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小时后——瑞士法语区时间中午12点半——丹尼正对着我坐在一辆蓝色劳斯莱斯后座。这辆劳斯莱斯比商业捕鱼船还宽，比灵车还长，我不禁在想，这车该不会是开往我自己的葬礼吧？这是今天首个不祥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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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去往瑞士日内瓦联合私立银行的路上，今天将与瑞士银行家进行首次会谈。我透过后窗玻璃向外看去——抬头看看高高喷射的喷泉，内心仍然充满着敬畏——这时丹尼无比伤感地说道：“我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我把自己的安眠酮也冲到了马桶里。我是说，真的，JB！我几小时前刚把它们塞进了屁眼里！这个方法够原始的了，是吧？”

我看了看丹尼，笑了笑。他这点讲得没错。过去我也曾为了安全通过海关把药往屁眼里塞——我可不是在逗你。我曾听说过，可以把药装在一个小瓶子里然后再用大量的凡士林把小瓶子封好。但只要想到这就像贩卖毒品，我就放弃了凡士林战略。毕竟，只有真正的瘾君子才会想到这一点。

我对丹尼对我的关照、对我的保护充满敬意。不过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我这棵摇钱树倒了，他还能继续这样关照我吗？这是个不错的问题，但不值得多想。我现在可是鸿运当头，金钱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大量涌入我的口袋。我说：“是，的确够原始的；这我可不否认。不过你可别以为我不感激你的这一做法，不过我们现在不要再讨论安眠酮了。我希望从现在起，接下来这些日子里你能好好玩你的，我也能好好玩我的，可以吗？”

丹尼向后倚靠着座椅，跷着二郎腿说：“好，我同意。我可以自己找乐子。我只是不想往屁股里塞东西。”

“丹，在妓女这件事上我们也得收敛些了。我已经感到恶心透顶了。现在我们讲正事吧。很快就要到银行了，在到那儿之前有几件事我得先和你过一遍。首先，你应该知道由我来负责跟他们讲话吧？”

他点点头说：“你以为我是‘愣头’吗？”

我笑了笑，“不，你的脑袋还不够愣，比他聪明多了。不过，听着，给我认真听好，你靠后坐着给我观察他们，这很重要。试着搞清楚这些法国佬在想什么。我从他们的肢体语言里什么也看不出来，我甚至在想他们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肢体语言。不管今天上午谈得怎么样，不管这件事听起来有多完美，我们离开时都要说，我们对此不感兴趣。丹尼，我们必须要这么做。我们要说，这与我们在美国做的业务不符，我们已经决定不做这个。等他们给我讲一些法律问题后，我会提出一个合理的理由，记住了吗？”

“没问题，”他尽职地回答说，“不过为什么？”

“因为卡明斯基，”我快速答道，“首次会谈时他会在场，我不太相信这个假发佬。我告诉你，我真的不看好瑞士这一类业务。不知怎么的，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而如果我们真的决定去做，则绝不可让卡明斯基知情。他会把整件事搞砸。如果我们决定做下去，或许我们会换一家银行，又或者我们仍使用这一家。我敢保证他们不会忠于卡明斯基的。”

“最重要的是，这件事不可让任何一个美国人知道。丹尼我不管你喝得多醉，或吃了多少安眠酮，或吸了多少可卡因，这件事你绝对不许泄露出去。不许告诉马登，不许告诉你的父亲，更不许告诉你太太，记住了吗？”

丹尼点点头，“兄弟，我一定保持缄默。死守到底。”

我笑着点点头，然后看着窗外一言不发。这等于是对丹尼发出了一个信号：我不想再说话，而丹尼到底是丹尼，他马上就心领神会。剩余的车程我一直看着窗外日内瓦洁净的街道——人行道上一点垃圾都没有，墙上也一笔涂鸦都没有，这真是令人惊奇。很快我的思绪开始游离，我开始思索，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看起来是错误的、危险的、鲁莽的举动。我最早的顾问之一阿尔·艾布拉姆斯就警告过我要远离海外银行业。他说这样做肯定会招致麻烦，会引来太多的关注。他说，你永远都不能信任瑞士人，一旦美国政府对他们施压，他们就会把你给出卖了。他解释说，所有瑞士银行在美国都有分行，所以他们逃不掉政府的压力。阿尔讲的这些句句在理。阿尔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谨慎的一个。事实上，他在办公时一直用10或15年前的旧钢笔，所以，即使不得不倒签文件日期，也不用怕联邦调查局用气相色谱仪断定墨水的年代。看来犯罪可得谨慎一些才行！

