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在今天，有一个愿意为公益牺牲一切的人，就有好几千，好几百万只知有自己的享乐，自己的虚荣的人。在巴黎，一个人是因为他的马车而不是因为他的德行受到尊重。

拿破仑，《回忆录》   

穿号衣的仆人匆匆忙忙走进来，说：“德·***公爵先生。”

“住嘴，您这个傻瓜，”公爵走进来说，他这句话说得那么好，而且口气那么威严，于连不由自主地想到，懂得这样对一个仆人发脾气，是这位大人物的全部学问。于连抬起眼睛，立刻又垂下去。他已经猜到新来者的重要性，担心自己朝他看会是一件不够慎重的事。

这位公爵五十岁，打扮得如同一个花花公子，走起路来像踩着弹簧似的一蹦一蹦。他的头狭长，鼻子很大，成弧形的脸中间朝前突出得很厉害。再比他更高贵同时又更缺乏表情的神态看来很难找到了。他一来到，会议立刻开始。

于连的相面术的观察冷不防地被德·拉莫尔先生的声音打断。“我向各位介绍一下索雷尔神父先生，”侯爵说；“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仅仅一个小时以前我和他谈起他可能荣幸地担负的使命，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记忆力，背出了《每日新闻》的第一版。”

“啊！关于那个可怜的N……的国外消息，”房主人说。他急忙拿起报纸，望着于连，因为他想显示自己地位重要，神情很可笑。“背吧，先生，”他对于连说。

一片寂静，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于连；他背得滚瓜烂熟，背了二十行以后，公爵就说：“够了。”眼神像野猪的那个矮小的人坐下来，他是主席，因为他刚就座，就指了指一张牌桌，做了个手势要于连把它搬到他旁边。于连带着书写所需要的用品坐下来。他数了数，围着绿台布一共坐着十二个人。

“索雷尔先生，”公爵说，“请您到隔壁房间去，等一会儿会让人来叫您。”

房主人露出担心的神色。“护窗板没有关上，”他稍微压低声音对身边的人说。——“从窗口看没有用，”他愚蠢地对于连喊道。

“我至少是给卷进了一桩阴谋，”于连想。“幸好它不是那种通向河滩广场的阴谋。即使有危险，为了侯爵我也应该去冒，甚至去冒更大的危险。如果我有机会弥补我干的疯狂事可能有一天给他造成的一切烦恼，那真是再好没有了！”

他一边想着他的那些疯狂事和他的不幸，一边观察周围的环境，好永远记住它。仅仅到这时候，他才想起他没有听见侯爵跟仆人说过路名，侯爵坐出租马车，这也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

于连长时间地陷在沉思之中。他是在一间张挂着有宽金线饰带的红天鹅绒帷幔的客厅里。在靠墙小桌上放着一个很大的象牙十字架，壁炉台上放着德·迈斯特先生的书《论教皇》，切口涂金，装帧非常豪华。于连打开书，免得自己显得好像是在听。隔壁房间的说话声时不时变得很高。最后门打开，有人叫他。

“请你们记住，先生们，”主席说，“从现在起，我们是在德·***公爵面前说话。这位先生，”他指着于连说，“是一位年轻的教士，忠于我们的神圣事业，靠了他惊人的记忆力，可以毫不困难地把我们发言的每一句话重述出来。

“请先生发言，”他指着那位相貌慈祥、穿着三四件背心的人物说。于连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按理应该说出这位穿背心的先生的名字。他拿了纸，记下了许多。

（作者本来想在这儿加上一页的虚点儿。“那未免太不雅观，”出版者说，“对这样肤浅的作品来说，不雅观就是死亡。”

“政治，”作者回答，“是拴在文学脖子上的一块石头，用不到半年就会把它淹死。政治在趣味无穷的想象中间，就像音乐会中间的一下枪声。这响声刺耳朵，却没有力量。它和任何乐器的声音都不协调。这种政治会无可挽回地冒犯一半的读者，而使其余的一半读者感到乏味，因为他们在早上的报纸里已经看到过那种相比之下要专门得多，有力得多的政治……”

