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卡迪奥法官朝四下看了看，理发馆里还是只有他们两个人。太阳炙烤着大地。九点半了，镇上还是寂然无声。缝纫机依然在嗡嗡作响。礼拜一到底还是来了。法官觉得似乎不只是理发馆里，就连镇上也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于是，他从衣兜里掏出那张纸片，读了起来。理发师转过身去收拾梳妆台。“高谈阔论整整两年，”他背诵着，“戒严、新闻审查，一切照旧，当官的还是原班人马。”理发师从镜子里看到法官读完传单，便对他说：

“传给别人看看吧！”

法官把传单又放进衣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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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勇敢。”他说。

“要是我总认错人，”理发师说，“几年前早就吃黑枣了。”随后，他又神情严肃地说：“请您记住，法官，这件事别向任何人泄露。”

阿尔卡迪奥法官走出理发馆，觉得口干舌燥的。他来到台球厅，要了四杯酒，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去，看了看时间还早。他回想起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礼拜六，他心里乱得像团麻，于是想出一个蠢办法。他跑到一家简陋的酒吧间的厕所里，在一块杨梅疮上撒了点火药，然后点上火。

喝到第四杯，堂罗克不再给他斟酒了。“照这么喝，”老板笑着说，“得让人把您像斗牛士似的扛出去了。”法官一听，咧着嘴笑了，两只眼睛还是那样无精打采的。又过了半个小时，他跑到厕所里，解完小便，出来前把秘密传单扔进了茅坑。

回到柜台时，法官看到酒瓶旁边放着一只刻有量度的酒杯。“这是给您的。”堂罗克轻轻地扇着扇子对他说。大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阿尔卡迪奥法官喝下半杯，然后不紧不慢地品尝着酒的滋味。“有件事，您知道吗？”他问。一看堂罗克好像没听明白，法官就说:

“快出事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再次求见堂萨瓦斯。这会儿工夫，堂萨瓦斯正在天平上称午饭。这顿午饭量很少，和鸟食一样。“告诉他，我在睡觉。”他伏在妻子耳边悄悄地说。过了十分钟，他真的睡着了。一觉醒来，屋里的空气变得十分干燥，天气炎热，令人窒息。已经十二点多了。

“你梦见什么了？”妻子问道。

“什么也没梦见。”

她一直在等着丈夫自己醒过来，没去叫他。过了一会儿，皮下注射器煮开了。堂萨瓦斯在自己的大腿上打了一针胰岛素。

“你好像三年没做梦了。”女人不太高兴地说，仿佛刚刚想起这句话。

“浑蛋！”他吼道，“你打算怎么样？还能强迫人做梦？”

几年前，有一天中午，堂萨瓦斯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棵橡树不开花，光结刮脸刀。妻子给他圆梦，结果中了头彩。

“今天没做梦，明天准做。”她说。

“今天不做，明天也不做，”堂萨瓦斯不耐烦地顶撞她，“我才不为你那些蠢事做梦呢。”

妻子收拾房间的时候，堂萨瓦斯又躺在床上。屋里凡是带尖带刃的家伙，她都拿了出去。过了半小时，堂萨瓦斯一点一点欠起身来，怕的是情绪太激动，然后开始穿衣服。

“喂，”他问，“卡米查埃尔说什么了？”

“他说过一会儿再来。”

两个人坐到桌旁，谁也没再开口说话。堂萨瓦斯像小鸟啄食似的吃着简而又简的病号饭。他妻子那份午餐可真叫齐全，乍一看，像她那样纤弱的体格和有气无力的样子，这顿饭实在显得过于丰盛了。她思忖了好大一会儿工夫，才拿定主意问堂萨瓦斯：

“卡米查埃尔打算要什么？”

堂萨瓦斯连头也没抬。

“钱呗。还能要什么？”

“我早就料到了，”妻子叹了口气，用怜悯的口吻说，“可怜的卡米查埃尔，这么多年，钱像流水一样从他手里过，可他还是靠大家施舍过日子。”一说起这些，这顿饭便吃得兴味索然。

“给他吧，亲爱的萨瓦斯，”她恳求说，“上帝会报答你的。”她把刀叉交叉放在盘子上，好奇地问：“他需要多少？”

“二百比索。”堂萨瓦斯不动声色地说。

“二百比索！”

“你想想看！”

对堂萨瓦斯来说，礼拜一和礼拜天刚好颠倒了。礼拜天最忙，礼拜一下午却闲得没事。他在办公室里一待就是几个钟头，坐在电风扇前尽情地打盹。与此同时，他家牧场里的牲口在长个、长膘、下崽。然而今天下午，他的心一刻也静不下来。

