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Libor被操纵的流言在金融圈里并不稀奇，稀奇的是操纵者居然被抓住了无法抵赖的证据。

最早披露Libor操纵问题的是《华尔街日报》，在2008年4月和5月的几篇报道里，作者质疑了某些银行故意低估它们的借款成本，结果引发了一场壁垒分明的舆论战。英国银行家协会坚信Libor是可信赖的市场指标，即便是在金融危机中也是如此；国际清算银行（BIS）声称，“现有数据并不支持那种银行操纵利率并从中获利的假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现，“尽管有些市场参与者和金融媒体怀疑美元Libor定价过程的诚信，但事实表明美元的Libor定价，仍然是一个值得信赖的银行拆借无抵押资金的准确尺度”。

一场官方对官方、媒体对媒体、学术界对学术界的利率操纵论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学术界的参战，让利率操纵问题被置于更为严谨，也更为强烈的聚光灯下灼烤。研究表明，银行拥有庞大的与Libor挂钩的资产组合，操纵利率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巨额利润。例如，2009年花旗的利率掉期合约的名义价值高达14.2万亿美元，美国银行49.7万亿美元，摩根大通49.3万亿美元。如此巨额的利率掉期合约，只要风险敞口稍微放大一点，就能在Libor操纵中获得巨额利润。花旗银行在2009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承认，如果利率水平每季度下滑0.25个百分点，净利息收入将创造9.36亿美元的惊人利润；如果降低1个百分点，利润将高达19亿美元。

降息怎么会让银行创造如此惊人的收益呢？不要忘记美国成千上万的州、郡县、城市的地方政府、学校、医院、图书馆、自来水公司、交通管理局与银行签订的利率掉期合约，利息下降将迫使他们向银行支付巨额的利率保险金。

其实，官方对Libor被操纵也是心知肚明，这并不是什么秘密。2008年年底，英格兰银行的行长马文金（MervynKing）在向英国国会描述Libor时曾明言：“它（Libor）在许多方面是银行拒绝彼此拆借的利率，而不是任何人愿意实际借贷的利率。”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Libor操纵的问题也是采取了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2008年巴克莱银行的雇员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提交的文件中提到，“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提供诚实的Libor报价，但是我们却正在做，因为如果我们不干，我们反而会招来不必要的关注。”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盖特纳，在2008年曾给英格兰银行写过一个备忘录，提醒马文金关注Libor操纵的问题，但盖特纳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迫使英格兰银行进行实质性调查。在盖特纳发出备忘录几个月之后，一名巴克莱银行的雇员告诉纽约联邦储备银行，Libor仍然是“绝对的垃圾”。

《华尔街日报》对Libor操纵案穷追不舍，2011年3月和2012年2月又放出风来说，美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和美国司法部开始进行Libor操纵的刑事犯罪调查。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Libor操纵是发生在伦敦，美国的司法管辖权仅限于美国国内，那美国司法部凭什么能够调查和起诉英国的涉案人员呢？因为Libor利率也是美国的按揭抵押贷款、信用卡、学生贷款等金融产品的定价基准，操纵Libor利率违反了美国的国内法律，因此美国司法部有权进行国际调查和取证。

同样的道理对其他国家也适用，例如国内媒体曾报道，云南昆明市曾有人状告美国的QE政策使美元贬值，损害了他的美元存款的价值，因此将美联储告上了中国的法庭。这项指控显然超出了中国的司法管辖权；但是，如果原告律师能够找到美元贬值的确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而且明显违反了中国的法律的证据，那么这样的指控也能使中国的司法部门有权进行国际调查。中国显然缺乏国际经验，而中国的经济早已与世界紧密相连，当国外的行为侵害中国国内利益的时候，中国也应该行动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至少应该从美国对Libor的国际调查中激发出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

尽管中国的金融市场并未开放，但不少国内的投资人已经通过QDII（合格境内投资者）基金走向了世界，无论这些基金的资产配置如何，但几乎必然会涉及Libor利率，这些投资人实际上有权向进行Libor操纵的银行进行索赔。