“如果您的人物不谈政治，”出版者又说，“就不再是一八三○年的法国人，您的书也就不像您指望的那样是一面镜子了……”）

于连的记录有二十六页，下面是一个显得大为逊色的摘要；因为照例需要把那些荒唐可笑之处删去，荒唐可笑之处太多，会显得讨厌或者不真实。（参看《法庭公报》。）

那个穿背心、相貌慈祥的人（也许是一位主教）常常微笑，在微笑时，他那双被宽松下垂的眼皮围着的眼睛有着一种异样的光辉，和一种没有平常那么犹豫不决的表情。被要求第一个在公爵（“可是什么公爵呢？”于连对自己说。）面前发言的这个人物，显然是为了阐述各种意见，充当代理检察长的职责。于连觉得他态度暧昧，缺乏果断的结论，而人们常常指责那些司法官员的正是这一点。在讨论的过程中，公爵甚至为了这个当场责备他。

在说了好几句富有道德教训和宽大为怀的哲理的话之后，穿背心的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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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伟大人物，不朽的皮特[1]的领导下，高贵的英国曾经耗费了四百亿法郎来阻止革命。如果这次会议允许的话，我少许直率地提出一个悲观的看法：英国不很懂得，对付一个像波拿巴那样的人，特别是在只有一大堆良好的意愿来对抗他的情况下，只有个人的手段才具有决定性……”

[1]皮特（1759—1806），1783年至1801年和1804年至1806年任英国首相，任内镇压爱尔兰独立运动和国内民主运动。他是反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反法联盟的重要组织者。

“啊！又在颂扬暗杀！”房主人神色焦虑地说。

“少跟我们来您那一套感伤的说教，”主席气愤地叫起来；他的野猪眼睛射出了凶狠的光芒。“继续说下去，”他对穿背心的人说。主席的双颊和额头都变成了紫红色。

“高贵的英国，”发言人接着说，“今天已经被压垮了；因为每个英国人在付面包钱以前，不得不先支付用来对付雅各宾党人的那四百亿法郎的利息，它不再有皮特……”

“它有德·威灵顿公爵[2]，”一位装出十分了不起的样子的军人模样的人说。

[2]德·威灵顿公爵（1769—1852），英国统帅，在反对拿破仑战争中，是反法联盟军队的统帅之一，以指挥滑铁卢战役闻名。1828年后，历任首相、外交大臣等职。

“求求你们，静一静，先生们，”主席喊道；“如果我们还要争论不休，让索雷尔先生进来，那就是多余的了。”

“我们知道先生有不少意见，”公爵一边愠怒地说，一边望着打断别人话的人，从前拿破仑手下的一位将军。于连看出这句话影射某一件涉及个人的，而且带着极大的侮辱性的事。大家都面露微笑；变节的将军好像气得发了疯了。

“不再有皮特了，先生们，”发言人接下去说，神情沮丧，完全像一个对劝说听众要通情达理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的人。“即使在英国出现一个新的皮特，那也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欺骗一个民族两次……”

“这正是为什么今后在法国不可能有一个常胜将军，一个波拿巴的原因，”打断别人话的那个军人嚷道。

这一次不论是主席还是公爵都不敢发火，虽然于连相信自己从他们眼睛里看出他们很想发火。他们垂下眼睛，公爵只是叹了口气，声音响得让每个人都能听到。

但是发言者发脾气了。

“有人急着要看到我结束，”他火冒三丈地说，把满脸堆笑的客气态度，还有十分有分寸的谈吐，完全抛在一边，于连原来认为那是他性格的真实反映；“有人急着要看到我结束；有人完全不尊重我为了不刺痛任何人的耳朵而做出的努力，不管它们可能有多么长。好吧，先生们，我讲得简短些。

“我要老实不客气地对你们说：英国再没有一个铜子儿可以用到这个神圣事业上。即使皮特本人回到世上，施展出他的全部才能，也不能够再欺骗英国的那些小地主，因为他们知道单单那场短促的滑铁卢战役就耗费了他们十亿法郎。既然有人希望把话说得明确些，”越来越激动的发言人补充说，“我要对你们说：你们自己帮助自己吧，因为英国没有一个畿尼[3]来帮你们的忙。如果英国不出钱，奥地利、俄国、普鲁士只有勇气，没有钱，顶多只能跟法国进行一两场战役。

