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人民币的发行秉承了战争年代的“物资本位”的核心理念，选择了既不与美元卢布挂钩，也不与黄金白银挂钩，形成了完全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中国在货币制度上，借鉴了苏联卢布的“计划本位”的外部特征，形成了一套以“计划驱动”货币供应、以“物资调节”货币流通的机制。

    国民党在退出大陆时，运走了绝大部分黄金和白银储备，因此中国不可能像苏联卢布那样，建立与黄金挂钩的货币内在价值。同时，国民党政府在1935年法币改革之后，以英镑和美元外汇作为本国货币的发行抵押，导致金融主权逐步丧失，继而无法主导中国的经济命运，历史殷鉴不远，新中国决心要牢牢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人民币绝不容忍卢布、美元或任何外汇来影响本国货币的发行，无论该国是敌是友，中国货币的命运，必须由自己来操盘！

    中国的计划经济，无论从实际经验还是精确程度来看，都远达不到苏联的水平，货币供应如果仅仅依靠计划来驱动，就会出现不小的偏差，导致物价的大幅上涨。所以，最终货币供应的决定性因素不是计划，而是物价！

    三年“大跃进”最终崩溃之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毫无疑问，这次物价暴涨的源头正是由于货币超发。

    在“钢元帅”自我膨胀的过程中，中国基本建设规模呈现出“大干快上”的疯狂局面，违反规律和超高目标的追求，降低了生产质量的基本要求，结果就是大量无法完成的烂尾工程，积压如山的劣质产品。但是，这些项目和生产所需的资金，已经由银行按照政府的计划要求，放出了巨额信贷。中国的银行体系基本是模仿苏联而建，在“大财政，小银行”的框架中，银行只是政府的出纳，政府放话，银行出钱。这些投资所形成的工业生产能力及其产品，本该由商业部门从银行借来流动资金加以购买，然后转手出售，在实现商业利润后，再清偿银行借贷。但是，堆满仓库的残次品在市场中无法出售，商业系统在“生产多少，购买多少”的口号下，已经将自己深度套牢。银行出现了严重的工业和商业烂账，最终只能由国家来埋单。

    政府一方面承认仓库中无法出售的商品也算“完成了产值计划”，另一方面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财政虚收”所导致的惊人赤字。为了保证“大跃进”的建设规模，1960年的工业信贷比1957年飙升了12倍！更大的扩张形成了更大的浪费!60年代初，中国的财政赤字急速恶化，“大跃进”的三年累计财政亏空高达170亿元，相当于1957年货币流通总量的3倍以上！

    财政赤字迫使政府开始大印钞票，  “大跃进”的三年中累计增发货币达72。89亿元，货币流通总量从1957年的52。8亿元，暴增到1961年的125。7亿元！在重工业生产严重萎缩，商品供应由于农业和轻工业陷入崩溃而极度匮乏的时刻，“大跃进”新增的2550万就业人口又增加了100亿元的购买力，更加剧了货币过剩与商品匮乏之间的尖锐矛盾。

    粮食和商品的极度短缺，使得国营商店的供应完全无法满足社会的最低需求，政府不得不大规模放宽农贸自由市场的限制，当海量货币杀进农贸市场时，疯狂抢购稀缺的物品的货币洪水，将粮食价格推高了10~20倍！一斤大米高达2元，一个鸡蛋开价5毛，一斤猪肉更是到了5元的天价，一只鸡几乎要吃掉普通工人小半个月的工资!60年代初农贸市场的物价水平，几乎可以与50年后的当今物价相提并论，而当时的丁资仅为现在的几十分分一。

    这是建国初期平定战争时代遗留的超级通货膨胀以来，最为严重的全国范围的恶性通胀。国民党政府败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超级货币贬值的财富掠夺政策，引发了城市中产阶级对国民政府的信心崩溃。历史的教训，使政府意识到稳定物价已成为紧急而迫切的重要工作。

    在当时的中国商品流通市场，存在着国营商店与农贸市场两种价格，国营商店商品供应是计划管制，价格不高但商品奇缺，只能定量供给。农贸市场有商品，但价格高昂。控制通胀的核心问题，就是让农贸市场的价格逐步同落到略高于国营商店的水平。这样才能稳定礼会，安抚民心。

    但凡粮食和轻工业消费品出现严重短缺之时，国家都会开始实施定量配额供给制。1921年的苏联如此，1948年的德国同样如此。1961年，中国开始对18类商品实施定量供应，从粮食、棉布、猪肉、肥皂，到香烟和火柴，都有额度限制，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之上，更是推出了几十上百种地方定量供应的商品限额标准，许多地方甚至连蔬菜也要定量供给。城市居民每人每月供应猪肉二两，口粮则普遍不足，农民每人每年供应棉布仅三尺。这些最低定量显然不能满足正常生活需求，只能是维持最低的生存状态。但这些最低定量至少稳住了关键商品的价格。

    如果说货币超发与商品短缺形成了物价飙升的现状，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有两种：一种是承认货币超发的现实，放手让管制商品的价格上涨，缩小国营商店与农贸市场之间价格的巨大落差，希望定量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减弱农贸市场物价上涨的动力；另一种方式，则是战争时代和解放初期屡试不爽的经典思路，既然物价上涨是货币超发所导致，那么降低物价的关键，就在于回笼过剩的货币，减少货币流通以适应物资短缺的现状。无论哪一种方法，成败的关键都在于要刺激商品的供应增加，减轻公众的生活压力，稳定社会情绪。

    第一种方式，以提价来应对货币超发，能够暂时刺激提价商品的供应，但会导致货币供应的进一步增加，社会未必能够稳定。因为计划商品提价，必然使公众的购买力缩水，政府为了保障人民的生活不致更加困难，只有增加工资，从而带来更多的货币供应，商品在提价的刺激下所带来的增量，在时间滞后和更多货币的追逐下，不一定能产生价格稳定的效果。结果很可能造成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反复提价，与工资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因此，提价消灭不了通胀，而且有可能带来更大的通胀。

