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华笑了。他听说过，魏奋上中学的时候叫魏福明，参加革命的时候改为魏奋，意思是要为革命奋斗一番。可是近来县上有人叫他魏奉了，甚至简直叫他魏奉命，挖苦他，对他没做过实际工作，很快地被提拔重用有意见。杨国华听到过这个情况，当县上派不出人来创办灯塔社的时候，他就坚持把魏奋挤出来下乡。现在他亲切地笑着对魏奋说：

“你要真正把这当成生动的一课，你才能真正为革命奋斗一番。”

说得王亚梅和魏奋都笑了。本来可能是一次使人感到别扭的谈话，现在杨国华看见他们听了他的批评，还是很高兴的。

这时候，院里响起了脚步声。接着，推开门进来了高大个子韩培生和敦敦个子牛刚。留着头发的两个人都不戴帽子，带着一股冷空气进门，就用手解各自包耳朵的围巾。王亚梅挪动板凳让出地方，魏奋把卢支书接待客人的另一条板凳也拿来放在火盆旁边，但两个人不忙坐，先争着谈叙灯塔社的热烈情景。

“啊呀！”韩培生说，“你们可没看见，好戏在后头哩。到吃晚饭的时候，两队饲养室槽前头可站满了女社员。她们做好饭，才有工夫来看看新合槽的牛、马、驴和骡子吃草。女人们刚刚回家吃饭去了，娃儿们可端着碗来，站在槽前边吃饭。小家伙们手拿着筷子指着说：他家的驴，你家的牛．而今都是咱社里的了。大人和小娃们都对刚刚成了集体的牲口那么有感情。”

“群众的热情真正叫人感动，”牛刚接着说，“你们知道吗？梁生宝和高增福，今晚上都要和饲养员一块睡觉。两个生产队长冯有万和杨大海也争着要在饲养室睡。可是，他们争不过主任。两个主任都是光棍汉……”

说得大伙都嘻嘻哈哈笑了起来。

当五个人说笑着重新在火盆周围坐好的时候，杨国华仔细看看新来的两个工作组成员——黄堡区公所的生产助理员牛刚和准备将来做灯塔社的驻社干部韩培生。杨国华听魏奋说过，牛刚这回帮助灯塔社抓生产和订生产计划，韩培生则分管建社的“四评”（评土地、劳力、牲畜和农具），并且帮助小会计欢喜建账。杨国华知道他们的工作是多么琐碎、繁重，现在他们的情绪是这样愉快兴奋，这使他十分高兴。他问他们：

“你们两位说，端着碗在饲养室吃饭的娃们长成小伙子的时候，咱们能把现在的老牛和毛驴换成拖拉机吗？”

韩培生说：“有这样好的群众，有党的正确领导，大约二三十年的时间，可以办到！”

牛刚甚至于认为不需要二十年。杨国华拍着这位敦敦个子穿黑棉袄的肩膀，笑着说：

“同志！你可要分清楚啊！在一部分先进地方，譬如说试办社，那可能要快些。但是在整个农村用机器代替牲口，这可是改变社会结构的大事啊！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起这个变化，这是人类历史的大事！”

杨国华转向初次参加创办农业社的两个县干部，要他们充分认识这个工作的艰巨性，说：

“需要我们大胆而又谨慎，做几十年实际工作，来改变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结构。准备好今后大部分时间下乡吧！”

说得魏奋和王亚梅都认真地思索起来。杨国华看手表时，已经九点过了。他叫他们抓紧谈具体问题吧。

魏奋叫熟悉蛤蟆滩情况的韩培生先谈谈一队社员白占魁最近令人怀疑的异常表现。为了要使县委副书记重视这个前国民党兵痞的流氓破坏性，工作组长要韩培生从头至尾叙述一遍白占魁许多不正当的表现——这个抗日战争初期驻在黄堡镇的前国民党军大车连的副班长，是怎样在部队开拔的时候来到蛤蟆滩，和不正道的妇女李翠娥过在一起的；土地改革的时候，白占魁又怎样表现出来一种疯狂的积极性，动手就打地主和富农；复查土改的时候，这个家伙怎样要求把富农姚士杰和富裕中农郭世富统统划成地主，想要分掉他们的土地和浮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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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故意破坏吗？”杨国华听得生气。

“不是，杨书记。”韩培生说，“这人就是这个思想。这就是他的本性。他可是真积极，不是假装的。他防地主转移财产，自动站岗放哨。开会时打锣叫人，他可吃苦耐劳，手冻烂了，不去黄堡上药包扎，豁出命来干呢。”

“他是为什么？”杨国华奇怪得很。

韩培生笑着说：“他就是一个心思，想当干部。这回没当上干部，下回来了新的工作，他还要拼一回命。他不死心，也不泄气……”

“他给谁说出过这个意思吗？”杨国华问。

“没，”韩培生说，“这全都是从他前后的行动里表现出来。这回的表现最明显。”

于是，韩培生就从白占魁参加梁生宝互助组说起。白占魁对他在别人纷纷退组，梁生宝互助组正闹垮台危机的时候要求入组，特别自豪。他经常对人说庄稼人目光短浅，似乎他这个前国民党兵痞倒是有远见的。他入组以后，在劳动方面又很卖力气。他最听梁生宝的话，叫白占魁干什么，比谁都积极。对高增福虽然有意见，他也不顶撞，表现得相当克制。办社的时候，白占魁那个热心，就是贫雇农也比不上。任老四卖了小黑牛，建社委员会考虑到他家贫，没有让他把全部价款交社里做耕畜投资。白占魁没养牲口，自动卖了肥猪，所得价款一分不留，大喊大叫地如数交给社里。在打破地界，挖通水渠的那天，别人都穿着鞋袜站在渠沿上做活，只有白占魁脱了鞋袜，严冬腊月，赤脚站在水渠里挖泥。挖完了，他的两只脚已经通红，浑身还直打哆嗦……

