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孤零零一个人活在世上，没有一个人肯想到我。所有那些我亲眼看见发迹的人，都是厚颜无耻和心肠冷酷的，而我却完全不一样。他们因为我心地过分善良而恨我。啊！不久以后我就要死了，或者是由于饥饿，或者是由于看到这些如此冷酷的人而感到的不幸。

杨格         

于连赶快把衣服刷干净，走下楼去；他已经迟到了。一个学监严厉地责备他。他非但没有打算为自己辩解，反而把双臂交叉在胸前。

“Peccavi, pater optime（我有罪，我承认我的错误，我的神父啊），”他用忏悔的口气说。

这个开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神学院学生中的那些精明的人一下子就看出了，他们要与之打交道的这个人可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休息的时候到了，于连看到自己成了人人好奇的对象。但是人们从他身上发现的只是谨慎和沉默。按照他为自己制定的行动准则，他把他的三百二十一名同学都看成是敌人，而最危险的敌人，在他看来，是皮拉尔神父。

几天以后，于连必须挑选一位忏悔师，一份名单送来给他看。

“啊！善良的天主！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他对自己说，“他们以为我听话听不出音来吗？”他挑选了皮拉尔神父。

他没有料到，他这个步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神学院里有一个小学生，非常年轻，是维里埃尔人，从头一天起就声明自己是他的朋友，对他说：如果他挑选神学院副院长卡斯塔内德先生，也许会更谨慎些。

“卡斯塔内德神父是皮拉尔先生的敌人，有人怀疑皮拉尔先生信奉冉森教派教义，”那个小神学院学生俯身在他耳边补充说。

我们的主人公自以为非常谨慎；其实他一开始采取的那些步骤，像挑选忏悔师一样，全都是轻率的行为。想象力丰富的人都很自负，正是这种自负把他引入歧途，他将自己的意愿当成事实，而且自认为是一个老练的伪君子。他甚至愚蠢到这个地步，竟然责备自己采用弱者使用的手段而取得那些成功。

“唉！这是我唯一的武器！换了在以前的另外一个时代，”他对自己说，“我在敌人面前不费口舌，单凭行动就可以为自己谋生了。”

于连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他观察四周围，发现到处都有最完美的德性的迹象。

有八九个神学院学生生活在圣洁的声誉中，他们像圣德肋撒[1]或者像在亚平宁山脉的维尔纳山上受五伤的圣方济各[2]，都看见过幻象。不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秘密，他们的朋友们替他们隐瞒。这些看见过幻象的可怜的年轻人几乎一直住在诊疗所里。另外一百来个学生把不知疲倦的勤奋学习与坚定的信仰结合起来。他们用功到了使自己生病的地步，但是却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有两三个人以真正的才能而出名，其中有一个名字叫夏泽尔；但是于连对他们很反感，他们对他也是一样。

[1]圣德肋撒（1515—1582），西班牙修女，曾重整天主教加尔默罗会。她因见显圣的幻象而出名。

[2]圣方济各（1181—1226），天主教方济各托钵修会创始人。规定修士麻衣赤足，步行各地宣传“清贫福音”。据说他隐退后在维尔纳山祈祷和行乞，斋戒四十天后看见天使刺穿他的两手、双脚和右肋，就这样在他身上留下了五伤的印记。

三百二十一名神学院学生中剩下的只是一些粗俗之辈，他们整天念过来念过去的那些拉丁词，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能够懂得是什么意思。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农民的儿子，比起用鹤嘴镐刨地，他们更喜欢靠背诵几个拉丁词来挣面包吃。根据这个观察，他从头几天起就决心取得迅速的成功。“各行各业都需要聪明人，因为工作毕竟要人去做，”他对自己说。“在拿破仑时代，我可以当军士；在这些未来的本堂神父中间，我将成为代理主教。”

“所有这些可怜虫，”他补充说，“这些从小干粗活儿长大的人，在来到这儿以前，完全靠凝乳和黑面包充饥度日。他们住在他们的茅屋里，一年只吃五六次肉。就像古罗马士兵认为战争是一段休息时间一样，这些粗俗的农民对神学院的快乐也感到喜出望外。”

