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她并不漂亮，她没有搽胭脂。

圣佩韦[1]      

[1]圣佩韦（1804—1869），法国文学批评家，作家。重要文学批评著作有《文学家画像》、《当代人物画像》、《星期一谈话》等。

乡村的快乐

O rus quando ego te aspiciam![1]

维吉尔  

[1]拉丁文，“乡村，我何时才能见到你！”这句诗不是维吉尔的，而是贺拉斯的，见于《讽刺诗》2卷，6首，60行。

“先生准是来等上巴黎去的邮车吧？”他停下来在一家旅店吃早饭，旅店主人对他说。

“今天的或者明天的都可以，”于连说。

邮车在他装得毫无所谓的时候来到了，有两个空位子。

“怎么！这是你，我可怜的法尔科兹，”从日内瓦方向来的旅行者对跟于连同时上车的那个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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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以为你在里昂市郊，罗讷河附近的一个风光绮丽的山谷里定居呢？”法尔科兹说。

“好一个定居！我在逃。”

“怎么！你在逃？你，圣吉罗，长得这么一副老实相，你犯了什么罪吗？”法尔科兹笑着说。

“说真的，也差不了多少。我在逃避在外省过的那种讨厌透顶的生活。你也知道，我喜欢树林的凉爽和田野的宁静；你常常指责我这个人太爱幻想。我从来就不喜欢听见谈论政治；是政治把我赶出来了。”

“你属于哪一派？”

“不属于任何一派，也就是这一点把我害苦了。瞧，这就是我的全部政治：我爱音乐、绘画；一本好书对我说来就是一件大事。我快满四十四岁；我还有多长时间好活呢？十五年，二十年，至多三十年吧？好吧！我坚信三十年以后的部长们会比较精明一点，但是跟今天的那些部长一样正直。英国的历史是一面让我瞧见我们的未来的镜子。将来总会有一位希望他的君权不断增加的国王，总会有想当议员的野心，有光荣，有米拉波[2]赚的那数十万法郎，使得外省的那些有钱人睡不着觉。他们将把这个叫做：当自由党和爱人民。总会有当贵族院议员或者寝宫侍从的欲望，纠缠着那些极端保王党人。在国家这艘大船上，人人都想去操纵它，因为得到的报酬高。对一个普通的旅客来说，难道就永远不会有一个可怜的小小的位子吗？”

“谈谈事实，谈谈事实，想到你爱好安静的性格，这一定很有趣。是最近的一次选举把你从你的外省赶出来的吗？”

[2]米拉波（1749—1791），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立宪派领袖之一。1790年开始接受王室贿赂，四处为宫廷奔走。

“我的不幸说来话长了。四年前我四十岁，有五十万法郎，今天我大了四岁，钱可能少掉了五万，这五万是我去卖掉我那座城堡肯定要损失的。我的蒙弗勒里城堡靠近罗讷河，环境美极了。

“在巴黎，我对你们所谓的十九世纪文明迫使人们扮演的这种永恒的喜剧厌倦了。我渴望的是善良和纯朴。我在靠近罗讷河的山区买了一块地产，普天之下再没有比那儿更美的了。

“村里的副本堂神父和邻近的乡绅，他们巴结我巴结了有半年之久；我请他们吃饭。‘我离开巴黎，’我对他们说，‘是为了让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谈政治，再也不听人谈政治。正像你们看见的，我没有订阅任何报纸。信差给我送的信越少，我越感到高兴。’

“这不符合副本堂神父的心思。很快地我成了数不清的无礼的要求、纠缠等等的目标。我打算每年送给穷苦人两三百法郎，他们替一些宗教团体来向我要，什么圣约瑟会啦，圣母会啦等等，我拒绝了；于是他们百般地辱骂我。我真是傻得可以，居然给激怒了。我早上出去欣赏我们山区的美景，总会遇到什么烦恼事，打破我的梦想，让我不愉快地想起了那些人和他们的恶毒。譬如说求丰收的祈祷巡行吧（我很喜欢听巡行时唱的歌，很可能是一首希腊曲子），他们不再为我的田地祝福了，因为副本堂神父说，它们属于一个不信宗教的人。一个虔诚的老乡下女人的牛死了，她说这是因为附近有一片池塘属于我这个不信宗教的人，我这个巴黎来的哲学家；一个星期以后，我发现我的鱼全都肚子朝天，被人用石灰毒死了。麻烦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包围我。治安法官是个正直人，但是他怕丢掉差使，总是判我不对。安静的乡下对我说来，成了一个地狱。一旦他们看到村里的圣会首脑，副本堂神父抛弃了我，自由党的首脑，退休的上尉不支持我，他们全都向我身上扑过来了，甚至连我养活了一年的那个石匠，还有修理我的犁时打算肆无忌惮地诈骗我的那个车匠，都不例外。

“为了得到支持，至少为了可以打赢几场官司，我变成了自由党。但是，正如你说的，这次鬼选举来了，他们要我投票……”

“选一个不认识的人吗？”

“完全不是，是选一个我太了解的人。我拒绝了，这下可闯了大祸！从这时候起，那些自由党人也揪住我不放，我的处境变得难以忍受。我看如果副本堂神父想到控告我谋杀我的女仆人，一定会有二十个证人分别从两个党派里站出来作证，他们会发誓说亲眼看见我犯罪。”

“你想生活在乡下而又不投你那些邻人的所好，甚至不愿意听他们的胡说八道。多么大的错误！……”

