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篇论《红与黑》的文章，是司汤达寄给他的好友、佛罗伦萨的律师兼作家萨瓦格诺利的。萨瓦格诺利大概想在该地的文学刊物《文选》上发表一篇深入的论司汤达小说的文章，但《文选》很快就停止出版，因此，这篇文章没有用上。

既然您这样希望知道，我现在就把我有幸在昨天晚上说给您听的全都写出来。

法国外省妇女最大的消遣就是看小说。在法国的这些小城市里，社会风气是非常纯洁的；每一个女人都在监视她的女邻人，世上是不是还有比这更完备的警察制度，那只有天知道了。一个男人上一个人家去上六次，只要这个人家有一个姿色稍微过得去的女人，肯定会在左邻右舍引起纷纷议论。而且这种如此警觉的警察制度给人的惩罚是可怕的。一个不幸的女人，住在人口不满两万的法国城市里，而且引起别人对她的评论（这是外省的假正经创造出来的无比神圣的用语），那她就不会再被邀请参加在她这个小城市举行的任何一个舞会。这种正式的惩罚带来了普遍的蔑视。如果这个女罪人想出办法进入舞会的大厅，女人们也会装出不跟她说一句话。羞耻、蔑视、痛苦是过度的。而法国人的性格是什么都能忍受的，唯独不能忍受当众表示出来的蔑视，这些在女邻居们眼里稍微受到爱情连累的不幸女人，每一年我们都能看到她们中间有人用自杀来结束从此以后无法忍受的生活。

那些没有这么坚强的女人，只好躲到乡下去，这一辈子再也不在她们小城的狂欢节舞会上和社交场所里露面。在乡下，那些最贫困的农民同情她们，但也有点儿蔑视她们。我们曾经见到过有些当丈夫的，他们比小城的公众宽容得多，不顾小城的长舌妇们和笃信宗教的女人们有一天宣布他们的妻子是罪人，对她们倍加敬重和热爱。这些好丈夫试图把妻子从乡下接回来；而且还愿意把她们领到小城市的公共散步场去；立刻所有的女人都离开这个遭唾弃的不幸女人跟她丈夫溜达的散步场的这一侧。连陪着这个不幸女人散步的年幼的孩子们，也发现了大家的这种举动，问她是什么原因。

这就是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统治给法国外省带来的风气。这两位君主，特别是前一位，尽管他很少有兴致干风流事儿（他被认为完全不适于做这种事），但是他们很优雅，喜欢女人，懂得怎样和她们交谈，而且离愚蠢的假正经非常遥远，正是这种愚蠢的假正经，在他们的统治下，使法国变得愁闷，使法国失去了被称为快乐的权利，而在革命以前它是和这个称号那么相配。我们可以说，拿破仑为了他的专制主义的利益，创立了这种令人感到讨厌的假正经，圣会把它固着在外省的社会风气里。圣会把告密和密探带到各地。它的首领们希望知道法国每座小城里的每个人家看的报纸的名称，他们达到了目的。他们希望知道每个人家每天接待的是什么客人，他们能够知道，而这一切不用花费一文钱，全靠那些思想正统的人自愿从事的密探活动。

这就是《红》的作者德·司〔汤达〕先生所希望描绘的法国的新社会风气。但是在分析这部作品之前，我们应该指出法国的道德习惯的，它在一八〇六年到一八三二年间建立的社会风气的另外一个后果。可以这么说，这些社会风气，对还在玛蒙泰尔的短篇小说里或者是德·让利斯夫人的长篇小说里寻找法国社会的写照的外国人说来，是完全陌生的。

在法国一切都彻底地改变了。革命前外省城市的风气的忠实写照，到玛蒙泰尔的那些矫揉造作的短篇小说里是找不到的，应该到德·贝藏瓦尔男爵的那部书名叫《忧郁》的、篇幅不大的、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里去找。在那部小说里可以看到，在一七八九年以前的法国，人们玩得有多么痛快。另外一个证明就是：所有那些拿破仑的传记故事，一开始都是描写他在瓦朗斯（多菲内省）过的愉快生活，当时他在驻守这个小城市的团队里当炮兵少尉。每天晚上那儿都有三四家人家敞开大门。今天没有了一点相似之处，在有六千到八千人口的城市里一切都是忧郁的，不自然的。外国人在那儿度过夜晚比在英国还要感到局促不安。男人们开始爱好打猎和农业，他们可怜的妻子不会写小说，就以看小说来安慰自己。