在吃饭以后，从他们暗淡无光的眼睛里，于连只看见得到满足的肉体需要；在吃饭以前，只看见等待中的肉体快乐。他就是应该在这样一些人中间崭露头角。但是，于连不知道，而别人又不肯告诉他，在神学院学习教理、圣教史等等各种不同的课程，如果取得第一名成绩，在他们的眼里只不过是一桩辉煌的罪恶。自从出了伏尔泰以来，自从有了实际上仅仅是怀疑和自由解释的两院制政治，在民众的心里培养怀疑这种坏习惯以来，法国的教会好像懂得了书籍是它的真正敌人。在他们眼里最重要的是真心地服从。在学习中，即使是在圣洁的学问的学习中获得成功，他们认为也是可疑的，而且这也不是没有充分理由的。有谁能阻止出类拔萃的人，像西埃耶斯或者格雷古瓦[3]那样，转到另一边去呢！惶惶不安的法国教会，就像抓住唯一可以得救的机会似的，紧紧地依附教皇。只有教皇还可以去试一试瓦解自由解释的力量，去试一试通过他宫廷上那些典礼的虔诚肃穆的盛况，来影响上流社会人士的感到厌倦的、病态的心。

[3]格雷古瓦（1750—1831），法国神父，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国民公会议员。

这种种事实于连只看到了一半，然而在一所神学院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在力求对它们加以否认；他陷在深深的忧郁中。他非常用功，很快地学会了一些对一个教士很有用的东西；在他看来，这些东西十分虚伪，而且他丝毫不感兴趣。他认为自己再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难道全世界的人都把我忘了？”他想。他不知道皮拉尔先生收到过几封盖着第戎邮戳的信，把它们投入火里烧了。这些信尽管用词极为得体，但是字里行间透露出最强烈的热情。可以看出，深切的良心谴责在跟这透露出来的爱情进行斗争。“好得很，”皮拉尔神父想，“这个年轻人爱过的至少不是一个不信宗教的女人。”

一天，皮拉尔神父拆开一封信，信上的字迹有一半好像是被泪水洗得模糊不清。这是一封表示永别的信。“终于，”信上对于连说，“我获得上天的恩宠，给了我力量去恨，当然不是去恨我的过失的造成者，他将永远是我在世上的最亲爱的人，而是去恨我的过失本身。牺牲已经做出，我的朋友。您也能看出，这并不是没有眼泪的。我应该献身给他们的那些人，您也曾如此喜爱过他们，他们的灵魂得救获得了最后胜利。一位公正但是可怕的天主不会再因为他们母亲犯下的罪过从他们身上取得报复了。别了，于连，对人要公正。”

信的这个结尾几乎完全看不清楚。写信人留下了一个第戎的地址，不过又希望于连千万不要回信，如果一定要写的话，至少得使用让一个翻然悔悟的女人听了不会脸红的话。

于连的忧郁，再加上承包八十三个生丁一顿的中餐的承包商供应给神学院的低劣饭菜，开始影响到了他的健康。一天早上，富凯突然出现在他的房间里。

“我终于能够进来了。为了看看你，我已经到贝藏松来过五次，当然这不能怪你。总是吃闭门羹。我派了一个人守在神学院门口；见鬼，你怎么从来不出来？”

“这是我强加给我自己的一个考验。”

“我看你变得很厉害。我总算又见到你啦。两个值五法郎的漂亮埃居刚刚使我认识到我只是个傻瓜，没有在头一次旅行时就献上这两个埃居。”

这两个朋友之间的谈话长得没完没了。于连的脸色忽然变了，因为他听见富凯对他说：

“顺便问一句，您知道吗？你的学生们的母亲现在信教非常虔诚。”

他说这句话口气轻松。这种轻松口气常常在充满热情的心灵里留下奇怪的印象；因为言者无心，没有料到自己的话触动了这个心灵里的那些最珍贵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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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的朋友，虔敬到了无比狂热的程度。据说她去朝过几次圣。使玛斯隆神父，就是那个暗中监视可怜的谢朗神父，监视了那么长时间的玛斯隆神父，一辈子都要感到耻辱的是，德·雷纳尔夫人不要他听忏悔，她到第戎去或者到贝藏松来忏悔。”

“她上贝藏松来！”于连说，脸上泛起了红晕。

“经常来，”富凯用疑惑不解的口气回答。

“你身上带着《立宪新闻》吗？”

“你说什么？”富凯回问了一句。

“我问你有没有带着《立宪新闻》，”于连说，用的语气极其平静。“这儿一期要卖三十苏。”

“怎么！连神学院里也有自由党人！”富凯叫了起来。“可怜的法兰西！”他学着玛斯隆神父虚伪的嗓音和温柔的腔调，补了一句。

这次拜访也许会对他起到深远的影响，如果不是第二天，那个来自维里埃尔的、我们的主人公觉得还是个孩子的小学生对他说的一句话，使得他有了一个重大发现。自从来到神学院以后，于连的表现只是一系列的错误。他苦痛地嘲笑自己。

老实说，他一生中的那些重大的行动都安排得非常巧妙。但是对那些琐碎小事他并不注意，而神学院的那些精明人只看琐碎小事。因此他在同学们中间已经被看成是一个自由思想者。他在许许多多细小的行动中暴露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