[3]畿尼，英国旧金币，值21先令。

“我们可以指望，聚集在雅各宾主义旗帜下的年轻士兵在第一场战役中，也许还在第二场战役中被打败；但是在第三场战役中，哪怕我在你们有偏见的眼睛里会被看成是一个革命者，我也要说，在第三场战役中，你们将面对一七九四年的士兵，他们不再是一七九二年入伍的农民。”

这时候从不同方向有三四个人同时打断他的话。

“先生，”主席对于连说，“请您到隔壁房间去把您做的记录的开始部分誊写清楚。”于连十分遗憾地走了出去。发言人刚刚提到了那些可能性正是他经常思考的内容。

“他们害怕我嘲笑他们，”他想。等到再喊他进去时，德·拉莫尔先生在发言，那种严肃的态度对了解他的于连说来，显得非常有趣，他说：

“……是的，先生们，特别是对于这个不幸的民族，我们可以说：

“‘它将成为神，桌子还是脸盆？’[4]

[4]这句诗是拉封丹的寓言诗《雕刻家和朱庇特的像》的第1节第4行。前面三行是：“一块大理石是这样的漂亮，一个雕刻家把它买下。他说：‘我的刀要把它刻成什么呢？’”

“‘它将成为神！’寓言作家嚷道。这句如此崇高，如此深刻的话，先生们，仿佛是你们说出来的。自己来采取行动吧，高贵的法兰西将会差不多像我们祖先所造就成，在路易十六去世前我们还亲眼见过的那样重新出现。

“英国，至少它的那些高贵的爵爷，跟我们一样憎恨卑贱的雅各宾主义。没有英国的黄金，奥地利、俄国、普鲁士只能够打两三仗。这足以导致一次成功的军事占领吗？譬如像德·黎塞留[5]先生在一八一七年如此愚蠢地白白浪费掉的那次军事占领。我不相信。”

[5]德·黎塞留（1766—1822），公爵，曾在俄国任敖德萨总督。拿破仑失败后跟随路易十八返回巴黎，担任大臣。此处指他参加1817年在亚琛举行的神圣同盟会议上促成会议通过决议，终止外国军队占领法国。

这时候有人插嘴，但是被大家的嘘声盖住。插嘴的人又是前帝国将军，他希望得到蓝绶带，并且想在秘密记录的起草人中间占一个突出地位。

“我不相信，”德·拉莫尔先生在闹声平息以后接着说下去。他特别着重这个“我”字，这种傲慢态度于连感到欢喜极了。“这一招，真漂亮，”他一边对自己说，一边下笔如飞，几乎写得跟侯爵说的一般快。“侯爵用一句恰当的话，就消灭了这个变节者的二十次战役。”

“一次新的军事占领的希望，”侯爵字斟句酌地说。“我们不可以仅仅寄托在外国人身上。在《环球报》[6]上写煽动性文章的所有那些年轻人，可以提供给你们三四千名年轻军官，其中可能有一位克莱贝尔，一位奥什，一位儒尔丹，一位皮舍格吕，[7]不过没有他那么具有善意。”

“我们没有能够给他荣誉，”主席说，“应该使他永垂不朽。”

[6]《环球报》，1824年创办，起初是文学性报刊，后来变成政治性报刊，对当时政权进行猛烈抨击。到1830年后，成为圣西门主义的报刊，1832年停刊。[7]克莱贝尔（1753—1800）、奥什（1768—1797）、儒尔丹（1762—1833）和皮舍格吕都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能征惯战的将军。

“最后，在法国应该有两个政党，”德·拉莫尔先生接着说，“不是两个有名无实的政党，而是两个立场鲜明、截然不同的政党。我们应该知道打垮谁。一方面是记者，选民，舆论，总之一句话：青年和所有赞美他们的人。当他们被他们那些空话的声音冲昏头脑时，我们呢，我们可以得到花费预算这个肯定无疑的好处。”