“有这个必要吗？”杨国华笑问。

“要是有这个必要，还说啥呢？”韩培生轻视地说。

王亚梅特别厌恶白占魁，说：“样样事比别人做得过头，处处要突出自己。”

“反正只要白占魁在场，他就要引人注意，表示他最革命。”牛刚补充说。

杨国华考虑到中国农村社会的复杂，觉得这家伙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群众对他的态度怎样呢？魏奋同志？”

魏奋说：“群众当然不喜欢他。不过成天在一块，习以为常，也不像我们工作组讨厌他。譬如那天挖水渠的时候，我在场。他是脱了鞋袜，赤脚下水去挖。这样做活，当然是得劲一点。不过因为活儿不多，本来不需要这样，所以群众就没有人学他的样儿。有人笑他。他挖泥的时候，一边做活，一边大声地嚷叫：‘走社会的道路，浑身是热的，不怕冷。’后来有人告诉我，他那样喊叫，就是给我听的，叫我注意他脱鞋袜做活……”

杨国华听得也厌烦起来，“国民党兵痞居然冒充英雄。现在他搞什么名堂呢？”

韩培生说：“选举的那天，宣布候选人名单的时候，白占魁瞪大了两眼注意听。一直没听见念他的名字，他的脸一下子煞煞白了。”

“有什么行动表现吗？”

“有，”韩培生说，“选举社主任的时候，通过梁生宝，白占魁举手来；通过高增福，他不举手。有人提醒他，他也不举。这个家伙！”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去年春天搞活跃借贷的时候，高增福曾经和白占魁吵过一架。以后白占魁申请入互助组的时候，高增福又不愿意吸收他。所以，他大约认为：他这回当不上干部，全是高增福戳他的底。当天散会的时候，白占魁脸上的气色是很恨人的。”

“嗯，嗯，嗯……”杨国华一边听着，一边点头，“这家伙是要防着点……”

王亚梅说：“昨天下午，白占魁和郭锁儿两个人在一队饲养室院里铡草。白占魁唱了两句秦腔——老牛力尽刀尖死，韩信为国不到头。郭锁问他唱什么，他说韩信替刘邦打得天下，刘邦怕韩信比他能干，把韩信骗到长安杀了。……”

“这家伙！真有问题！”杨国华现在认识到他们向他汇报这个情况的严重性了。他问：“你们估计他会搞什么名堂？”

魏奋汇报：工作组交谈了一下，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和高增福个人闹别扭，闹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不过估计不至于敢行凶。但是牛刚和韩培生，特别是牛刚，则认为破坏农业社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甚至更大些。白占魁这家伙能有什么原则！他拼命地表现他是个积极分子，可是一旦咱公家填不满他的欲壑，他就向阶级敌人那边倾倒了。韩培生叙述：去年春天活跃借贷未成，白占魁和高增福吵了一架，就向富农姚士杰借了二斗大米，至今颗粒未还……

“永远不会还！”牛刚大声断定，“姚士杰也不会要。姚士杰是傻瓜吗？他喜欢新社会吗？他想破坏灯塔社，他能直接上手吗？他当然要假手别人。他找谁去呢？嘿！”

这个敦敦个子胖胖脸一本正经，有板有眼，句句话铮铮有力，说得所有的人都表现出只能同意他。整个冬季专门领导创办农业社的县委副书记，现在激愤地站了起来。杨国华想：今晚上的谈话，他以批评工作组长开始，现在他要以表扬工作组结束了。

杨国华站起来指着魏奋说：

“你回去写个材料！这个问题要向其他几个建社工作组通报。他们也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同志们！国民党统治中国二十几年，他们的政府和军队残余部分虽然逃到台湾岛上去了，大陆上的几亿人口里头，不是有千百万他们的残渣余孽吗？人民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不让他们也一起走吧？可是他们不会像人民那样认真走的，他们总是会搞些不三不四的名堂。这样，咱们就不能不分出一部分心来，提防他们搞鬼。”

杨国华说毕，坐下来时问魏奋和王亚梅：

“这个问题，你们和社干部交谈过吗？”

“交谈过。可是，”魏奋脸上显出不大好意思说的神气。“可是，可是，”他又转向王亚梅同志，“怎么说呢？”

“你就按实际说！”王亚梅鼓励魏奋。

于是魏奋如实地汇报：“梁生宝同志不重视这个问题，他轻视地笑……”

“他为什么这样呢？”杨国华可真是不理解了。

王亚梅说：“这个同志虽然觉悟比较一般的水平高点儿，可他还是个庄稼人。我们认为他满年四季差不多天天看见白占魁，所以没有我们工作组同志看得清楚……”

“熟视无睹！”杨国华说。

“对！对！就是这样！”全体工作组同志说。

但杨国华还是想不通梁生宝的表现。他内心深深地为这个他认为优秀的互助合作带头人惋惜。他又问魏奋：

“梁生宝同志没说具体的意见吗？”

刚刚受到批评的魏奋不说话。他看王亚梅。

王亚梅说：“梁生宝好像对我们有了气。他说得难听。”

“他怎么说？”

“他说：你们要是说白占魁是个危险分子，还不如说我梁生宝是个危险分子。只要我梁生宝不和白占魁往一条板凳上坐，拍肩膀拉手，称兄道弟，把他拉到灯塔社管理委员会里来，把咱的高增福同志排挤出去，那白占魁再过二十年还是个普通社员。蝎子的尾巴，有点毒水，也不多！增福和有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睡觉哩！”

杨国华听着听着，目瞪口呆起来。他想起毛主席从前的一句著名的教导：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