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60%的土地海拔高度在2000米以上，不适合农作物耕种，同时，大部分土地的降雨量稀少。更糟糕的是，不规律的季风所造成的洪水常常造成农作物的严重歉收，从而导致大规模的饥荒。

    如果同美国相比，1945年的美国，650万农户养活1。4亿人口，可耕种面积高达3。65亿英亩。而中国当时6500万农户养活着4亿人口，可耕种面积折合仅为2。17亿英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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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土地压力和越来越重的税赋，使得旧中国农民在正常的年份都难以保持温饱水平。农民不得不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维持日益枯竭的土地。他们拾捡每一片落叶，每一颗枯草，每一个遗落的麦穗，来充当燃料。动物和人类的粪便被小心地收集起来，以恢复土地的肥力。

    在中国，农业的目标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新殖民国家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在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是土地过剩而劳动力紧缺，而中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因此，中国农业所追求的目标，是单位土地的最大产出量，而美国追求的是单位人口的最大产出量。中国农民可以在狭小的土地上以密集的劳动力不厌其烦地精耕细作，美国农民则将农业机械化和化学肥料等节省劳动力的措施放在首位，这些投入被庞大的人均占有农田均摊之后，成本变得相对便宜。但是，在中国人均土地稀少的情况下，这种投入就变得无法承受。

    旧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和土地产出最大化导向的农业经济，必然产生大规模的贫困和半就业状态。在非农忙时间里，农业人口不得不从事各种手工业来贴补微薄的农业收入。从旧中国的农业经济系统来看，可以说是处在一个相当脆弱的平衡状态，其抗天灾人祸的财富缓冲层薄如蝉翼，农村手工业收入成为这个弱平衡高危险经济系统的关键减压阀。

    此时，西方的经济势力以雷霆万钧的势头压了上来。

    工业革命时代所创造的大规模廉价机器制造的各类商品如潮水般涌进中国，本土手工纺织产品、木材制品、陶瓷产品、服装鞋帽等越来越难以与西方产品在本土市场相抗衡。在丧失了手工业收入之后，农村经济系统濒于崩溃。中国本来可以采用高关税的手段，来减缓西方经济力量的破坏性冲击，但西方列强决不允许落后国家采用自我保护政策，必要的时候，他们将毫不犹豫地采用武力。中国不得不被迫接受5%的超低关税，并被西方列强把持了海关事务和金融体系。

    1900～1940年，中国的农村经济情况更加恶化，10%的富人拥有了53%的可耕种土地，土地出现高度垄断。绝大多数农民沦为佃农，每年不得不缴纳1/3～1/2的农产品作为租金，这样所造成的收入不足又迫使超过半数的农民不得不每年借贷维持生存。当时中国农作物的借贷年息为85%，货币借贷的年息高达20%～50%！【11】在这种土地高度垄断、租金极度盘剥、利息高度压榨的情况下，农业经济系统已遭到彻底颠覆，农民丧失了任何苟且生存的希望，革命已经成为必然。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奇怪的不是为什么会在中国农村爆发革命，而是为什么这么晚才爆发革命！

    毛泽东环视整个中国农村经济版图，发现许多地方的农村经济已处在崩溃的边缘，他看到那是一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沃土，具有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潜力，特别是“在1926～192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他提出的红色割据的设想，绝非理论空想，而是基于生活实践，并在农村经济系统最为薄弱的湖南、江西开始了他的苏区实践。

    根据地首先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地权由集中变成大体平均。原来80%～90%的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现在，地主除了按人口分得一份田产外，其余的都分到了直接从事生产的农民手中。

    同时，政府还积极进行废债运动，废除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债务。首先是高利贷剥削制度，“工人农民该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另外，取消当铺也是废债运动的重要一环。过去当铺主要以收取农民衣物为抵押来发放利息极高的贷款，而放款金额在抵押品价值的一半以下，农民遭受的剥削非常沉重。苏区政府没收了当铺，典当物件不需要农民赎回，尽可能无代价归还农民。