    第二种方式，以消灭过剩货币来对付通胀，显然这才是治本之道，而且是一招毙命，永绝后患。在陈云的建议下，提出了用高价商品回笼货币的基本思路。在定量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额外提供“高价糖果，高价点心，高价饭店”，让社会中的富裕阶层，例如在农贸市场高价出售粮食而获益的农民、有高收入保障的民主人士、高工资的职工、工商业吃定息的原资本家，增加一个补充营养改善生活的渠道，从而大量消费他们的过剩货币，同时并不影响其他群体的生活。当时，高价商品的定价原则就是“高到卖得掉，低到不脱销”。这一政策推行了三年，国家以高价商品大规模地收回泛滥的流动性，在稳定物价和保证市场供应方面产生了显著作用。但是，这一政策也产生了社会低消费群体的明显不满情绪。

    紧接着，刘少奇提出了对农民实行“高对高、低对低”的两种价格政策。所谓“低对低”就是国家在按计划的低价格收购农产品的同时，也按低价格提供工业消费品为交换对价；“高对高”就是国家和农民议价，用高价的工业消费品来交换高价农产品，并将农民在农贸市场获得的过剩货币进行回笼。

    1962 – 1964年，这两种办法在三年中总共回笼货币约45亿元，货币流通总量从1961年底的126。7亿元，到1964年末大幅减少到80亿元。农贸市场的价格开始逐步回落，物价稳定取得了明显效果。

    但是，仅仅稳定价格只是解决了燃眉之急，控制住了价格疯涨的蔓延。只有大量增加商品供应，才能从根本上扑灭通货膨胀的熊熊烈火。这就涉及如何调整“大跃进”所造成的不合理的物价体系。

    农业经济的崩溃，显然是由于极端的工业化政策，采用过低的价格转移农业财富而导致的恶果，为了弥补农业的损失，国家从1961年开始大幅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压缩工业建设的规模，将国家经济资源重新向农业进行倾斜。1961年的农产品收购价比1960年提高了28%，比1958年提高了34。8%。

    农产品收购价格的跳升，几乎立刻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效应。从1962年开始，以华东地区为先导，大部分地区的农业开始出现粮食增产、农贸市场价格回落的现象。农业的触底反弹，带来了轻工业原料供应的增加，大量的消费品开始涌向市场，商业贸易重新出现了繁荣的景象，财政恶化的趋势被扭转了。到1965年，工业生产渐次复苏，多数企业开始扭亏为盈。除了煤炭等少数产品价格上升之外，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稳定。利润丰厚的化肥、西药，以及上海生产的日用热销产品，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降价：1965年的消费品价格总指数比1962年下降了12%之多，平均商品价格下降了4。8%，农贸市场价格与国营商店的价格重新回到正常的范围之内。以“物资本位”对付恶性通货膨胀，再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1961年到1965年的5年经济恢复期间，货币供应在大幅收缩，而商品供应在快速增加，整个经济在物价下降之中重新繁荣起来。其基本进程就是，收缩货币以稳定物价，调整价格以刺激生产，当商品供应逐渐追赶上超发的货币之时，物价将进一步稳中有降。陈云等老一辈的财经领导人的实践，再次说明经济繁荣并不会必然带来通货膨胀，只有不负责任的经济与货币政策，才是通货膨胀最大的帮凶！

    1948年德国面对恶性通胀时的应对之道，与1961年中国反通胀的手法，都是在严重的商品短缺和货币泛滥所造成的极度混乱中，采取了大幅减少货币流通量，以缩小货币与商品的悬殊差距，最终都取得了稳定物价的效果。但是，从本质上看，德国与巾国削减流动性的工具，体现出两种不同的货币本位之间的根本差异。德国是中央银行以“平衡票据”为核心工具，来压缩银行体系的资产规模，同时减少货币供应，而“平衡票据”其实也就相当于未来联邦德国的国债。这代表了在“国债本位”的货币体系中，收缩流动性的基本打法。

    但是，60年代中国的国债规模可以忽略不计，到1965年，中国成为了地球上唯一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难道没有国债就无法采用货币手段治理通胀了吗？很明显，国债并非是唯一的货币工具，也未必就是最优选择。用物资和商品，同样能够实现减少流动性的作用，也同样能够达到消灭通货膨胀的目的，而且没有国债内生的利息成本。在目前欧美各国所面临的国债困境，以及这种困境衍生出来的主权货币危机中，中国人民币的“物资本位”所取得的物价稳定和反通胀的巨大成功，难道不值得今天的世界各国认真借鉴和反思吗？

    货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国债或者外汇，是否就是一国货币发行所必须依赖的基础？这个规矩究竟是谁制定的？有没有更好的其他选择？这都是在当今世界的货币危机中，世界必须严肃思考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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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走回头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优劣比较，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严格的计划经济，就好像在水缸里种树，缸与缸之间彼此隔绝，根不能连着根，藤不能缠着藤，枝叶不能勾连着枝叶，中间的全部营养交换只能在严格的计划规定下进行，貌似郁郁葱葱的一大片森林，但却形不成具备进化功能的生态环境。在这种刻板的人造森林中，杂草不能生长，花儿不能绽放，小鸟被限高飞翔，动物需分类罔养，狼虫虎豹绝迹，蛇鼠獐狍遁形，自然所赋予的物种之间内在的关联被人为割裂，这样的森林当然缺少生机，这种大山自然缺乏物产。如果计划不能赋予社会中各类人群以本能的生存动力，那么短缺就只能是计划经济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