早期我刚开始创业时，我和阿尔通常会在Seville Diner餐厅见面吃早餐。他总会和我喝上一杯咖啡，吃上一个林茨果酱夹心大蛋糕，同时就联邦证券法的演变进行历史分析。他会向我解释事情的由来，人们过去犯过哪些错误，目前大多数证券法是如何根据过去的犯罪行为制定出来的。这些我都熟记于心。我没做任何笔记——他可不允许我做书面记录。和阿尔做交易不需要书面的凭证，他说的话就是合约，而且他从未违约。是的，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签署过书面合约，但所签署的合约均经过阿尔的认真准备，并使用精挑细选的钢笔进行签署。当然，每份文件都坚定地支持“合理的推诿”这一理念。

阿尔教了我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每笔交易——每一笔证券交易和每一笔电汇，无论是从银行还是经纪公司——都会留下书面证据。除非这个书面证据确定无罪可查，如果不是的话，就要提供一些替代性解释，确保“合理的推诿”——你早晚会成为联邦指控对象的。

所以我一直很谨慎。从Stratton Oakmont最早期开始，我完成的每一笔交易，珍妮特以我的名义做的每一笔电汇，我参与的每一项有问题的企业财务交易都进行了“乔装打扮”，或者按华尔街流行的术语来说是“铺衬垫”，用各种不同的文件和时间标记，甚至是挂号信进行伪装，以此减轻我的刑事责任。“华尔街之狼”不会出事，我不会被他们的交叉瞄准线逮到。阿尔·艾布拉姆斯已经很好地教过我。

但现在，阿尔却以洗钱罪进了监狱或是正在等待判刑。他一向如此谨慎，却触犯了这样一项法律，即不得分拆后以略低于一万美元的数额频繁取现，以避开向国税局申报。该法旨在打击毒品交易商和黑社会，但仍适用于全体美国公民。阿尔教给我的另一件事是，如果我接到商业客户——不管以前的还是现在的客户——打来的电话，如果他们试着要和我讨论过去的交易，那么90%的可能就是他们正在和警方合作。这其中也可能包括他。因此，当我接到阿尔的电话，他以那种奇怪的吱吱叫的声音说出了那句话——“还记得那次……”时，我知道他遇上麻烦了。很快我就接到了阿尔一位律师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阿尔被起诉了，如果我能将他在我们共同持有的私人投资中的股份全部买下的话，他将不胜感激。他的资产已被冻结，手头现金不够。我毫不犹豫就照做了，以5倍于市值的价格，资助了他几百万美元现金。然后我开始祈祷阿尔不要出卖我；祈祷阿尔撑得住审讯；尽管他在和警方合作，但我祈祷他就算背叛任何人也不要背叛我。但后来问及纽约一位顶级刑事律师时，他告诉我没有“部分合作”这样的事；要么你与警方彻底合作，不袒护任何一个人，要么你根本就不合作。我的心猛地一沉。

如果阿尔与警方合作，把我出卖了，我该怎么办？他从银行所取的现金大部分都到了我的名下。他曾告诉我他在珠宝行业有些代理人，他帮他们发行新股票赚钱，而他们则以大额现金来回报他。我从未想过他会从银行把钱取出来。他那么聪明，不可能这样做的。他可是地球上最谨慎的人啊。一个失误，就这么一个失误就让他栽了进去。

我也会遭遇相同的命运吗？瑞士将会是我愚蠢行为的发生地吗？过去5年来我一直极为谨慎，从未给联邦调查局留下一点踪迹。我从不谈及过去；我的家和办公室会不断进行窃听器清除；我做的每一笔交易我都亲自准备，创造“合理的推诿”；我从来不在银行进行小额取现。事实上，我曾从不同的银行账户中取过100多万美元的现金。如果联邦调查局问及，我只需说：“去查查我的银行账户，你会发现我所有的现金都是合法的。”

是的，我一直都非常谨慎。但我的好友、我的第一位顾问、曾教给我很多东西的阿尔也是如此。如果他们已经将他抓起来了，那么，我被逮捕的概率也绝对不小。

这是我今天第二个不祥的预兆。但此时此刻，我并不知道这并不是我最后一个不祥的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