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两人能及时明白，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灾难，日常的琐碎烦恼更加难以躲避，或许他们的生活完全会是另一副样子。而如果说，他们在共同的生活中也多少学到了点什么，那就是智慧往往在已无用武之地时才来到我们身边。多年来，费尔明娜·达萨一直痛苦地忍受着丈夫每天清晨起床时的快乐。她竭力抓住自己的最后一丝困意，以免去面对一个新的充满了不祥之兆的早晨所预示的宿命，而他却带着一个新生儿的天真醒来了：新的清晨，意味着他又赢得了一天的时间。她听着他伴随着鸡鸣醒来，活着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一声无缘无故的咳嗽，好像故意要把她吵醒似的。她听着他一边摸索应该就在床边的拖鞋，一边嘟嘟囔囔地发着牢骚，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扰得她不得安宁。她听着他在黑暗中一路跌跌撞撞地摸向浴室，然后，他会在书房待上一个小时，可她才刚刚重新入睡，就又听见他回来穿衣服，仍旧没有开灯。（有一次，在玩沙龙游戏时，人们问他如何定义自己，他说：“我是一个在黑暗中穿衣服的男人。”）她就这样听着他，心里清楚，这些声响中没有一个是必要的。他假装无意，但其实是有意弄出这许多动静，就像她明明醒着，却假装没有醒。他的理由十分明确：他从未像这些不安的时刻里那样迫切地需要她，需要她活着，并且头脑清醒。

没有人比她的睡姿更优雅，一只手搭在前额上，像一幅舞蹈的素描。但是，若有人打扰了她将醒未醒时浅浅的睡意，她又会比任何人都凶悍。乌尔比诺医生知道，她正侧耳等着他发出哪怕最微小的一丝响动，甚至还会为此感谢他，因为这样，她就可以把清晨五点被吵醒的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了。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有几次，他由于没有在老地方找到拖鞋，正在黑暗中摸索，她突然用半梦半醒的声音说：“你昨晚把它们放在浴室里了。”接着，她又用愤怒而清醒的声音骂道：

“这个家里最倒霉的事，就是从来不让人好好睡觉。”

于是，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对自己不抱一丝怜悯地打开灯，为这一天的头一个胜利而扬扬得意。事实上，这是两人间的一种游戏，神秘而邪恶，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重新振奋起来：这是居家爱情的众多危险性快乐的一种。然而，也正是一次类似这样的日常消遣，差点让他们头三十年的共同生活走到尽头。事情的起因是有一天，他们的浴室里没香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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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本和平常没有两样。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浴室回到卧房，那时，他还能自己洗澡而无需别人帮助。他开始穿衣服，没有开灯。她则跟往常这个时候一样，像胎儿似的躺在温暖的被窝里，闭着眼睛，呼吸很轻，那只跳着神圣舞蹈的手臂放在头顶。她正处于半梦半醒之间，他心里十分清楚这一点。黑暗中，浆过的亚麻衣服窸窣了好一阵子后，乌尔比诺医生自言自语道：

“差不多有一个星期了，我洗澡的时候都没有香皂。”

于是她想起这件事，醒了，然后对全世界都没好气地翻了个身，因为她的确忘记往浴室里放上新的香皂了。她是在三天前发现这件事的，那时她已经站在了淋浴喷头下，于是想之后再放上，但过后却忘了，直到第二天淋浴时才又想起。而第三天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事实上并不到一个星期，他这样说是为了夸大她的错误，但三天确实是有的，而且不可原谅。那种被人当场抓住错误的感觉让她老羞成怒。像往常一样，她以攻为守。

“这几天我每天都洗澡，”她失态地叫嚷道，“一直都有香皂。”

尽管他太了解她的战术，但这一次却无法再忍了。他编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搬到了仁爱医院的实习医生宿舍里去住，只在黄昏出诊前回家换衣服。而她每一听到他回来的声音，就立刻跑到厨房里去，假装在忙着什么，直到街上再次响起马车的铁蹄声。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每次他们试图解决分歧，结果都是把怒火越拨越旺。只要她不承认浴室中没有香皂，他就不打算回来；而她呢，只要他不承认自己为折磨她而故意说了谎，她就不准备接受他回来。

当然，这次事件也让他们有机会联想起其他无数个朦胧清晨发生的无数次口角。一阵反感掀起另一阵反感，旧伤疤被揭开，变成了新伤口。两人都十分惊愕，因为他们痛苦地证实了，在这么多年的夫妻争斗中，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培养了仇恨。他甚至提出，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去大主教先生那里做一次公开忏悔，让上帝裁决浴室的香皂盒里到底有没有香皂。这一下，本来还很好地保持了理智的她，终于爆发出一声历史性的叫喊：

