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九月底，人们就预料到今年冬天天气一定十分恶劣。到了周末，老天果然大逞淫威。礼拜日，滚滚的河水泛滥开来，在低洼地区横行肆虐。这一天，镇长一直躺在吊床上，嘴里嚼着止痛片。

直到礼拜一清晨，冬雨才小下来。镇上的人花了好几个钟头把一切重整就绪。台球厅和理发馆一大早就开张营业了，可是多数人家直到十一点才打开大门。不少住户把家搬到高地去。乱哄哄的人群把房基柱拔出来，把篱笆墙和棕榈叶苫顶的简陋房屋整个搬走。卡米查埃尔先生是第一个看见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的。

卡米查埃尔先生打着雨伞，躲在理发馆的房檐底下，观看人们辛辛苦苦地搬家。理发师说了句话才把他惊醒过来。

“还不如等雨停了再搬呢。”理发师说。

“这场雨，两天也停不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说着把伞收起来，“我脚上的鸡眼有这种预感。”

搬房子的人踏着没到脚踝的泥水，走起路来磕磕绊绊的，直往理发馆的墙上撞。卡米查埃尔先生趴在窗户上往一间拆开的屋子里看了看，整个卧室搬得空空如也。他顿时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看天色，似乎刚到清晨六点。但是，卡米查埃尔先生肚子里咕咕直叫，他知道马上要到十二点了。叙利亚人摩西请他到店里坐一坐，等雨停了再走。卡米查埃尔先生又说了一遍他对天气的预感，四十八小时之内雨是不会停的。他刚要朝隔壁人家的便道上跳过去，却又迟疑了一下站住了。一伙青年人在玩打仗，把一个泥球扔在附近的墙上，离他那条新烫平的裤子只有几米远。叙利亚人埃利亚斯拿着一把扫帚从店里出来，嘴里咕哝着阿拉伯语，夹杂着西班牙语，吓唬那群小伙子。

小伙子们乐得直跳。

“土耳其佬，大浑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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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米查埃尔先生看了看自己的衣服，还好没有弄脏。他索性又把伞收起来，走进理发馆，径直坐到椅子上。

“我一向逢人就说，您这个人非常谨慎。”理发师说。

理发师把一条围布系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脖子上。卡米查埃尔先生闻到一股薰衣草味，这股味道跟牙医那儿的来苏水味一样，他一闻就觉得呛鼻子。理发师从他的后脖梗开始动手给他剪头发。卡米查埃尔先生有点不耐烦，眼睛到处寻找着，打算找点东西看看。

“有报纸吗？”

理发师手不停歇地回答说：

“全国除了官方报纸以外，什么也没有了。只要我还有口气，这路报纸就别打算进我的店里。”

卡米查埃尔先生只好低下头欣赏自己那双开了绽的皮鞋，看着看着，理发师突然向他打听起蒙铁尔寡妇的情况。卡米查埃尔先生刚从寡妇家里来。过去，他给堂切佩·蒙铁尔当过多年的账房。自从蒙铁尔先生谢世以后，他便负责照管寡妇家的生意。

“还住在那儿。”他说。

“一个自杀了，”理发师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地呢，全归了她一个人。那片地，骑着马五天五夜也走不出去。她八成占了十个市的地盘吧。”

“三个。”卡米查埃尔先生说，然后又把握十足地加上一句：“她可是世间第一大好人啊。”

理发师转身到梳妆台前刷梳子。卡米查埃尔先生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山羊脸，心里想，凭这副长相人们也不会敬重他。理发师看着他那副尊容，说：

“这笔生意做得可真漂亮——我的党上台执政，警察扬言要杀尽我的政敌；我呢，买下他们的土地和牲畜，价钱还得随我定。”

卡米查埃尔先生低下头。理发师接着给他剪头发。“大选一过，”他最后说，“我成了三个市的主人，而且没有竞争对手。即使换了政府，我还是稳占上风。所以说，这笔生意真是再好也没有了，连造假票子也赶不上。”

“早在这些政治变动以前，何塞·蒙铁尔[1]已经是个有钱人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1]即切佩·蒙铁尔，切佩（Chepe)是何塞（José)的昵称。

“那时候，他穿着短裤坐在家门口，那间房子还赶不上鸽房大，”理发师说，“九年前，他才第一次穿上鞋子，这可是有凭有据的。”

“即使如此，”卡米查埃尔先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蒙铁尔的事和寡妇也毫不相干。”

“她那是装糊涂。”理发师说。

卡米查埃尔先生抬起头来，把系在脖子上的围布解开，让血液流通流通。“我平时宁愿叫老婆给我理发，”他没好气地说，“她一不要钱，二不谈政治。”理发师把他的脑袋往前推了推，一声不吭地又干起活来。他不时地把剪子空剪几下，显示他的技术十分娴熟。卡米查埃尔先生听见街上一片嘈杂，朝镜子里望了望，只见搬家的妇女和小孩们抬着家具和用具从理发馆门口走过。他恨恨地说：

