轻地哭号了。

在下午三点交接班的时候，他床边来了一个粗壮的背影。普林斯·伊丝特尔·迈兹，二百六十磅重，妇产科的清洁工和护工，站在他床边看着他，双手搭在胸前。她在病房待了二十六年了，看过三万九千多个婴儿，她知道孩子只要会吃就能活。

普林斯·伊丝特尔从主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指示让这个孩子死。她不能确定医院负责人是不是得到了。她从兜里掏出一个橡胶瓶塞，顶端被吸管穿了个孔。她用胶塞吸了些奶。她的一只大手就可以抱着婴儿并且扶着他的头。她把他贴近自己的胸口，直到确信他听到了自己的心跳。然后她把他的嘴唇轻轻拨开，把瓶塞里的奶挤到他的喉咙里。就这样他喝了两盎司的奶，然后睡着了。

“嗯哼。”她说，把他放下，提着尿布桶又接着干她平时干的活去了。

到了第四天护士们把玛丽安·多拉德·特拉弗恩挪到一个单独的房间。曾经住在这里的病人留下的蜀葵被插在一只釉瓶中，放在脸盆架上，它们开得正盛。

玛丽安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她脸上因为妊娠而产生的虚胖正在消退。医生开始对她说话时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她看着医生，能闻到他手上浓烈的香皂味。她起初并没有听到医生在说什么，而是想着他眼角的鱼尾纹，过了一会儿她才反应过来。她闭上了眼睛，等着他们把婴儿抱过来。

最后她睁开眼睛。她失声尖叫的时候，他们把房门悄悄关上了。然后他们给她打了一针镇静剂。

第五天她独自离开了医院，并不知道该去哪里。她再也不能回家了，她的母亲早已明确地告诉过她了。

玛丽安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她数着路灯之间走的步数。每走过三个路灯她就停下，坐在皮箱上歇一歇。至少她还有只皮箱。在每个小镇的汽车站旁边都有当铺。这种歇脚的方法是她从流浪的丈夫那里学到的。

1938年的斯普林菲尔德还不是整形手术中心。在这里，你的脸长得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市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为弗朗西斯·多拉德尽了最大的努力，他用弹力带把婴儿的嘴前部的突出部分收缩回来，然后用一种现在已经过时了的矩形瓣修复技术把他上唇的缝合拢。手术的美容效果并不理想。

医生在这个技术问题上有困难，他决定——现在看来这个决定很正确——修补婴儿的硬腭要等到孩子长到五岁以后再做。在婴儿时期做这样的手术会让他的脸扭曲的。

一个本地的牙医自愿做一个堵塞器吸在上腭上，这样婴儿吮吸的时候不至于将食物灌进鼻腔。

婴儿在斯普林菲尔德孤儿院待了一年半，然后进了摩根·李纪念堂孤儿院。

S.B.“巴迪”，洛麦克斯教士是孤儿院的院长。“巴迪”教士把孤儿院的孩子们召集在一起并告诉他们弗朗西斯是个“三瓣嘴”，但是他们必须记住永远不许这么叫他。

“巴迪”教士建议他们为他祈祷。

弗朗西斯·多拉德的母亲在生下小孩以后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

她先在圣路易斯民主党委的一个小区头目的办公室里当打字员。在他的帮助下，她在特拉弗恩缺席的情况下把婚约废除了。

在废除婚约的程序中她没有提到孩子的事情。

她也再没有和她的母亲来往。（她妈妈在她离开家与特拉弗恩出门的时候给她的临别赠言是：“我把你养大不是为了让你和一个爱尔兰渣滓鬼混。”）

玛丽安的前夫曾经给她的办公室打过一次电话。他清醒而又虔诚地告诉她，他获救了，并且想知道他、玛丽安，还有他们的孩子——他要是早知道他的存在该会多快乐——是否能重新走到一起过一种新的生活。他听起来像是破产了。

玛丽安告诉他，孩子生下来就死了，然后挂断了电话。

他有一天喝醉了酒，拎着箱子在她住宿的地方出现了。当她让他走开的时候，他说他们的婚姻是因为她的缘故才破裂的，因为她的缘故孩子才死的。他怀疑那孩子的父亲到底是不是他。

在盛怒之下玛丽安·多拉德告诉迈克尔·特拉弗恩，他到底弄出来了个什么样的东西，而且告诉他，他可以随便去领养他。她提醒特拉弗恩，他的家族里曾有两个是天生唇裂的。

她把他推到街上，告诉他从今往后别再来找她。他做到了。可是这并没阻挡他去找她母亲。那是多年以后的事了。一次他喝醉了酒，想着玛丽安新婚的丈夫和她过上的舒适生活，他感到不平衡了。他告诉多拉德老太太她女儿有个残疾的儿子，而且她自己的龅牙就证明这孩子的残疾基因是在她们家这边。

一个星期以后一辆堪萨斯城的有轨电车把他拦腰轧成了两截。

特拉弗恩告诉老太太玛丽安有个被隐匿的儿子后，老太太当天晚上没有睡着，坐了大半夜。清瘦的她坐在摇椅里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壁炉里的火焰。到了黎明时分她开始慢慢地却坚定地在摇椅里摇摆。