“天太热了。”妻子说。

堂萨瓦斯暗淡的眸子里闪过一丝被激怒的光芒。这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木制的旧办公桌，四把皮椅子，屋角堆放着马具。百叶窗关着，屋内的空气温吞吞的，有点憋闷。

“也许是吧，”他说，“十月份从来没这么热过。”

“十五年前，天也是这么热，闹过一次地震，”妻子说，“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堂萨瓦斯心不在焉地说，“你知道，我什么也记不住。此外，”他没好气地说，“今天下午我也不想谈这些倒霉事。”

他合上眼，胳臂交叉起来，放在肚皮上，假装睡觉。“要是卡米查埃尔来了，”他喃喃地说，“告诉他，我不在。”妻子本想再求求情，一看他不答理，脸色都变了。

“你真不是个好东西。”她说。

堂萨瓦斯没再言语。妻子悄悄地离开办公室，关纱门的时候也没有弄出一点响动。堂萨瓦斯又睡着了，一直睡到黄昏。等他睁开眼一看，只见镇长坐在一旁，等他醒来，他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

“像您这样身份的人，”中尉喜眉笑眼地说，“可不该敞着门睡觉啊。”

堂萨瓦斯惊愕了一下，不过脸上没有显露出来。“对您来说，我家的大门永远是开着的。”他伸手要按电铃，镇长摆了摆手，没让他按。

“不要点儿咖啡吗？”堂萨瓦斯问。

“先不要，”镇长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好像在想念着什么，“您睡觉的时候，这里一切都很好，就像其他镇上一样。”

堂萨瓦斯用手指揉揉眼皮。

“几点了？”

镇长看了看表。“快五点了。”他说。然后，他在安乐椅上换了个姿势，悄悄地把话拉入正题。

“咱们谈谈，好吗？”

“我想，”堂萨瓦斯说，“我也干不了别的事了。”

“也没什么可干的，”镇长说，“说来说去，这件事对谁都不是个秘密。”他还是那样从容不迫，言谈举止十分自然。

“请您告诉我，堂萨瓦斯，自从蒙铁尔寡妇答应把牲口卖给您起，您究竟弄过来多少头了？又给多少头重新打上烙印了？”

堂萨瓦斯耸了耸肩。

“我一点数也没有。”

“您一定记得，”镇长用肯定的口气说，“这种事有一个名称。”

“盗窃牲畜。”堂萨瓦斯说。

“是的，”镇长肯定道，“比如说，”他不动声色地继续说，“三天内您拉走了二百头牲口。”

“但愿如此。”堂萨瓦斯说。

“好吧，就算二百头，”镇长说，“您知道有什么规定吗？每头牲口政府要抽五十比索的税。”

“四十。”

“五十。”

堂萨瓦斯只好不吭气了。他靠在弹簧椅的靠背上，转动着手指上那只镶着光滑的黑宝石的戒指，眼睛仿佛盯住一盘象棋。

镇长用冷酷无情的目光打量着他。“可是这一次，事情到此还不算完，”他接着说，“从现在起，何塞·蒙铁尔留下的全部牲口，无论在什么地方的，全部归镇政府保护。”他等了一会儿，看见对方没有反应，又解释说：

“您已经知道了，那个可怜的女人完全疯了。”

“卡米查埃尔呢？”

“卡米查埃尔，”镇长说，“两小时以前被看管起来了。”

听到这儿，堂萨瓦斯看了他一眼，流露出一副既佩服又惊讶的表情。他感到内心涌起一阵抑制不住的狂笑，猛地把肥胖笨重的身躯扑到办公桌上。

“妙极了，中尉，”他说，“照您看，这算得上一场美梦吧！”

黄昏的时候，希拉尔多大夫觉得许多往事又重现了。广场上的杏树又落满了灰尘。又一个冬天过去了，但冬天悄悄的脚步声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安赫尔神父散步回来，正好看见大夫往诊所的门锁上捅钥匙。

“您瞧，大夫，”神父笑呵呵地说，“连开门也需要上帝帮忙。”

“有盏灯帮忙也行啊。”大夫笑着回说。

他把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一下，才回过身来和安赫尔神父说话。他忽然发现，在暮霭中，神父沉着脸，面色通红。“请等一等，神父，”他说，“我看您的肝恐怕不太好。”说着，他拉住神父的胳臂。

“是吗？”

大夫打开门灯，端详着神父的脸。他对神父的关怀不仅是出于医生的职业感，更多的是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大夫推开纱门，打开诊所的灯。

