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世界单一货币最终无法避免，那么什么样的货币才能诚实地承担起普天之下公平的财富分配职责呢？

财富的实质就是人们通过劳动所创造出的产品，货币则代表着对这些劳动成果的“索取权”。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通过出售自己的劳动成果来获得对别人劳动成果的“索取权”。当这种“索取权”被转让时，它充当了“支付手段”；当某种“索取权”被普遍接受时，它就成了“交易媒介”。如果持有“索取权”的人选择延迟兑现，它就实现了“财富储藏”的功能；最终这种“索取权”被要求兑现时，它能够完好无损地获得别人的劳动成果，那么这种“索取权”就是优良的“价值尺度”。这4个方面的因素共同构成了货币与财富的完美对应关系。

其实，在货币的四大功能中，最核心的就是“财富储藏”的功能，越是拥有完好无损的财富延迟兑现能力的货币，就越能实现“价值尺度”的重要作用，在市场中就越受欢迎，也就越容易流通，从而成为优质的“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

“财富储藏”的核心就是现在的财富“索取权”必须能够在未来不受损失和“公平”地取得别人的劳动成果。这种“公平”并非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等价原则，事实上在实际的交换过程中，人们难以进行有效的价值评估。所谓公平的获得，是参与交换的双方根据自身对需求的不同优先顺序来评估交易是否公平，正是由于不同的人对于什么是自己“最需要”的东西的定义不同，交易才能在互补的情况下得以实现。

“财富储藏”由于存在着以现期劳动成果与未来劳动成果进行交换的时间差，“预期”成为货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原始的通货代表着一种没有“预期”的“索取权”，一切交易必须以已经完成的劳动成果来进行，社会中没有过多的产品用于未来的交换，“财富储藏”的功能并不明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存在着剩余的可用于未来享用的劳动成果，随之而来的就是货币和利息的出现。利息作为一种对未来更多剩余劳动成果的“预期”，从而构成了“现实+预期”的货币供应。

当航海贸易兴起，汇票的出现将货币中预期的成分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果说自给自足的经济体中，利息代表着对农业收成的合理预期，那么，汇票则将货币预期扩展到对商业贸易的合理预期。

工业革命爆发的时代，出现了银行业的“部分准备金”制度，它实际上将货币中的预期成分进一步扩展到工业生产大规模扩张的基础之上。

信息时代的来临，催生了金融衍生产品的大量涌现，这一进程将虚拟世界的财富转变为现实世界的货币供应，从而将货币中的“预期”成分无限放大到难以为继的毁灭性边缘，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

从历史上看，货币中的预期成分本身存在着合理性，但是一旦过度，就会引发过去的预期无法被现实满足的矛盾。

如果说“财富储藏”的核心要素包括“现实劳动成果+预期劳动成果”，那么“现实劳动成果”体现了货币的商品属性，而“预期劳动成果”则反映了货币的信用属性。彻底废除货币的商品属性将导致“财富储藏”功能的紊乱和失调，任何历史上的货币，一旦脱离货币的商品属性这一铁律，最终都难逃不断贬值的下场。

货币的“财富储藏”功能不仅决定了货币内生的自我可持续性，而且体现于货币的外在可接受性，即货币的流通域。

历史上主要文明的兴衰更替，从本质上看是该文明对其控制下的自然资源的综合配置效率与社会资源整合能力的全面反映，而货币的坚·挺与疲弱则是这两种控制能力的外在体现。大凡强势文明在崛起的进程中，自然伴随着强势坚·挺的货币和不断扩大的货币流通域，坚·挺货币通过确保其稳定与可靠性来构建起一个强大的社会信赖体系，以形成一个维护多边利益的牢固契约。在坚·挺货币制度之下，社会运作在“货币法制”的轨道之中。相反，一个文明盛极而衰的拐点，主要体现在财富创造能力满足不了日益庞大的开支消耗，发散性的赤字问题将诱发货币贬值与逐渐恶化的通货膨胀现象，不断贬值的货币反过来又压制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动力，导致货币流通域的缩减，削弱社会整合与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从而加速财政问题的恶化。同时，贬值的货币破坏了社会各个阶层所形成的共同利益契约关系，“货币法制”被“货币人治”所取代，结果是造成了社会向心力离散，道德沦丧，并最终导致国家倾覆和文明衰落。