“眼下正在闹灾，你们还死抱住政治上的宿怨不放。一年前政治迫害就停止了，如今你们还在议论这些。”

“把我们这些人丢在一边不管，这也是一种迫害啊！”理发师说。

“现在并没有人用棍子打我们呀。”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让我们听老天爷的摆布，这也是一种打法。”

卡米查埃尔先生发火了。

“这全是报纸上的谣言。”他说。

理发师不吭气了。他在加拉巴木果壳里弄了点肥皂，用小刷子把肥皂沫抹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脖梗上。“我这个人，有话憋不住，”他自我解嘲地说，“再说，像您这样的公道人也不是天天能碰上的。”

“一个人得养活十一个孩子，还能不公道。”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那是，那是。”理发师说。

他把剃刀在手掌上蹭得刺刺响，默不作声地给卡米查埃尔先生刮了刮脖梗，用手指抹掉肥皂沫，在裤子上揩揩手，最后，拿一块明矾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脖子上擦了擦。直到理完发，他没再说一句话。

卡米查埃尔先生系领扣的时候，发现里面墙上贴着一张纸条:莫谈国事。他把肩膀上的碎头发抖落掉，把雨伞挎在胳臂上，指着纸条问道：

“怎么不把它撕下来？”

“那不是为您贴的，”理发师说，“您是位公道人，我们都这么认为。”

这一回，卡米查埃尔先生毫不犹疑地跳上了便道。理发师目送他拐过墙角，又把目光转向那条混浊而汹涌的河流。雨停了。一片浓云一动不动地堆在小镇的上空。快一点钟的时候，叙利亚人摩西走进店来。他抱怨说，脑袋顶上的头发不住地脱落，脖梗上的头发又长得出奇地快。

每到礼拜一，摩西都来理发。平时，他总是耷拉着脑袋，用阿拉伯语打呼噜，理发师则在一边大声地自言自语。可是今天理发师向他提了个问题，把他惊醒了。

“您知道，谁来过？”

“卡米查埃尔。”叙利亚人说。

“就是那个缺了八辈子德的黑人卡米查埃尔，”理发师一字一顿地说，“我恨透这种人了。”

“卡米查埃尔根本不算人。”叙利亚人摩西说，“大概是三年前吧，他连双鞋都买不起。要是谈论起政治，他可精到家了，闭着眼都能算账。”

摩西把下巴抵在胸前，又打起呼噜。理发师交叉着双臂站在摩西面前说：“我说你这个土耳其臭狗屎，说说看，你到底和谁站在一边？”叙利亚人不动声色地说：

“和我自己呗。”

“这就不好了，”理发师说，“最起码您不该忘记您那位老乡埃利亚斯的儿子被堂切佩·蒙铁尔打断过四根肋骨。”

“那得怨埃利亚斯倒霉，谁让他儿子参与政治的！”叙利亚人说，“现在，小伙子舒舒服服地在巴西跳舞，切佩·蒙铁尔呢，早完蛋了。”

镇长牙疼得一连折腾了好几个晚上，屋子里弄得乱七八糟。离开家之前，他把右半边脸上的胡子刮了刮，左半边脸已经八天没刮了，也只好如此。然后，他穿上干净的军服和锃亮的漆皮靴子，趁着天不下雨，下楼到饭店去吃午饭。

餐厅里空无一人。镇长穿过几张四方餐桌，来到餐厅尽头，找个最僻静的地方坐下。

“来人哪！”他喊道。

一位年轻姑娘应声走过来。她穿着合身的短装，挺着丰·满的胸脯。镇长点了菜，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姑娘走回厨房的时候，顺便打开了放在餐厅尽头托板上的收音机。电台正在播放新闻，引用了头天晚上共和国总统发表的演说，接着宣读了又一批禁止进口的商品名单。播音员的声音渐渐占据了整个餐厅，屋里显得越发热了。姑娘端上汤来的时候，看见镇长正用军帽不停地在扇风。

“我听收音机也爱出汗。”姑娘说。

镇长开始喝汤。他一向认为，这家偏僻的饭店只有过往商人偶尔前来光顾，和镇上其他地方一定有所不同。的确，这家饭店比小镇建得还早。从内地来收购大米的商人，一到晚上便在那个木头搭的破旧不堪的阳台上玩纸牌，等到清晨凉快下来再去睡觉。当年，这家饭店周围几十里没有一个市镇。在最后一次内战期间，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前往马孔多谈判停战协议的途中，曾在这个阳台上睡过一夜。当时就是这所木板墙和锌板屋顶的房子，就是这个餐厅和用纸板墙隔开的住房，只是没有电灯和卫生设备。据一位老顾客说，直到本世纪初，餐厅里还挂着各式各样的假面具，供顾客选用。客人戴上假面具，就公然在大庭广众下蹲在院子里大小便。