“让大主教先生见鬼去吧！”

这声辱骂震动了城市的地基，引起各种各样难以澄清的流言蜚语，而且像说唱剧中的顺口溜一样变成了民间俚语：“让大主教先生见鬼去吧！”她意识到自己越了界，于是先发制人，抢在她预料丈夫会有的反应之前，威胁他说，自己要一个人搬到父亲的老房子里去住，虽然那里现在租出去成了公家的办公室，但仍旧是属于她的。这并非虚张声势：她真的想走，根本不会顾及什么社会舆论。而她丈夫及时发现了这一点。他没有勇气去挑战这一有失偏颇的判断，于是让步了。当然，他并没有承认浴室中确有香皂，因为那是对真理的侮辱，而只是接受两个人继续生活在同一幢房子里，但分房住，而且互不说话。于是吃饭时，为避免尴尬，他们巧妙地通过孩子们从桌子一头传话到另一头，而孩子们竟然也从未发现，他们彼此间从不搭腔。

书房里没有浴室，这反倒避免了因早晨的声响而引起摩擦，因为乌尔比诺医生改为备课后再进屋洗澡，并且小心翼翼，唯恐吵醒妻子。有好几次，他们睡前撞到了一起，于是便轮流刷牙。四个月后的一天，她从浴室中出来，发现他在他们那张大床上看书（这是常有的事）竟看睡着了。她在他身边躺下，动作很大，希望能吵醒他，让他离开。而他也的确迷迷糊糊地醒了，但并没有起身，而是关掉床头灯，然后又舒服地倒在了他的枕头上。她晃了晃他的肩膀，提醒他该去书房了，但此时此刻，他再次回到了祖传的羽毛床上，感觉是那么的舒服，宁愿缴械投降。

“让我留在这儿吧。”他说，“的确有香皂。”

当他们步入老年，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无论他还是她，都无法相信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即那次吵架竟是他们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中最为严重的一次，也是他们唯一一次萌生了放弃的念头，希望开始过另一种人生。尽管现在他们老了，已经心平气和，但还是注意不去提它，因为那刚刚愈合的伤口会再次流血，仿如就发生在昨日。

他是让费尔明娜·达萨听到小便声的第一个男人。那是新婚之夜，在那艘载着他们前往法国的轮船的舱室中。当时，她正因晕船萎靡不振，而他那公马一般的小便声是那么的强劲威严，这更增加了她对那场一直令她提心吊胆的灾难的恐惧。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那股泉水声越来越弱，可那段记忆却频繁地浮现在她的脑海中，因为她从来都无法忍受他在用马桶时把池子的边缘弄湿。乌尔比诺医生试图用一个任何有意听懂的人都能明白的浅显道理说服她，告诉她这种事故并非如她坚持认为的那样，是他每天不小心才造成的，而是身体机能的原因：年轻时，他尿得又准又直，在学校里，他曾是瞄准瓶子撒尿的冠军，但随着岁月的消磨，不仅小便的势头减弱，而且还歪歪斜斜，分成许多支流，最后变成了一股无法驾驭的虚幻之泉，尽管他每次都做出极大努力想让它走直线。他说：“抽水马桶一定是某个一点儿也不了解男人的人发明的。”他只好用日常行动来为家庭和平做出贡献，但这更多的是出于屈辱，而非谦恭：每次小便后，他都会拿卫生纸去擦干马桶池的边缘。她对此心知肚明，但只要卫生间里的氨气味不过于明显，她便从来都不说什么，而一旦出现那种情况，她就会像发现一桩罪行似的宣告：“这儿的味道呛得就像个兔子窝。”在步入老龄的前夕，乌尔比诺医生终于找出了对抗这项身体障碍的终极解决办法：像她一样坐着撒尿，如此一来，不仅保持了马桶池的清洁，他自己的姿势也惬意了许多。

那个时候，他的自理能力已经很差了，在浴室中滑上一跤都可能是致命的，所以他警惕地反对淋浴。他们家是现代化的，没有在老城区的宅子里普遍使用的带狮子腿的白镴浴缸。当初，他出于卫生的理由拒绝了它：他认为浴缸是欧洲人最肮脏的发明之一，他们只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洗澡，却还把自己浸泡在一缸污水里，里面尽是些他们费力从身上褪下来的脏东西。因此，他让人用实心愈疮木做了一只特大号的木桶。而费尔明娜·达萨就用这只桶，依照给新生儿洗澡的程序给丈夫洗澡。每次沐浴都长达一个多小时，水中掺入用锦葵和橙皮煮沸的汤水，这对他有很好的镇静效果，有时，他甚至会在香气四溢的汤水中睡着。洗完澡，费尔明娜·达萨帮他穿衣：先在两腿间撒上滑石粉，在灼伤的红疹上涂上可可油，然后温柔地给他穿上衬裤，就仿佛那是一块尿布，接着，再从袜子一直穿到别着黄玉别针的领带。终于，夫妻俩的清晨恢复了平静，因为他又回到被儿女夺走的童年，而她呢，最终也和家庭日程协调起来，只因岁月同样也在她身上流逝：她睡得越来越少，还没满七十岁，她就醒得比丈夫早了。