古罗马的兴衰历史正是在其货币盛衰的历史中得以充分体现。在恺撒执政期间，他一手建立起古罗马坚·挺的金银货币体系，罗马货币随着罗马大军得以扩张到地中海周边辽阔的区域，而广阔的货币流通域，又反过来大大强化了罗马帝国对周边地区的资源整合能力，进而增强了帝国实力。在长达百年的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罗马帝国经济繁荣，物价稳定，税收温和，贸易发达，商业贷款利率处于4%~6%的正常区间，在整个罗马帝国时代中为最低水平。

从公元54年罗马皇帝尼禄时代起，由于国家财政收入日趋紧张，而开支却越来越庞大，尼禄皇帝开始以贬值货币来填补财政亏空。从公元54年到公元68年，罗马银币的含银量从100%降到了90%，到公元117年，含银量降到85%，至公元180年，含银量降到75%。又经过两任皇帝，到公元211年，罗马银币的含银量仅剩50%。从尼禄时代开始的货币渐进贬值周期持续了150多年，这一阶段也正是罗马帝国盛极而衰的转折时代。但通货膨胀的噩梦很快就进入加速恶化的时期，从公元260年到公元268年，罗马银币的含银量迅速跌到了仅剩4%的程度。此时的罗马帝国已陷入经济困境，国内叛乱不止，国外连年用兵，由于货币面值很高但含银量极低，导致物价飞涨，税收加重，最后激起士兵哗变，国王奥利列在公元275年被刺杀。

他的继任者迪奥克列腾皇帝希望效法恺撒、奥古斯都，重振罗马货币。为了反通货膨胀，他甚至宣布重新发行足值银币，但他却错误地要求新币与已严重贬值的旧币“等值”，其结果是他的新币很快就被收藏起来，从而退出了流通。万般无奈之下，反通货膨胀只能从物价管制入手了，于是就有了罗马历史上著名的“公元301年物价敕令”，规定数千种商品和劳务的最高价格，根据商品质量和劳务种类的差别而各有不同。由于利息率不断猛涨，法律就将利息限制在6%~12%之间，利息的高低取决于所冒风险的大小。某些产品的短缺引起对出口商品的禁止，如各种粮食和诸如铁、青铜、武器、军队装备以及马匹等“战略物资”。对这些方面的控制实质上一直扩大到等级制度方面。君士坦丁大帝要求每个士兵的儿子继续当士兵，除非他不适宜服兵役。同样，农业劳动者须永久地、世世代代地务农。这一趋势后来扩大到被认为必不可少或后继无人的各行各业。物价管制的后果是财富的创造者无法在这样的价格体系下盈利，因此大量商品转入地下黑市。作为应对，罗马皇帝严酷镇压黑市交易，镇压最终产生了效果，然而代价却是财富的创造者干脆停止了任何创造，罗马帝国的经济濒临绝境。此时罗马帝国的货币体系已经完全崩溃，政府已不得不停止用货币收税，而直接征收产品和服务。强大的罗马帝国完全沦落到以货易货的地步。

到公元350年左右，罗马银币的价值只相当于奥古斯都时代的1/30000000，西罗马帝国终于走到了最后的崩溃时刻。

与此正相反，君士坦丁大帝在东罗马重建了新的货币单元，一种以纯金币（Solidus）为基础的新的坚·挺货币机制，这种金币成为了拜占庭帝国延续上千年的重要保证。它的信誉是如此之好，以致于周边敌对国家和遥远的非洲和西欧都通行这种金币。有历史学家认为，东罗马帝国之所以能在一个四面强敌环伺的恶劣形势下延续千年之久，关键支点就是其建立在黄金货币基础之上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拜占庭黄金货币的纯度一直保持到公元1034年，后来从1081年以后又加速贬值，一个纯度保持了近800年的坚·挺的黄金货币体系终于瓦解了，随之而崩溃的就是拜占庭的世界贸易中心地位和一个伟大帝国的向心力与道德伦理体系。

坚·挺与疲软货币的交替不仅在西方历史上反复出现，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样。北宋年间，四川地区由于普遍缺少铜，因而在商业交易中不得不大量使用铁钱。当时买一匹布要用2万铁钱，重约500斤，需用车来运输，交易成本很高，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为了缓解这一问题，成都地区的一些地方商贾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纸币发行机构，他们以铁钱为抵押发行了世界第一种纸币“交子”。后来北宋政府于1024年开始发行“官办交子”，抵押品被称之为钞本，一般为铁钱，是发行纸币量的近３成，即大致为３倍多的部分储备金纸币发行模式。在交子发行的最初100年间，交子发行量还比较有节制，社会经济也的确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到1160年左右，钞本的比例已经降到了纸币发行量的1/60，后来就干脆舍弃钞本，政府任意发行交子。到南宋末年，150年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0万亿倍！实际上，南宋的货币体系崩溃在先，蒙古大军的铁蹄入侵在后。货币体系崩溃，政府税收萎缩，国家战争动员能力衰竭，宋朝其实是亡于纸币交子制度的崩溃。

