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我的表现，很不坏，”他尽可能压住心头的喜悦，补充说。“我能够保持我的性格的尊严。我从来没有说过我爱她。”他开始研究字体；德·拉莫尔小姐写得一手漂亮的英国体的小字。他需要找点什么事做做，好忘掉那快要使他发狂的快乐。

“您的离开逼使我把话说出来……不能再见到您是我没法忍受的事……”

有一个想法，像什么新发现似的，突然袭上于连的心头，打断了他对玛蒂尔德的信的研究，并且使他的快乐成倍地增长。“我战胜了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他嚷道，“可是我说的只不过是一些正正经经的话！而他是那么英俊！他蓄着唇髭，穿着一套迷人的军装；他总能在恰当时机找到一句聪明机智的话来说。”

对于连说来，这是无比美妙的一瞬间，他在花园里漫步，幸福得已经发了狂。

后来他上楼来到自己的办事房，让人通报德·拉莫尔侯爵，说他求见。幸好侯爵没有出门。他让侯爵看几份从诺曼底来的贴有印花的文件，很容易地就证明了诺曼底的诉讼需要处理，他不得不推迟到朗格多克去的动身日期。

“您不走我感到很高兴，”侯爵在他们谈完事务以后，对他说，“我喜欢见到您。”于连退出去，这句话使他感到很窘。

“而我呢，我要去引诱他的女儿！也许还要使得和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的这门婚事成为泡影。他把他的未来全都寄托在这桩婚事上了；即使他不能成为公爵，至少他的女儿可以有权坐凳子。”[6]于连打算不顾玛蒂尔德的那封信，也不顾他已经向侯爵做过的解释，动身到朗格多克去。这一线道德的光辉闪了一闪，很快就消失了。

[6]从前在法国的宫廷上，公爵夫人以上等级的贵妃享有在国王或王后面前坐凳子的特权。

“我多么善良啊，”他对自己说；“我，一个平民，居然怜悯这种身份的一个人家来了！我，德·肖纳公爵把我称为仆人！侯爵又是怎样增加他那巨大的家产的呢？他在宫里一得到消息，第二天可能发生政变，就把公债卖掉。可我呢，后娘般的老天把我降生在最下层的阶级里，给了我一颗高贵的心，却没有给我一千法郎的年金，也就是说，我没有面包，说得非常确切，没有面包，我，居然拒绝接受送上来的一个快乐！我如此艰难地穿越这片叫做平庸的灼热沙漠，居然拒绝接受来解除我的干渴的一泓清泉！不，我没有这么傻；在我们称为生活的这片自私自利的沙漠里，人人都为自己。”

他想起了德·拉莫尔夫人向他投来的，特别是她的朋友，那些贵夫人向他投来的充满轻蔑的眼光。

战胜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的快乐，最后把他剩下的那一点儿道德的呼声完全压下去了。

“我多么希望能看见他发火啊！”于连说；“我现在充满信心，可以狠狠给他一剑。”他做了一个表示第二架式的动作。“在这以前我不过是一个有点胆大妄为的穷学究。在这封信以后，我和他平等了。

“是的，”他怀着无限欣喜的心情，慢悠悠地对自己说，“侯爵和我，我们两人的价值已经衡量过了，汝拉山的可怜木匠占了上风。”

“好！”他嚷了起来，“我就在回信上签上这么个名字。德·拉莫尔小姐，别以为我会忘掉自己的身份。我要让您明白，而且清清楚楚地认识到，您为了一个木匠的儿子背弃居伊·德·克鲁瓦泽努瓦的一个后裔。鼎鼎大名的居伊·德·克鲁瓦泽努瓦曾经跟随圣路易[7]参加十字军东征。”

[7]圣路易（1214—1270），即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他不顾臣子们反对，进行了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但得瘟疫死于途中。

于连没法控制他的快乐。他不得不下楼来到花园里。他把自己锁在里面的那间卧房，他觉得太窄小，没法自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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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汝拉山的可怜的农民，”他不断地对自己重复说，“我，注定要一辈子穿这一身可悲的黑衣服！唉！换了二十年以前，我会和他们一样穿上军服！那时候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不是阵亡，就是三十六岁当上将军。”他手里紧紧握着这封信，使他有了一位英雄的身材和姿态。“现在，确实如此，穿着这件黑衣服，到了四十岁，可以像博韦[8]的主教先生那样有一万法郎的薪金和蓝绶带。

[8]博韦，法国瓦兹省省会，主教府所在地。

“好吧！”他像靡非斯特[9]那样笑着对自己说，“我比他们聪明；我知道怎样选择我这个时代的军服。”他感到他的野心和他对教士服装的喜爱成倍地增长了。“有多少红衣主教，他们的出身比我低，然而掌握过统治大权！譬如说，我的同乡格朗韦尔[10]就是一个。”

[9]靡非斯特，德国诗人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企图以爱情、欢乐和权力收买主人公浮士德的灵魂，但终于失败。[10]格朗韦尔（1517—1586），红衣主教，生于贝藏松，曾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大臣。不过他的父亲并非贫困，也曾是查理五世的大臣。