这时候又有人插嘴。

“您，先生，”德·拉莫尔先生以惊人的高傲而悠然自得的口气对插嘴的人说，“您不是花费，如果这两个字您听了刺耳的话，您是吞没列入预算的四万法郎，还有您从王室费里得到的八万法郎。

“好吧，先生，既然您逼得我非如此不可，那我就不客气地拿您做为例子。您的高贵的祖先们曾经跟随圣路易参加十字军东征，您像他们一样，也应该用这十二万法郎使我们至少能够看到一个团，一个连，我说什么！半个连，哪怕它只有五十个人也好，只要做好战斗准备，能够永远忠于神圣事业就行。可是您只有一些穿号衣的仆人，一旦发生暴乱，连你自己都对他们感到害怕。

“王位，祭坛，贵族，到明天都有可能消灭，先生们，只要你们没有在每一个省份里建立一支拥有五百个忠诚的人的队伍，不过我说的忠诚，不仅仅要有法国人的英勇，还要有西班牙人的坚贞。

“这支军队的一半人应该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侄子，总之应该是真正的贵族子弟。他们每人身边有的，不是一个一旦一八一五年重新出现，[8]就会立刻戴上三色帽徽的、饶舌的小资产阶级，而是一个像卡特利诺[9]那样单纯而坦率的农民。我们贵族子弟可以教导他们，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他的奶兄弟。让我们每个人牺牲自己的五分之一的收入，在每个省份组成这支五百人的小小的忠诚队伍。到那时你们就可以指望一次外国人的军事占领。外国士兵如果没有把握在每个省份里找到五百名友好的士兵，甚至连第戎也不会到的。

[8]1814年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退位，被囚禁在厄尔巴岛。1815年他逃出厄尔巴岛，于3月1日率1000人在法国登陆。20日返巴黎，重登帝位。这次复辟只维持了一百天，称为“百日政变”。[9]卡特利诺（1759—1793），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法国西部旺代省的保王党反革命军队的首领之一，他是乡村石匠的儿子。

“外国的国王只有在你们向他们宣布，有两万贵族已经准备好拿起武器为他们打开法国的大门，他们才会听你们的话。你们会说，做出这个贡献太困难；先生们，我们的头值这个代价。在出版自由和我们做为贵族的存在之间，是一场生死斗争。不愿意成为工厂主、农民，就得拿起你们的枪。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胆怯，但是决不可以愚蠢；睁开眼睛吧。

“组织起战斗队伍，[10]我用雅各宾党人的歌来对你们说；到那时就会有某一个居斯塔夫·阿道夫[11]被君主原则所遇到的迫在眉睫的危险所打动，奔到离他的国家三百法里以外的地方来，为你们做居斯塔夫曾经为新教君主们做过的事。你们愿意继续空谈而不采取行动吗？五十年内在欧洲只会有共和国总统，而不会有一位国王了。教士和贵族随着国——王这两个字一起消失。我看到的只是那些向肮脏的大多数献殷勤的候选人。

[10]这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歌曲《马赛曲》中的一句。[11]居斯塔夫·阿道夫（1594—1632），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曾率领军队进入德国，支持新教君主。

“你们徒然地说：法国此时此刻没有一位人人信赖、熟悉的、爱戴的将军；军队仅仅是为了王位和祭坛的利益组织起来的，所有的老兵都已经清除掉；而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每一个团队里都有五十名上过火线的士官。

“二十万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年轻人热爱战争……”

“不要再提这些不愉快的事实了，”一个威严的人物用自命不凡的口气说，他显然在教会里担任极高的要职，因为德·拉莫尔侯爵没有生气，反而露出了讨好的笑容，这对于连是个非常明显的迹象。

“不要再提这些不愉快的事实了，让我们概括一下，先生们，一条腿患坏疽需要锯掉的人，没有理由对他的外科医生说：‘这条病腿非常健康。’请原谅我这个说法，先生们，高贵的德·***公爵[12]是我们的外科医生……”

[12]这儿显然是指英国威灵顿公爵，法国王政复辟开始时期，他曾是占领军的统帅。

“话终于漏出来了，”于连想；“我今天晚上赶着去的地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