金朝的下场与宋朝颇为类似，也是疲软货币所导致的严重通货膨胀最后葬送了江山。金国发行纸币70余年，物价上涨6000万倍，终至民心大乱，财富创造绝迹，同样是货币体系先于帝国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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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元朝，虽然元朝政府力图吸取宋金两代纸币制度崩溃的教训，并在政策措施上进行了广泛改革，创建了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类似银本位的货币制度，无奈战争、饥荒和骄奢淫逸的无度开支无法用自律的手段克制。元朝开始发行宝钞不过20多年，货币就剧贬为原值的1/10，到了元末米价竟涨到元朝初年的６万多倍，宝钞制度彻底崩溃，民间拒绝接受官方的纸币。在丧失了货币流通领域的情况下，元政府已无力控制财政和税收，国力日衰，最终也是亡于货币崩溃。

明朝对纸币制度的实验又持续了150年之久，到1522年，明宝钞贬值为原来价值的2‰，通货膨胀肆虐。明政府终于被迫放弃了纸币制度，转而恢复了金属货币制度。从宋到明，经过近500年的纸币制度实验，历史最终得出的经验是，纸币这种不受约束的疲软的货币制度不可能长期稳定。

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是宋朝的交子，还是元明的宝钞，也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殖民券”、南北内战时期的“林肯绿币”、纳粹德国的“费德尔货币”，这些脱离商品属性的纸币，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可以起到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只能作为一种应急的手段，而绝非长治久安之道。失去商品属性的任何纸币都将重蹈历史覆辙。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与黄金彻底脱钩，人类社会第一次一起进入了一个没有商品作为支撑的纯粹信用货币体系时代。信用货币存在价值的前提就是创造信用的人必须守信用，以此为基础的货币才会有价值。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原因就是债务人无法遵守信用，所以依托这种债务所衍生出的美元也就必然出现巨幅贬值。信用货币的痼疾就是债务永远存在违约风险，而基于这种风险之上的货币就不可能真正实现“财富储藏”的功能。

历史经验表明，货币的“财富储藏”、“交易媒介”、“支付手段”和“价值尺度”四大功能必须同时发挥作用，货币的运作机制才能稳定和持续。纯粹的信用货币制度在缺乏“财富储藏”这一核心功能之后，最终也将丧失“价值尺度”功能。纯粹的信用货币这张承载世界经济的桌子，仅仅运行了38年之后，在货币之桌的四腿残缺两条的情形之下，已经严重失衡，摇摇欲坠了。美国在目前57万亿美元的庞大债务总量之下，债务压力以平均6%的速度递增，仅仅10年之后的2020年，总债务的规模将达到骇人听闻的102万亿美元，而其GDP的总额以3%的潜在可持续增长速度计算，届时将仅为18。8万亿美元，仅债务的利息支付就将吃掉美国全部GDP的1/3，而且这一利息支付压力将令人绝望地持续快速增加。如果美国玩的是一种公平的货币游戏，那美国除了宣布“破产保护”将不可能再有第二种选择。

2020年，美国政府的社保和医保潜在亏空将“贡献”另一个100万亿美元的隐性负债。美国除了大规模印钞以减轻债务支付压力之外，将别无选择。可是2009年就对美元彻底失望并随时准备逃离美元资产的世界各国，到2020年，将面临更大规模的美元贬值趋势，他们还能够继续容忍持有美元的痛苦和无奈吗？

如果美元最终在2020年前后走向崩溃，世界上将不可能再有任何一种主权货币能够代替美元，信用货币制度将面临最后清算。届时，黄金的重新货币化将无可避免。黄金重新货币化将恢复货币的“财富储藏”功能，使货币桌子的四条腿重新平衡。不过，黄金单独作为现代货币制度的支柱却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其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黄金的产量增加赶不上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于是黄金在强化“财富储蓄”功能的同时，却遏制了“价值尺度”功能的有效发挥。所以，在完全的黄金货币机制之下，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仍然会不平衡。作为世界未来的单一货币，黄金必须得到强大的补充元素，才能构成可以“长治久安”的货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