    在保证农民有田可种的同时，还免收农业税，让农民充分享受劳动成果。这些措施，推动和保证了土地革命的顺利发展，农民搞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高涨，对政府也十分拥护。农民听不懂高深的马列主义，但是他们非常明白苏区政府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利益。任何一个政府，必须给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才有可能稳定地执政。

    另一方面，当时农村的经济局面却非常混乱。一是现金外流，农村市场十分缺乏交易筹码。现金的主要持有者富商、豪绅和地主，因为害怕革命而纷纷携带现金外逃，造成市场现金筹码奇缺，大小额交易均难以进行。有些地主怕露富把现金藏起来，不借给农民。这样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无法出售换来现金，又借不到钱，有时连日常用品也无现金购买，生产和生活困难重重。二是手工业和商业资金匮乏，使再生产和购销活动难以正常进行。许多大的工商业者抽逃资金，造成家庭手工业停产，工人和商铺店员失业。三是金融市场严重混乱，流通的钱币不下十余种，金属币有各种银元、铜钱，纸币有国民党银行、外国银行和华商银行发行的各种纸币，还有各地商号铺户发行的市票和军阀、土豪们发行的杂币。其中金属币在流通中往往减低成色、降低重量，纸币名目繁多，价值不一，钱币间比价行情多变，常常出现纸币贬值形同废纸的现象。再加上奸商在各种钱币兑换时从中渔利，农民往往上当吃亏，劳动所得几经折价剥削后，所剩无几。【12】农民极度渴望拥有自己的银行和公平的货币！

    苏区的国家银行，通过发行统一的货币，彻底改变了钱币混乱的局面，使农民免受钱币兑换商的盘剥，又为农村市场贸易提供了充足的交易筹码，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国家银行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对农民和手工业者提供了有力支持，主要解决各项生产和经营方面的资金需要，发放低息或无息的贷款，如种子贷款、耕牛贷款、肥料贷款等，农民拿到贷款购买肥料和农具，在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农业产出得到大幅提高。

    为了防止粮食价格波动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影响，国家银行配合粮食调剂局积极调控粮食价格。“为了稳定市场，防止粮食价格大涨大落，国家银行还向粮食调剂局发放贷款。秋收时，以合理的价格买进；农民缺粮时，再以合理的价格卖出，既保护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保证了农民群众的利益。”【13】这些金融方面的措施，解决了农民在土地、债务和粮食销售方面的困难，让农业生产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恢复，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农民谢仁地，全家6口人，革命前没有一点田地，只有极少数的农具。谢仁地借了地主100担谷田种，由于剥削重，一年只能得到10担谷，全家不够吃，每年都得向地主借粮，割了禾，交了租，还了债，又没有米下锅，又要向地主借…… 革命后，他分到了地主的谷子、衣服和犁耙等农具，分田时全家分得了57担谷田，7丈8尺的菜园地。分田后第一年，他收了72担谷，还有番薯、豆子等，除了口粮40担，交土地税3担外，还余下29担谷子。菜园种的菜，除了自己吃的外还可以出卖，生活有了根本的好转。当时，布价虽然很贵，但他每年都要买两匹。另外还要添置一些农具。【14】即使在苏区的后期，由于军费和政府的开支提高，“农民的负担（包括农业税、公债和借谷等）虽然不断增加，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农民的生活仍有很大的改善。1933年，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的大多数，过去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然要吃树皮，吃糠麸，现在不但一般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着穿得很烂，现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了一倍，有些竟好了两倍”【15】。

    政权的建立和稳固，革命战争的胜利，都离不开根据地。毛泽东曾幽默地比喻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而根据地能存在，离不开根据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根据地农民和工人的支持，同时，也离不开货币金融的保障。

    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16】“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17】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为指导，苏区金融制度的建立，处处为农民着想，从解决农村经济的实际出发，国家银行的措施极大地方便了农民的生活，树立了苏区货币的信用，政府更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正是因为得了民心，在为了反“围剿”而大规模扩充红军时，苏区到处可以看到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当红军的动人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