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2月的一天，刚从欧洲旅行回来的摄政王裕仁，在皇宫里接见了贵族和政治家西园寺公望公爵。西园寺公望是历经孝明、明治、大正的三朝老臣，他来皇宫参见之前已经听说，前一天裕仁在皇宫里，为庆祝旅欧蜜月归来和执掌大政，举办了一场不拘礼节的狂欢宴会，参加的全部是皇室宗亲和贵族近臣。这种摄政王和一小撮亲信的公开聚会，在当时还十分少见。这让西园寺公望十分担心和震惊。现在日本的上流社会纷纷猜测，裕仁执政以后，所依靠的到底是秘密团体还是内阁。西园寺公望和退下来的几位老臣都认为，裕仁应该谨慎行事。裕仁十分耐心地听了西园寺公望的劝告，并故作严肃地为前晚的荒唐行为道歉，接着十分诚恳地请求西园寺公望出任天皇的高级顾问。

    西园寺公望对裕仁纠集秘密小团体的事颇有顾虑，就推说自己已经70多岁，到了退休年龄，只想住在海边读读小说，弹弹琵琶，安度晚年，没有精力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

    裕仁了解他的担心，便答应如果西园寺公望同意，他将公开宣布放弃对秘密小团体的支持，以表示对君主立宪制的尊重。

    西园寺公望默默沉思了一会儿。他作为贵族藤原家族的一员，应该保持家族的传统去维护天皇制度。另一方面，他担心以后不能制止裕仁像他父亲大正天皇一样的专制行为，从而使自己被卷入天皇和财阀的斗争中两头不讨好，弄得自己晚节不保，毁了一生为民权和自由而奋斗的名誉。最后他认为日本国民在过去的10年里，已经渐渐改变，也许能接受恩师伊藤博文所倡导的法制和宪政的理想。如果民意与天皇的意志冲突，相信裕仁会尊重和接受大多数臣民的意见。现在国家需要他，就应该接受这个职位。于是，他同意了裕仁提出的建议。

    裕仁在等待西园寺公望答复时已经不耐烦了，但他必须有耐心。西园寺公望是裕仁梦寐以求的挡箭牌和前台人物，他在明治时期的内阁和最高顾问机构枢密院供职长达40多年，在官僚和议会中拥有崇高的声誉和广泛的人脉。他行事敏捷周到，人品正直，既能为天皇在人们心中留下和谐慎重的印象，又擅长言不由衷和面面俱到的言辞，为天皇过激的政策和失误进行辩护。

    搞定了西园寺公望，裕仁天皇就可以隐居幕后，充分施展他长袖善舞的政治手段和借力打力的韬略，若隐若现地左右政局，从容不迫地积聚皇权势力，待机而动。

    有了多年的执政经历，裕仁天皇越来越成熟。他也有郁闷和痛苦的时候，每当此时，他就会来到皇宫的御书房。就在房间的角落里，他珍藏着一座心爱的拿破仑半身铜像，每每看到这座铜像，他的精神都会立刻大振。这是他在欧洲旅行中，为自己买的唯一的纪念品。记得在法国参观拿破仑陵墓时，他曾经出神地盯着拿破仑那把奥斯特里茨宝剑，想象着自己如拿破仑般驰骋疆场。“英雄当如拿破仑。”每当他遇到困难时，常常以拿破仑当年横扫欧洲的气概来激励自己。他相信曾祖孝明天皇以来的“尊王攘夷”的梦想，必将在他的身上发扬光大！

    回想400多年前，战乱频繁，皇权旁落，幕府将军嚣张到不向天皇提供任何财政补助，天皇穷得常常拿不出钱办一顿丰盛的宴席来招待大臣。因为缺钱，后土御门天皇死后44天才下葬，他的继承人也不得不把登基仪式推迟了22年。后来的天皇后奈良，潦倒落魄到上街卖字，后来靠勤王者筹集到钱，终于建了一座新宫殿，让天皇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即使这样，当西方人不远万里来到京都朝见天皇后奈良时，被告知因为幕府将军不在，请求不能送达。因此天皇被描述成了隐居在京都、没有权力的宗教领袖。以后的300多年中，没有一个外国人见过天皇。在西方，天皇的存在被完全忘记了。

    孝明天皇时代，美国胁迫幕府签订通商航海条约，天皇在屈辱中向西方敞开国门。从此“尊王攘夷”成为历代天皇的梦想。裕仁的爷爷明治天皇依靠三井等财阀的资助开始了明治维新，废除幕府，恢复皇权，总揽大权于一身，和财阀结下了不解之缘。

    过去依赖幕府将军施舍的教训让明治领悟到，为了维护最高的神主政权，金钱常常比武力更重要。明治将新的工业在日本的开发垄断权和殖民地物资的贸易权，赐给三井、三菱和住友等财阀，并从中分得一份红利。三井掌握了日本最大煤矿的经营权，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樟脑和砂糖的专营权。天皇和财阀结成了互相依赖的同盟关系，依靠天皇的支持，财阀控制了日本银行、重工业、运输、贸易等支柱产业，作为回报，财阀对天皇忠心耿耿，根据天皇的长远国策来调整工业和商业计划，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商”。到明治时代结束时，皇家积累的财产由明治掌权时的区区几万美金增加到4000万美金。