为了把汤喝下去，镇长不得不解开领扣。新闻节目之后，播送了一段广告，词句都是合辙押韵的。接下去是一段动人心弦的音乐。一个热恋着的男人用甜美的嗓音唱道，为了追求一位女士，他要把世界翻过来。镇长一边等着上菜，一边凝神静听。猛然间，他看到饭店对面走过两个小孩，手里拿着两把椅子和一把摇椅，后面跟着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拿着锅、木桶和其他家什。

镇长走到门口，喝道：

“这些东西是从哪儿偷来的？”

两个女人停下脚步。那个男人解释说，他们要把家搬到高处去。镇长问搬到什么地方。那个男人用帽子朝南指了指：

“那边高地上，我们花了三十比索从堂萨瓦斯那儿租了块地。”

镇长审视了一下那些家具，全是穷人家的东西：一把快散架的摇椅，几口破锅。他想了想，最后说：

“把这些东西，还有那些破烂玩意儿都搬到公墓旁边的空地上去。”

男人一下子愣住了。

“那儿是公家的地方，不用你们花一分钱，”镇长说，“镇里把那块地送给你们了。”

随后，他转过脸来对着那两个女人说：“你们去告诉堂萨瓦斯，就说是我说的，叫他不要趁火打劫。”

这顿午饭，镇长根本没尝出什么滋味来。他点着一支烟，吸完了又用烟蒂点上另一支，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沉思良久。这时，收音机还在播送伤感的音乐。

“您在琢磨什么？”姑娘边收拾空盘子边问。

镇长连眼皮也没抬一抬。

“我在想着这些可怜的人。”

镇长戴上帽子，穿过餐厅，走到大门口，又转身说：

“得把咱们镇弄得体面点。”

大街拐角处，有几只狗正进行一场血战，挡住了镇长的去路。在一片狂吠声中，他瞥见一块骨头和几只蹄子，又看到几颗尖利的牙齿。一只狗夹着尾巴把一只蹄子拖走了。镇长闪到一旁，顺着便道朝警察局走去。

一个女人正在牢房里大呼小叫。卫兵趴在行军床上睡午觉。镇长朝床腿上踢了一脚，卫兵陡然惊醒过来。

“她是谁？”镇长问。

卫兵打了个立正。

“她是贴匿名帖的。”

镇长破口大骂，质问他的部下是谁把她抓来的，又是谁下令把她关进牢房的。警察们啰啰唆唆地解释了一大通。

“你们什么时候把她抓进来的？”

他们是礼拜六晚上把她关起来的。

“把她放了，你们当中进去一个，”镇长大声吼着，“这个女人在牢房里睡觉，可是镇上人一大早又发现匿名帖了。”

沉重的铁门刚一打开，那个头发用小梳子别成大发髻、颧骨高高的中年妇女便嚷嚷着出了牢房。

“滚你妈的蛋！”镇长对她说。

女人打开发髻，把又长又密的头发抖了几抖，慌里慌张地奔下楼梯，嘴里喊着：“婊子养的！婊子养的！”镇长趴在栏杆上声嘶力竭地叫喊道：

“别再拿那些破烂纸跟我捣蛋了！”嗓门之大似乎不仅要让那个女人和警察们听见，还要让全镇人都听见。

毛毛雨一个劲儿地下。下午，安赫尔神父还是照常到街上散步。离同镇长约定见面的时间还早，神父信步走到遭受水灾的地方。在那里，他什么也没看见，只看见一只死猫漂浮在野花丛中。

回来的时候，天放晴了。耀眼的太阳炙烤着大地。一条覆盖着油布的驳船顺着凝滞的、纹丝不动的河水朝下游开来。一个小孩从一间倒塌了一半的房子里跑出来，嚷嚷着说他从蚌壳里听到了大海的声音。安赫尔神父把蚌壳放在耳边，果然听到大海的喧嚣声。

阿尔卡迪奥法官的女人坐在自家门前，两手捂着肚子，眼睛盯着驳船，像是出神地欣赏着什么。再往前走过三家，就是商店和摆满杂七杂八的商品的橱窗。门口坐着几个无所事事的叙利亚人。黄昏时，绯红的晚霞出现在天边。隔岸的鹦鹉啼声不断，猿猴阵阵哀啸。

各家各户打开了大门。人们聚集到广场上东拉西扯，有的在沾满灰尘的杏树下面，有的围在冷饮车周围，有的坐在路旁斑斑驳驳的花岗岩长凳上。安赫尔神父心想，每天一到这个时候，镇上就奇迹般地变了个模样。

“神父，您还记得集中营里的俘虏吗？”

安赫尔神父虽然没有看见希拉尔多大夫，可是听这话音他能想象得出大夫一定是躲在纱窗后面，脸上露出微笑。至于集中营里俘虏的照片，说实在的，他不记得了，不过肯定是看见过。

“请您到诊室来。”大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