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美元是一把双刃剑，高油价在强化美元的国际需求的同时，也导致了美国工业经济的停滞。美国实体经济在全球市场中地位，在欧洲和日本的激烈竞争之下正在节节败退。公司利润不断萎缩，生产率的增长陷于停滞，高通胀带来资本结构的恶化。美国的工业实力遭到了战后最严重的削弱。美元危机进一步导致华尔街主导世界财富分配的机制日渐弱化，到1975年，美国最富有的l%人口所拥有的社会财富份额，已经降到了1922年以来的最低点。

    1%的富人决定必须彻底改变游戏规则，让财富分配的天平重新向他们倾斜。以洛克菲勒家族为核心的美国统治精英们，决定从根本上颠覆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制度，以及对富人们财富扩张的种种限制。

    20世纪70年代中，约翰·洛克菲勒出版了《第二次美国革命》（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lion）一书，其中，洛克菲勒明确提出了必须对政府进行激烈的改革，削减政府权力，“将政府的职能和责任，尽最大可能地转到私人部门手中”。在书中，洛克菲勒刻意选择了一些经济案例，凸现出政府对金融、商业的管制毫无必要，对社会福利的支持则是在浪费钱财，只有不受任何限制地追逐利润的公司，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金融体系，才是美国发展的动力源泉。80年代里根总统有一句名言：“政府解决不了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此话正是洛克菲勒该书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没有这个思想觉悟，里根恐怕也不会被金权集团所选中。

    “第二次美国革命”的思想，吹响了美国媒体轮番攻击政府的冲锋号，低效、无能、浪费、赤字、通胀的帽子铺天盖地，政府一下子成了经济衰退的元凶。1%的富人巧借美国百姓对通胀和失业的不满之火，准备烧掉政府对金融业与跨国公司的监管枷锁。说白了，政府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对公共福利的支持，妨碍了l%的富人攫取更多财富的自由，他们要的是一片弱肉强食的原

始森林，在这里，政府不能约束富人对穷人们的财富压榨，但有义务防止穷人们起来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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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第二次美国革命”进入了实施阶段。在洛克菲勒资助下的精英组织“三边委员会”，堪称是向美国政府输送高级干部的“中组部”。在“三边委员会”的支持下，毫不起眼的佐治亚州州长卡特，当选为总统。没有背景的总统，往往更听话，特别是需要推出重大政策改变时，更需要这样的弱势总统。结果，卡特还没进白宫，大佬们已经将26名“三边委员会”的骨干安插到了政府的各个重要岗位上，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卡特连面都没见过。卡特的整个外交政策和主要的国内政策，基本上全盘来自“三边委员会”。正是在卡特的任内，政府开始解除对金融业的管制，大量金融创新开始涌现。里根当选总统后，更誓言将解除管制和私有化作为执政的重心。金融革命正是爆发在里根时代，结果是金权革了政府的命！

    在学术界，“第二次美国革命”的精神被丰富为“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一主义，不折不扣地体现了1%的富人的主要诉求。

    货币主义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本身就是在洛克菲勒家族的资助下，发展壮大起来的，货币主义所形成的货币政策，对l%的富人的贡献良多。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被派去亲自调·教里根总统，同时，也为英国首相撒切尔“开小灶”，l%的富人需要在思想和行动上，统一协调美英两同的金融巨变。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开始大行其道，他认为“通货膨胀归根到底就是一个货币现象”，反通胀的核心就是紧缩货币供应。美元是1%的富人统治世界和分配财富的核心工具，必须毫不犹豫地坚决捍卫。为此，美元大幅加息和升值是必要的。因为富人们的主要财富形式都是金融资产，强势美元是稳定的金融市场的前提条件。因此，强势美元符合美国1%的富人的核心利益。

    与货币主义遥相呼应的就是强烈呼吁减税和削减福利的供应学派。他们声称，只要大幅减税，美国经济就会“神奇”地爆发l叶J巨大的生产力，削减福利则会迫使工人失去懒惰的依赖，努力工作增加生产。其实，减税的最大受益者当然是1%的富人，而削减福利的受害者，则显然是99%的中产阶级和穷人。在整个供应学派鼎盛的80年代，人们最终也没有看到“神奇”的生产力爆发，放眼美国，到处是德国货和日本货，美国的工业经济却再也没有恢复70年代初的国际竞争力。

    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都坚决反对政府干预，强烈要求私有化。有了这些理论基础，美国的统治精英们准备从几个方向人手，重新夺回财富的分配大权。

    美国的公司治理制度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革，必须强调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优先，在公司利润增长停滞的情况下，工人的实际收入要削减，否则富人的收入就上不去；政府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十预，必须进行最大限度的削弱，以便腾出巨大的经济资源，供l%的富人重新进行财富分配；政府支持工会联盟的传统必须打破，工会组织保护着工人的福利和待遇，不削弱工会的力量，就难以压低工人的收入，财富再分配就无法进行；金融机构的势力必须得到进一步强化，与其投入大量资金重振工业体系，强化与德国和日本的竞争实力，不如用金融繁荣取代工业复兴，进入所谓“后工业时代”；重新梳理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确保前者获得明显优势；废除法律对公司合并与收购的种种限制，让金融部门从中获得暴利；强化中央银行的权力，确保物价稳定，以便繁荣金融市场；重建与外围国家的贸易关系，加速经济资源向中心国家的转移。

    1%的富人已经打好了算盘：紧缩货币反通胀，经济必然陷入衰退，失业人口将大幅增加，这正是迫使工人接受更低收入的良机；紧缩货币还会导致美元升值，这会加速工业企业向其他低成本州的转移，从而有效地削弱传统工业中势力强大的工会组织，减少工人罢丁的损失，降低大公司的经营成本；紧缩货币，还将迫使利率飙升，拥有大量资本的富人们，将从中获得巨大的收益；紧缩货币的同时，还要大规模减税，经济衰退和税收减少同时并发，政府财政必然出现巨大的赤字，只得依赖发行国债来弥补亏空，于是国债承销将为金融部门带来惊人的超额利润；紧缩货币，将使美元重新稳定，欧洲美元网流，金融市场繁荣，企业并购活跃，金融部门收益暴涨。经过这样一番布局，社会财富的分配将明显有利于1%的富人。

    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从紧缩货币，强化美元的地位人手。此时，美联储主席的位置就显得格外重要。保罗·沃尔克正是一个理想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