“我给您检查一下，神父，这五分钟时间不会白花的，”他说，“看看血压怎么样。”

安赫尔神父本来有急事。大夫一坚持，他只好走进诊所，挽起袖子准备量血压。

“要说我那会儿，”神父说，“可没见过这些玩意儿。”

希拉尔多大夫把椅子放在他跟前，坐下来给他量血压。

“眼下才是您的好时候呢，神父，”他笑着说，“千万别错过。”

大夫两眼盯住血压计的水银柱，神父用好奇的目光环视着这间屋子，病人一进诊室，往往就变成这样痴痴呆呆的。墙上挂着一张已经发了黄的证书；一张小女孩的画像，脸庞本来是红扑扑的，现在一边面颊被虫蛀了，变成蓝色；还有一幅医生从死神手里抢救一个裸·体女人的画像；屋子最里面有一张白色的铁床，后面有一个药柜，里头放满了贴着商标的药瓶。窗子旁边是一个放医疗器械的玻璃柜，还有两个装满书籍的书柜。屋里弥漫着各种各样的气味，属非饮用酒精的味道最呛鼻子。

量完血压，希拉尔多大夫脸上没有露出任何表情。

“这屋里缺一张圣像。”安赫尔神父嘟嘟哝哝地说。

大夫朝四面墙上溜了一眼。“不只是我这儿，”他说，“镇上也缺圣像。”说罢，他把血压计放进一个皮盒里，使劲拉上拉链，又说:

“告诉您吧，神父，血压正常。”

“我早就料到了。”堂区神父说。然后，他又有气无力地加上一句：“比起往年来，今年十月我觉得最舒服了。”

神父慢腾腾地把衣袖放下来。他身上那件法袍四边缝了又缝，脚上穿着一双破旧的鞋，两只手很粗糙，指甲黢黑，像是被火烧焦了似的。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看出他的真正处境：他这个人穷得没法再穷了。

“话虽如此，”大夫反过来说，“我还是很担心。像今年十月这样的天气，应该说您的饮食起居都不太合适。”

“上帝对人的要求是很严格的。”神父说。

大夫背过身去，眺望窗外阴暗的河流。“我想问一问，究竟严格到什么地步？”他说，“这么多年，您明明知道一切都是老样子，却非要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包得严严的。我想，这恐怕不是上帝的意愿吧。”

他沉默半晌，又问：

“这些天，您没有感觉到，您的一番苦心正在化为乌有吗？”

“在这一生当中，每天晚上我都有这种感觉，”安赫尔神父说，“正因为如此，我才想第二天要更加努力从头干起。”

神父站起身来。“快六点了。”他说着，打算离开诊所。大夫站在窗前没动窝，只是伸出一只胳臂拦住神父，说：

“神父，这几天晚上，您应该扪心自问一下，您是不是打算给道德也贴上一块橡皮膏啊？”

安赫尔神父觉得心里一股怒火直往上冲，想掩饰也掩饰不住。“到临终的时候，”他说，“您就会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了，大夫。”他道声“晚安”，走了出去，轻轻地关好屋门。

诵经的时候，神父的精神老是集中不起来。他关上教堂的大门，米娜走过来告诉他，两天内只逮住一只老鼠。神父似乎觉得，特莉妮达不在的这些日子，老鼠大量繁殖，简直要把教堂挖塌了。米娜放了老鼠夹子，在奶酪里下了毒药。神父还亲自帮她追踪老鼠，发现新鼠洞，用沥青把洞堵死。结果都无济于事。

“干活嘛，要有信心，”神父对米娜说，“老鼠一定会像羊羔一样乖乖地上夹子的。”

入睡之前，神父躺在光秃秃的凉席上，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他心里十分明白，大夫的话打动了他的心，一种失败的情绪暗暗攫住了他。他感到忐忑不安，教堂里老鼠成群结伙地窜来窜去，自从宵禁以来，全镇陷于可怕的瘫痪状态。这一切像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使他的头脑不停地旋转，他记起了一件最怕忆及的往事。

那是他刚刚来到镇上的时候。一天半夜，有人把他叫起来，请他在诺拉·德哈科夫临终前再去拉她一把。他走进一间卧室，只见床头摆着一个十字架，靠墙根放着好几把空椅子，仿佛在迎接死神的到来。在那里，他听了一次戏剧性的忏悔。诺拉·德哈科夫奄奄一息，她讲得非常冷静、简短而又详尽。她坦白说，她的丈夫奈斯托尔·哈科夫不是那个刚刚出世的女儿的父亲。安赫尔神父说，她要想得到宽恕，必须当着她丈夫的面把刚才忏悔的话重说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