“总算得到纠正了。蒙弗勒里在出售。如果需要的话，我准备损失五万法郎，但是我感到很快乐。我离开了这个充满伪善和烦恼的地狱。我要去寻找清静和乡村的安宁，在法国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它们还存在，那就是朝向爱丽舍田园大街[3]的五层楼上。即使这样我还在担心，我会不会因为向堂区提供圣饼，又在鲁尔区[4]开始我的政治生活。”

[3]爱丽舍田园大街，巴黎最出名的一条林荫大道。[4]鲁尔区，在现在的巴黎第八区内。

“这一切如果是在波拿巴统治下，你就不会遇到了，”法尔科兹说，两眼闪耀着愤怒和惋惜的光芒。

“那可太好了，但是你那个波拿巴，他怎么没能保住他自己的地位呢？我今天吃的苦都是他造成的。”

听到这儿，于连的注意力加倍提高。他从头一句话起就知道了波拿巴分子法尔科兹是德·雷纳尔先生的童年朋友，在一八一六年德·雷纳尔先生与他绝交；而那个哲学家圣吉罗大概是……省政府的科长的兄弟，就是那个科长能够通过投标把市镇的公产房屋便宜地租到手。

“这一切都是你那个波拿巴造成的，”圣吉罗继续说。“一个正派人，毫无害人之心，上了四十岁，有了五十万法郎，却不能在外省定居，得到安宁，被他的那些教士和他的那些贵族赶了出来。”

“啊！不要说他的坏话，”法尔科兹大声叫起来，“法兰西从来没有像在他统治的十三年里那样受到各国人民的尊重。那时候人做的事都是伟大的。”

“你那个皇帝，让他见鬼去吧，”四十四岁的那个人又说，“他只有在战场上和一八〇二年重建财政制度时是伟大的。他以后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什么呢？他用他的内侍、他的排场和他在杜伊勒利宫内举行的觐见礼给君主政体的所有那些蠢事提供了一个新版本。它是经过修订的版本，还可能用上一两个世纪。贵族们和教士们曾经想回到老版本上去，但是向公众兜售它所必需有的铁腕，他们却没有。”

“这真是一个前印刷厂厂主说的话。”

“是谁把我从我的土地上赶走的？”印刷厂厂主气冲冲地说。“是教士；拿破仑用他的和解协[5]把他们请回来，而不是像国家对待医生、律师、天文学家那样对待他们，按理应该把他们仅仅看成是公民，用不着去关心他们赖以为生的那个行当。如果你的波拿巴没有封男爵，封伯爵，今天还会有那些蛮横无理的贵族吗？不，那早已经过时了。除了教士，最叫我生气，逼得我当自由党人的，正是乡下的那些贵族。”

[5]指雾月18日政变，拿破仑任第一执政，开始军事独裁统治后，于1801年与教皇庇护七世达成的协议，规定天主教为国教，教士的薪给由国家支付，罗马教皇则承认革命期间教产的买主为合法所有人。从此教会再度成为法兰西国家的支柱。

谈话长得没完没了，这个话题在全法国还要谈论半个世纪。当圣吉罗不断重复说他不可能在外省生活时，于连畏畏缩缩地提出德·雷纳尔先生做为例子。

“对，年轻人，你提得好！”法尔科兹叫了起来；“他为了不做铁砧，变成了铁锤，而且还是一把可怕的铁锤。但是我看见他让瓦尔诺窜到他前面去了。您认识这个坏蛋吗？那才是个真正的坏蛋呢。您那个德·雷纳尔先生，等到哪一天看见自己被免职，让瓦尔诺取而代之，他会怎么说呢？”

“到那时他将剩下一个人跟他那些罪行在一起了，”圣吉罗说。“这么说，您对维里埃尔很熟悉，年轻人？好吧！波拿巴，愿天主毁掉他和他那些君主政体的骗人玩意儿，是他使得雷纳尔们和谢朗们的统治成为可能，而雷纳尔们和谢朗们的统治带来了瓦尔诺们和玛斯隆们的统治。”

这次悲观的政治谈话使于连感到惊讶，把他从他那些甜美的梦想中唤醒了。

他远远地看到了巴黎，可是这头一眼并没有让他感到激动。他为自己命运建筑的空中楼阁，还要和他刚在维里埃尔度过的那二十四小时的、还很清晰的回忆作斗争。他暗自发誓，永远不抛弃他情妇的孩子们，如果教士们的放肆给我们带来了共和国和对贵族的迫害，他要牺牲一切来保护他们。

他到达维里埃尔的那天夜里，如果在他把梯子靠在德·雷纳尔夫人卧房的窗子上那一刻，他发现这间卧房被一个外人或者是被德·雷纳尔先生占用，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可是那头两个小时，当他的情妇真心实意地想把他赶走，而他在黑暗中坐在她身边为自己辩解的时候，又是多么快乐啊！像于连这样的心灵，终生都会被这样的回忆纠缠着。这次见面剩下的部分，已经跟十四个月以前他们相爱的初期混在一起了。

于连从他的深邃的梦想中惊醒，因为车子停了。车子刚进入卢骚街邮车站的院子。“我要到马尔梅松[6]去，”他对一辆驶近的双轮轻便马车说。

[6]马尔梅松，离巴黎13公里的一个村子，那儿的城堡为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所有。约瑟芬离婚后隐居在此，直至1814年去世。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失败后曾来此处居住了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