于连的激动情绪渐渐平静下去；谨慎心又冒了上来。他的老师达尔杜弗[11]的台词，他记得滚瓜烂熟；他像他的老师达尔杜弗那样对自己说：

[11]达尔杜弗，法国喜剧家莫里哀的同名喜剧中的人物，典型的伪君子。

“我很可以把这些话当作是正当的手段。

……

如果她不给我一点我一向所希望的实惠，

来替这话作担保，使我能相信，

我是绝不能听信这么甜美的话的。”

《达尔杜弗》第四幕，第五场。

“达尔杜弗也是被一个女人毁掉的，他并不比别人坏……我的回信可能被出示……我们找到这个补救办法，”他用勉强压住的残忍的口气，慢吞吞地补充说，“我们要把崇高的玛蒂尔德的信中那些最热情的句子做为回信的开头。

“对，但是德·克鲁瓦泽努瓦先生的四个仆人会向我扑过来，把原信抢走。

“不，因为我武装得很好，谁都知道我有朝仆人开枪的习惯。

“好，他们中间有一个勇敢；他朝我扑过来。别人答应赏给他一百拿破仑[12]。我打死他或者打伤他，好极了，这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他们可以完全合法地把我投进监狱；我在轻罪法庭受审，经法官们公平合理地判决，把我送到普瓦西[13]去跟丰唐先生和马加隆先生[14]作伴。在那儿我跟四百个乞丐混杂地睡在一起……而我居然会怜悯这些人！”他猛地站起来，大声嚷道，“他们对一旦落在他们手心里的第三等级的人怜悯吗？”这句话结束了他对德·拉莫尔先生的感激，在这以前这种感激心情一直在不由他做主地折磨着他。

[12]拿破仑，有拿破仑头像的法国旧金币，值20法郎。

[13]普瓦西，法国塞纳-瓦兹省城市，在塞纳河边，那儿有中央监狱。

[14]丰唐先生和马加隆先生，当时法国小讽刺刊物《纪念册》的编者。因为刊物讽刺了王朝复辟政府，他们都被判处徒刑，送到普瓦西服苦役。

[15]卡隆上校（1774—1822），忠于拿破仑的军官，王政复辟时期退役，在上莱茵省会科尔马从事军事阴谋活动，被告发后，判处死刑。

“别忙，贵族先生们，我懂得你们这种不择手段的狡猾办法；玛斯隆神父或者神学院的卡斯塔内德先生未必能干得更漂亮。你们把这封挑逗性的信抢走，我就会重蹈科尔马的卡隆上校[15]的覆辙。

“等一等，先生们，我要把这封决定命运的信装在一个用火漆封好的小包里，送给皮拉尔神父先生保管。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冉森教派信徒，像他这种人是不会受到金钱的诱惑的。是的，但是他有拆信的习惯……我把这一封送到富凯那儿去。”

应该承认，于连的目光是凶暴的，他的相貌是丑恶的，显露出了毫不掩饰的、犯罪的表情。这是在和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

“拿起武器！”于连嚷道。他一步跳下府邸的几级台阶。他走进街角的一个代书人的铺子。他把代书人吓住了。“给我抄一份，”他把德·拉莫尔小姐的信交给他，对他说。

在代书人抄写时，他亲笔写信给富凯，要求为他保存一样珍贵的东西。“但是，”他停下笔，对自己说，“邮局的书信检查处会打开我的信，把你们寻找的那封信交给你们……不，先生们。”他到新教徒开的书店去买了一本很大很大的《圣经》，把玛蒂尔德的信非常巧妙地藏在封面里，然后包成一个包，由驿车送走，收件人写的是富凯的一个工人，巴黎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人的名字。

这件事办妥以后，他轻松愉快地回到拉莫尔府。“现在，看我们的了！”他把自己锁在自己的卧房里，脱掉外衣，大声嚷道。

“怎么！小姐，”他写信给玛蒂尔德，“德·拉莫尔小姐通过父亲的仆人阿尔塞纳的手，把一封过分富有诱惑性的信交给汝拉山的一个可怜的木匠，毫无疑问为了愚弄他的单纯……”接着他抄刚收到的信中的那些最明显的句子。

和他这封信相比，即使是德·博瓦西骑士先生外交上的深谋远虑也大为逊色。这时候还只有十点钟，于连陶醉在幸福和对自己的力量的感觉中，这种感觉对一个穷鬼来说是那么新奇。他走进意大利歌剧院，听他的朋友吉罗尼莫唱歌。音乐从来不曾使他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他成了一个神。[16]

[16]Esprit per. pré. gui. 20. A. 30. ——原注。司汤达的这个谜一般的注，到1932年由莫里斯·帕蒂里埃解释出来，应是：“Esprit perd préfecture. Guizot. 20 Août 1830.”意思是“才智失去了省长之职。基佐。1830年8月20日。”司汤达在7月革命之后确实申请过省长的职位。毫无疑问在他修改这一页时，得到了基佐政府拒绝他申请的消息。他指责基佐不信任有才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