圣神降临节的那个星期日，当掀开毯子看到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尸体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发现了某种自己在光辉的医生生涯和信徒生活中一直都否认的东西：即在和死神熟识了那么多年，在同它战斗，翻来覆去与它接触了那么久之后，那还是他第一次敢于直视它，而与此同时，它也在注视着他。这并不是对死亡的恐惧。不，不是：自从很多年前的一天晚上，他从噩梦中惊醒，意识到死亡并非仅仅如他所感觉的那样，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可能，而是一个切近的现实时，这种恐惧就已经在他心里、与他共存了，就像他影子之上的另一个影子。事实上，那天他所看到的是一个真切的存在，而在那之前，死亡不过是他想象中的某种确定的东西。他很欣慰，全能的上帝出其不意地向他揭示这个奥秘所用的工具竟然是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他一直认为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是个圣人，只不过他从不自知所蒙受的恩宠罢了。然而，那封信却又向他揭示了他的真实身份、他黑暗的过去和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伪装能力，这让医生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中发生了某种决定性的、无可挽回的事情。

不过，费尔明娜·达萨并没有感染他的忧郁。当然，他也试过要感染她，就在她帮他把两条腿塞进裤筒，又为他扣上衬衫那排长长的纽扣时。但他没有成功，因为费尔明娜·达萨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动的，更何况这只是一个她并不喜欢的男人的死。她从没见过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仅仅知道他是一个拄拐的残疾人，是在安的列斯群岛众多岛屿中的一座，众多起义里的一次，从行刑队的枪口下逃出来的，因生活的需要当上了儿童摄影师，并最终成为全省最受欢迎的一位；她还知道，他曾经赢过一个她记得好像叫托雷莫里诺的人一盘象棋，尽管那个人实际上叫卡帕布兰卡。

“他其实是卡宴的一名逃犯，因犯了重罪而被判终身监禁。”乌尔比诺医生说，“你能想象吗，他居然还吃过人肉呢。”

他把那封信交给她，信中的秘密他打算一直带到坟墓里去。可她并没有看，而是把折得整整齐齐的信纸收进梳妆台的抽屉，用钥匙锁了起来。她已经习惯了丈夫那深不可测的大惊小怪的能力，习惯了他那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错综复杂的小题大做，以及他那种与他的公众形象大相径庭的狭隘见解。而这一次，他甚至比以往表现得更糟。她本来以为，丈夫敬重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并非因为他之前是个怎样的人，而是因为他除了一个流亡者的背包以外身无别物地来到这里之后的所作所为，于是她不明白，为何这个人迟迟曝光的身份会让丈夫如此沮丧。她也不理解，丈夫为何会对他私下里有一个女人这件事如此厌恶。这可以说是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那类人世代相传的一个习惯；更何况，丈夫自己也曾在某个忘恩负义的时候这样干过，再者，她觉得那个女人能够帮助他践行死亡的决定，这本身便是令人心碎的爱的明证。她说：“如果你也像他那样，因为如此严肃的理由而决定去死，那我的责任便是做和她同样的事。”乌尔比诺医生又一次处在茫然的十字路口，妻子这种武断的不理解已经让他恼火了整整半个世纪。

“你什么都不懂。”他说，“我生气的并不是他以前是谁，曾经做过什么，而是他竟然骗了我们所有人这么多年。”

他的眼睛里开始噙满瞬间而来的泪水，但她装作没有看见。

“他做得对。”她反驳说，“如果他说了实话，那么无论是你还是那个女人，以及这里所有的人，都不会像曾经那样爱他了。”

她帮他把怀表链挂在背心的扣眼上，又为他最后调整了一下领带结，扣上黄玉别针。接着，她用喷了香水的手绢为他擦干眼泪，又弄干净胡子上沾着的泪珠，然后把手绢的四角打开，折成一朵洋玉兰的形状，放进他的上衣口袋。这时，摆钟敲响的十一下钟声在整座房子里回荡。

“快点。”她边说边挽起了他的手臂，“我们要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