法国要消耗巨大数量的小说，原因就在这里。外省妇女每月不看上五六本小说的很少很少，有许多人甚至看到十五到二十卷，因此在每座小城市里都能找到两三个借书处，以每册每天一个苏的代价从那儿租阅小说。如果是名作家的小说，每天会给借书处带来两个苏，有时候甚至三个苏的收入。如果有托尼·约阿诺，这个确实有其独特才华的、闻名一时的画家的版画做插图，如果小说曾经在报纸上受到过分吹捧，那么借书处的主人就会把小说的每一册裁成两半，每一半一天可以租三个苏。但是为了获得这样大的成功，书必须是印成八开本的。

我们将要分析的这部作品，获得了租金三个苏的荣幸，而且还遭到了这种五马分尸的刑罚。

所有的法国妇女都看小说，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法国妇女都具有同等的教育程度；因此有了为女仆写的小说（我请求原谅这个粗俗的说法，我相信是书商创造出来的）和客厅小说的区别。

为女仆写的小说一般都印成十二开本，而且是皮戈罗先生的店里出版的。皮戈罗先生是巴黎的一个书商，他在一八三一年的商业危机以前，曾经从使外省美丽的眼睛流泪中赚到五十万。因为皮戈罗书店出版的十二开本小说里的主人公总是十全十美的，相貌美得动人，简直像画出来的，而且有一双凸出的大眼睛；尽管有为女仆写的小说这个轻蔑的名称，这种小说在外省，比勒瓦瓦瑟尔书店或者戈斯兰书店出版的、作者追求文学价值的八开本小说，拥有更多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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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一个作家写过八十卷小说，都是在巴黎出版的，他的名字在图卢兹、马赛、巴荣讷、阿让，挂在每一个人嘴里，但是在巴黎可以肯定谁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作家。譬如说，德·拉莫特-朗贡男爵先生的情况就是如此，他写过书名叫《省长先生》等二十多部小说。保尔·德科克先生和维克多·迪康热先生等人，如果不是决定把自己的小说改变成正剧和情节剧，他们也会像德·拉莫特-特贡男爵先生一样，在巴黎默默无闻。

在巴黎、鲁昂和法国北方的那些文化水平比南方高的城市里，为女仆写的小说从来不进入客厅。对巴黎说来，再没有比为女仆写的小说中的这种永远完美的男主人公，还有这些天真纯洁、遭受迫害的不幸女人更乏味的了。

外省人有时也看为有教养的人写的小说，由勒瓦瓦瑟尔书店出版的八开本小说，但是一般说来，并不能完全看懂。外省人看它，宁可说是完成一个任务，而不是为了给自己带来快乐。

瓦尔特·司各特和孟佐尼先生是仅有的例外，这两位伟大诗人的作品在外省和巴黎都同样拥有读者。不过有这个不同之处：巴黎人对瓦尔特·司各特的充满了描写得太详细而又太不生动的细节的头几卷感到厌倦，相反地，这些细节却把外省人迷住了。巴黎人对孟佐尼先生关于一六二八年米兰的鼠疫和untori[2]的那些细节描写稍微有点感到厌烦，而外省人却相反，他们为之感到颤栗。

[2]意大利文，“鼠疫传播者”。

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在法国有过两百左右的模仿者。这些作者的所有作品都曾拥有读者，其中有些作品甚至还印过好几版，而且能够在巴黎获得读者；但是在一两年以后就完全被人遗忘了。

为女仆写的小说里，情节荒谬，那没有什么关系，这些情节恰恰是为了让主人公大显身手而特地安排的，总之一句话，正是人们用嘲笑口气称之为传奇式的情节。

外省的那些小资产阶级妇女只向作者要求能使她们感动得掉泪的离奇场面。至于导致这些场面的方法并不重要。巴黎的夫人们却相反，她们阅读八开本的小说，对离奇的情节，严厉得要命。只要有一个情节看上去好像是故意为了让主人公大显身手而安排的，她们就会立刻把书扔掉，作者在她们的眼里也显得十分可笑了。

正因为有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要求，要写一部同时在外省的女市民的卧房里和巴黎的客厅里为人所阅读的小说，实在是极其困难的事。

这就是一八三〇年法国读者对待小说的态度。瓦尔特·司各特的天才曾经使写中世纪风行一时，一个人用两页来描写从主人公所在的那间卧房的窗口看到的景致，用两页来描写他的服饰，再用两页来形容他坐着的扶手椅的式样，十拿九稳可以获得成功。德·司〔汤达〕先生对这个中世纪，对尖拱，对十五世纪的服饰，完全感到厌恶，他敢于叙述在一八三〇年发生的一桩故事，让读者完全不知道德·雷纳尔夫人和德·拉莫尔小姐穿的连衫裙的式样。这是他的两个女主人公，因为这部小说一反至今一直遵循的规律，有两个女主人公。

更有甚者，作者还敢于描写巴黎女人的性格，巴黎女人爱她的情夫，仅仅是由于她每天早上相信自己就要失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