在这栋大房子的楼上，有个沙哑的声音在梦境中叫喊。多拉德老太太头顶的楼板吱吱嘎嘎地响起来，有人趿着鞋向卫生间里走。

头顶上传来重重的砰的一声——有人跌倒了——那沙哑的声音在疼痛中叫喊。

多拉德老太太一直盯着壁炉里的火。她摇得更快了，这时候，那叫声知趣地停止了。

到了快五岁的时候，弗朗西斯·多拉德在孤儿院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探视者。

他当时正在自助餐厅的油烟里坐着，一个大一点的男孩找到他并把他带到“巴迪”教士的办公室。

和“巴迪”教士一起的是位高个子的中年女士，脸上涂满了粉，头发挽了一个很紧的圆髻，她的脸煞白，灰白的头发上有一些黄色的发丝，她的眼睛和牙齿上有黄色的斑点。

让弗朗西斯感动也让他记忆一生的是，她看到他的脸时她的笑容中露出那样的愉悦。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没有人再做过第二次。

“这是你的外婆。”“巴迪”教士说。

“嗨啰。”她说。

“巴迪”教士用他的大手擦了擦自己的嘴，然后说：“说‘嗨啰’。快说呀。”

弗朗西斯已经学会用上唇鼓住鼻孔说个把词，可是他没有多少机会说“嗨啰”，“啰”是他能发出的最好的音。

外婆看起来仿佛更加为他高兴了。“你能说‘外婆’吗？”

“试着说‘外婆’。”“巴迪”教士说。

“婆”字声母的爆破音难住了弗朗西斯。他屏住呼吸竭力要发对音，结果倒很容易地把眼泪憋出来了。

一只红色的马蜂嗡嗡地飞进来敲打着天花板。

“没关系，”他的外祖母说，“我肯定你能说出你的名字。我刚才认识的那个像你一样的大孩子就能说他的名字。给我说一个吧。”孩子的脸高兴得绽开笑容。大孩子们曾经帮他练过。他想让她高兴，他鼓起勇气。

“破烂脸。”他说。

三天以后多拉德太太到孤儿院把弗朗西斯领回家。她立刻开始教他发音。他们只练一个词：“妈妈。”

在毁除婚约以后两年，玛丽安遇到了霍华德·瓦格特并与他结了婚。他是个很能干的律师，而且和圣路易斯党棍以及老潘德阁斯特党棍在堪萨斯城的旧部有很紧密的往来。

瓦格特是个鳏夫，他的三个小孩都很年幼。他和蔼可亲而且事业心十足，比玛丽安大十五岁。世上没有他不喜欢的东西，除了《圣路易斯每日公报》。这家报社在1936年选民计票的丑闻中损害了他的名誉，而且在1940年圣路易斯党棍试图篡夺州长职位的时候把他们曝光了。

到了1943年他的时运似乎重来了。他是州议会议员的候选人，而且被提名成为马上成立的州宪法大会的代表。

玛丽安是个得力的内助而且是很迷人的女主人。瓦格特给她在橄榄街买了一栋漂亮的半木制结构的新房，适合举行各种社交活动。

弗朗西斯·多拉德在外婆家住了一个星期，然后外婆带着他来到了橄榄街。外婆从来没有去过她女儿家。开门的女佣不认识她。

“我是多拉德太太。”她说，不顾女佣的阻拦闯了进去。她的长衬裙在后面露出的部分足有三英寸长。她领着弗朗西斯来到一个很舒适的有壁炉的大客厅里。

“谁来了，瓦厄拉？”楼上传来一个妇人的声音。

外婆双手捧着弗朗西斯的脸。他能闻到冷冰冰的皮手套的味道。一阵急切的耳语。“去见妈妈，弗朗西斯。去见妈妈。快去啊。”

他向后退缩着，在她的眼前扭动。

“去见你妈妈，快去！”她抓住他的两条胳膊，拖着他走到楼梯口。他爬到楼梯拐角处，回头向下张望。她努努嘴示意他上去。

到了上面来到那奇怪的通向敞开门的卧室的过道。

妈妈正坐在梳妆台边对着镜子检查自己的化妆，镜框上装着电灯。她正在为出席一个政治集会而打扮，太浓的妆会不适宜的。她背朝着门。

“妈拉。”弗朗西斯齉着声音叫着，像无数次被教过的那样。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想把词念准。“妈拉。”

她从镜子里看到他。“要是你在找耐德，他还没放……”

“妈拉。”他走到无情的灯光下。

玛丽安听到她妈妈在楼下要人倒茶的声音。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坐得笔直。她没有转身，却关上镜框上的灯，从镜子边消失了。在昏暗的房间里她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哭号，最后变成啜泣。也许是为她自己，也许为了她的孩子。

从那以后外祖母带着弗朗西斯去所有的政治集会，告诉人们他是谁，从哪里来。她让他向每个人说“嗨啰”。他们在家里从来不练习说“嗨啰”。

瓦格特那次大选落后对手一千八百张选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