    但是随着大正天皇时代的开始，把持国家经济命脉的财阀，也像西方国家的大银行家一样，越来越以自己的利益为重，企图凌驾于天皇之上。他们频频插手帝国的政策。当年大正实施以“完善国防”为核心的帝国纲领，对军队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充实，以西园寺公望为首的代表财阀利益的元老们，便以全国仍在为平衡日俄战争留下的财政赤字而节衣缩食为理由，屡次否决了天皇精心构思的扩军方案，逼得天皇差点退位，最后郁郁而终。

    现在看不到帝国“长远规划和利益”的财阀和政客们，又对裕仁天皇占领满洲的计划推三阻四，让裕仁天皇在实现梦想中的中兴大业时感觉十分掣肘，是到了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的时候了！

    从孝明天皇时代开始，日本就制定了在天皇领导下驱逐蛮夷统一国家的战略计划。首先是提高国力，实现现代化；然后以向海外扩张的方式和敌人作战，在日本和西方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保证日本的安全。由此而产生了“北进”和“南进”之争。北进派主张吞并朝鲜， 侵占满洲、蒙古，后来包括西伯利亚地区，而南进派则认为应该占领或控制日本以南，包括海域诸岛及东南亚的南洋地区。

    裕仁认为，北进只是国防的需要，丝毫不能解决日本人口过剩、工业品出口和战略物资来源等关键问题。日本人不喜欢气候寒冷的地方，北海道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归属日本，可到现在还是地广人稀。后来明治天皇征服了同样寒冷的朝鲜也于事无补。如今陆军中头脑幼稚简单的北进派，还想以满洲为基地，进一步扩张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和飞沙走石的蒙古，简直就是疯言妄语！

    南洋气候温暖，土著人稀少而懒惰，便于日本人移民，而东印度群岛丰富的石油、橡胶和矿产将为日本工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战略资源，所以日本帝国的前途和希望，在南不在北。【4】现在蒋介石忙着“围剿”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苏联埋头搞国内建设自顾不暇；英美为经济危机所困，对“九一八”事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裕仁正是看到了这个机会，才正式开始实施他的宏伟蓝图。满洲只是计划的第一步，随后帝国的势力可以从满洲沿着中国海岸线南下，最终控制南洋的战略要点。

    肩负着几代人“尊王攘夷”的梦想、受过西方教育、熟知西方历史又身为生物学家的裕仁，自认为对“攘夷”的理解，超过了前辈。他的雄心已经远远不止于“攘夷”，他认为，日本不能再孤立存在，而是要以领袖的思维进入亚洲和世界。他从自己的偶像拿破仑、林肯和达尔文的成就中得到启发，决心要像拿破仑一样抗击英美西方列强，像林肯解放黑奴一样把亚洲和全世界从殖民统治下“拯救”出来，用大和民族的神道教来促使其他种族“进化”。进攻、解放、进化，这就是上天赋予他的使命。

    要全国一致对外，就必须说服日本社会的主要政治势力。其中，军队和浪人非常理解和支持天皇的意图，紧紧跟随天皇的步伐。而财阀及其支持的政党，往往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在裕仁看来，随着帝国疆土的扩张，财阀的势力自然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可恼的是，现在他们局限于眼前利益，害怕国际联盟可能提议的经济制裁会影响他们的利益，不愿意在长远规划上和帝国站在一起为占领满洲和今后的行动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

    回想祖先因为大权旁落而穷困潦倒，想到父亲被逼让步，再到今日自己与财阀政客的争权，裕仁发誓一定要牢牢建立以皇权为中心的帝国，武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核心，必要时，他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决不能像父亲那样心慈手软。

    裕仁执政这些年来，不知多少次地想象着如果自己在父亲的位子上，会如何处理“大正政变”。父亲不太了解日本，他的团结人民共同奋斗、为国效忠的一套法则，只停留在理论上，而没有真切地感受过。父亲认为不管什么事，只要发号施令就行了。他不能想象天皇在什么时候会遭到违抗。他并不懂得如何施展明治天皇的那种悠然自得的魅力和精心操弄的权术。

    如果父亲像祖父明治天皇一样，多一些决心和权谋，事情绝不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大正政变”是皇权的全面退步，现在轮到他来拨乱反正、中兴帝制了。

    既然政客和财阀不听招呼，干脆绕过他们，直接调动基层臣民，如低级军官、浪人和农民，通过拥护皇权的基层组织、帮会和舆论，发动他们去斗国会议员和财阀们。另一方面，把操纵财阀和政客的事交给西园寺公望，利用他出谋划策。如果决策失误，是西园寺公望承当朝野的批评，如果事情办得不坏，那是裕仁天皇英明。

    裕仁天皇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他就是要让西园寺公望亲眼看到，自己是如何把权力从梦想“宪政”的财阀和政客们的手中夺回来的。

    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对付以元老西园寺公望为核心的财阀政客联盟。

    “十一俱乐部”会议的第二天上午，参加会议的亲信把三个提议向裕仁天皇做了汇报，裕仁考虑后认为不错，便吩咐立刻进行，先把三井等财阀送进“美元套利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