随着Libor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直接证据被发现了。苏格兰皇家银行的一名交易员承认，他们银行的高级职员经常要求本银行的Libor利率报价人员，提交对本银行有利的利率报价，而且也时常满足一些老关系户所提出的Libor利率的要求，这一切在内部早已司空见惯。更有爆炸力的证据是交易员之间的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和其他通信方式所提供的对话内容，操纵利率的行为终于大白于天下。

全世界已有至少10个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开始调查Libor利率操纵的问题，20家全球主要的大银行被点名调查。

Libor操纵案的最终结果很可能是少数交易员受到刑事诉讼，而大银行不过罚钱了事。难道大银行的高管们不知道交易员在玩弄利率吗？难道他们没有参与其中吗？这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却很难抓到这些人的证据。他们可不像那些愚蠢和鲁莽的交易员，会把操纵的字眼露骨地写在短信里，或记录在自己的日历上，他们更有法律意识，更懂得保护自己，也更不容易暴露。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交易员敢肆意操纵Libor，表明银行高层的默许态度；大银行敢为所欲为，因为美联储等央行每天都在公开地操纵利率。各国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人为压制利率，既然当家的老大们都这么干，它们怎么好意思去约束手下的小弟呢？整个事件的败露，都不是由各国央行自行清理门户所引发，而是政府的其他部门介入才获得了突破。

如果说谁是最大的利率操纵者，答案显然不是交易员，他们不过是替罪羊；也不是各大银行，它们最多算是同谋；导演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利率操纵的主谋，正是各国央行，而最大的同谋则是各国政府。

美国政府就是超低利率政策的一个重要获益者，巨额赤字迫切需要降低国债的融资成本。2008年，美国国债不过10万亿美元，联邦政府为这些国债支付的平均成本为4.5%，每年的国债利息费用为4510亿美元。2012年，美国国债总额已高达16万亿，联邦政府的国债利息支出却降为3600亿美元，国债的平均利率降到了2.3%，而标志性的10年期国债的平均收益率仅为1.75%，甚至比通胀还低。这就要感谢美联储的利率操纵了。

假如10年期国债收益率保持在2013年9月的2.75%的水平，国债的平均利息将会达到3.6%，总利息支出将超过6000亿美元，这大约相当于美国国防与军事的总预算。如果国债的平均利息成本回归2008年4.5%的正常水平，国债利息支出将飞涨到7650亿美元，要知道2012年美国的总税收才2.45万亿，如果仅国债利息支出就占到税收总额的近1/3，那美国的债权人会怎么想？这样的债务还有希望偿还吗？即便美国可以印钞还债，人们对美元的“含金量”，还会剩下多少信心？

毫无疑问，美国政府是超低利率的坚定支持者。

当然，积极拥护超低利率的不仅仅是美国政府，还有所有被高负债压得气喘吁吁的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各国政府最初是金融危机的受害者，但随后执行的巨额赤字国策仅仅便宜了银行体系，而无功于实体经济的复苏，最后政府终于沦为银行体系的“人质”，深陷债务陷阱而无法自拔。

美国政府对降低赤字成本的迫切需求，美联储对资产再通胀的迷信，银行体系对巨额利润的强烈欲·望，完美地形成了超低利率牢不可破的利益死锁。他们相互利用，联手行动，彼此照应。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利率操纵已上升为共同纲领，央行负责对利率走势进行“预期干预”和“政策压制”，银行负责“市场干预”和“交易压制”，美国政府则不断制造地缘政治的紧张、战争危机的烘托和恐怖袭击的渲染，目的只有一个：在一个极度“不安全”的世界里，美国国债是唯一的避风港。

Libor操纵不过是大背景下的小插曲，更低的Libor有利于降低国债融资成本，推高国债价格，也有利于资产再通胀的大局。只是玩得太露骨，到了“不查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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