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老城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一家每星期日总要步行到大教堂去望八点钟的弥撒，这对他们来说与其说是宗教习惯，不如说是社交习惯。搬家以后的好几年里，他们仍旧乘马车去大教堂望弥撒，有时还会在公园的棕榈树下和友人聚上一聚。但自从拉曼加区建起了教会事务神学院的礼拜堂，并拥有自己的海滩和墓地后，他们便除了一些极为隆重的场合，不再到大教堂去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这个变化毫不知情，在教区咖啡馆的露台上白等了好几个星期日，目送着三台弥撒的人走得一个不剩。后来，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才改到新教堂去。在最近几年之前，新教堂一直都很流行。他在那里见到了带着孩子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八月的四个星期日他们都准时前来，但费尔明娜·达萨没有和他们一起。就在其中的一个星期日，他去参观教堂附近新落成的墓地，拉曼加区的居民在那里为自己建造了奢华的坟墓。当他在高大的木棉树下发现那座最讲究的坟墓时，他的心抽搐了一下。墓已经建成，镶有哥特式的彩色玻璃，竖立着大理石天使雕像，全家人的墓碑都以金字镌刻而成。自然，其中就有费尔明娜·达萨·德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夫人的，紧邻她丈夫的墓碑，上面刻着同一句墓志铭：共眠于上帝的平安中。

那一年的其他时间，费尔明娜·达萨没有出席任何一次市民活动和社交场合，连圣诞节的活动也没有参加，而往年的圣诞节，她和丈夫都是耀眼的主角。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她在一年一度的歌剧节开幕式上也缺席了。幕间休息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意外发现有几个人在不指名地议论她。他们说，有人在去年六月的一天夜里看见她登上了库纳德公司开往巴拿马的远洋轮船，脸上蒙着黑纱，以免让人看出可耻的疾病正慢慢地吞噬她的生命。有人问，究竟是什么病如此可怕，竟敢侵染这样一位权力显赫的夫人，得到的回答则颇为恶毒：

“像她这样高贵的夫人，得的不可能是别的病，只能是肺结核。”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知道，他家乡的有钱人从不会生小病，一得就是大病。要么是暴亡，而且几乎总是在盛大节日的前夕，往往使得节日的欢欣被葬礼冲掉；要么就是在令人生厌的慢性病中油尽灯枯，而个中内情到头来还是传得人尽皆知。到巴拿马去隐居，几乎是富人生活中迫不得已的悔罪之举。他们在基督复临派的医院中将自己交给上帝的意愿。那所医院是个巨大的白色棚屋，常年淹没在达连湾史前般的倾盆大雨之中。在那里，病人们忘记了自己已时日无多，日复一日地生活在粗麻布窗子的孤独病室里，任谁也说不清那石炭酸的气味代表的是健康还是死亡。康复的人带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礼物回到家乡，慷慨地分发给众人，急切地为自己的苟延残喘祈求原谅。有人回来时肚子上留下了粗糙的缝合疤痕，就像是用鞋匠的麻绳缝的。他们在前来探望的亲朋面前掀起衬衫，将自己的伤口同那些被过度的幸福窒息而死的人的伤疤进行比较。余生里，他们将反反复复地讲述在三氯甲烷的作用下，他们是如何看见天使降临的。然而，从没有人知道那些没能回来的人都看见了什么，其中最悲惨的又莫过于被遗弃在肺结核区死去的人。他们的死更多是因为雨水的折磨，而非疾病的苦楚。

如果要他选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知道自己更愿意费尔明娜·达萨生还是死。但首先，他最想知道的是实情，哪怕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实情。他千方百计地寻找真相，可还是没有找到。他感到不可思议，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告诉他哪怕一条线索，好让他判断传言的真伪。内河航运是他管辖的领域，对他来说那里不存在任何秘密，甚至连隐私都没有。然而，谁也没听说过戴黑面纱女人的事情。在这座城市里，一切都保不了密，甚至有很多事在发生之前就尽人皆知，特别是有关富人的事。唯独这件事无人知晓。也没有人对费尔明娜·达萨的失踪做出过任何解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继续在拉曼加区徘徊，毫无虔诚地到神学院的礼拜堂去望弥撒，参加一些以往根本不会理会的市民活动。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传言变得越来越可信了。乌尔比诺家一切正常，唯独缺少了母亲。

在四处打听中，他发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或者没有留意打探的消息，其中就包括洛伦索·达萨已死在他的出生地——坎塔布连的一个小村庄。他想起自己曾有很多年都在教区咖啡馆那如火如荼的象棋比赛中见过他，他的嗓子因说话太多而变得沙哑，而且随着陷入衰老的不幸流沙，他的身形更胖，脾气也更粗暴了。自上世纪那次令人不快的茴香酒早餐之后，他们之间再也没有说过话。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断定，就像他仍对洛伦索·达萨心存怨恨一样，洛伦索·达萨对他也一定还怀恨在心，尽管他已给女儿找到一门富贵的婚姻——那曾是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下定决心要得到有关费尔明娜·达萨健康状况的准确消息，于是又来到教区咖啡馆，想从这位父亲那里问出个名堂。那时，咖啡馆里正在进行历史性的对决：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独自一人对战四十二名棋手。就这样，他得知洛伦索·达萨已经去世，他由衷地感到高兴，尽管他知道，这份高兴是以仍旧找不到真相为代价的。最后，他把费尔明娜·达萨去了绝症患者医院的传言当作事实接受了，而他唯一能找到的安慰只是一句谚语：女人生病，长生不死。在那段沮丧的日子里，他只能想，如果费尔明娜·达萨真的死了，那根本不需要打探，消息是无论如何都会传到他这里来的。

但他永远也不可能收到费尔明娜·达萨的死讯。因为她还活着，而且是健康地生活在表姐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世外桃源般的庄园里，距离马利亚之花镇半里地。她是在和丈夫达成协议后悄然离开的。结婚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关系稳定，这唯一的一次严重危机竟让两个人都像青春期的孩子一样乱了方寸。这件事出其不意地发生在他们最为成熟平静的时期，两人自诩已能豁免于命运中任何潜伏的坎坷，孩子们都已长大，而且受到了良好教育，摆在夫妻俩面前的本是一片坦途，可以毫无苦涩地学着慢慢变老。对两个人来说，事情都发生得太过突然，他们不愿像加勒比人常做的那样，靠吵闹、眼泪和调解人来解决问题，而是希望能靠欧洲人的智慧来解决。但争来争去，既没有采用这里的办法，又没有采用那里的办法，结果陷入了愚蠢的局面，哪儿的法子也不是。费尔明娜·达萨决定离开家，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离开，也不知道离开后要怎么办，她只是被气疯了，而他为良心的谴责所困，也无力去说服她。

费尔明娜·达萨的确是在半夜上船的，而且十分秘密，头上蒙着守孝的黑纱。但她登上的不是库纳德公司开往巴拿马的远洋轮船，而是开往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的普通小船。那座城市是她的出生地，她在那里一直住到青春期。随着岁月流逝，她的思乡之情与日俱增。她不顾丈夫的意见和当时的风俗，只带了一个在仆人中长大的十五岁教女同行。不过，她把自己的行程通知了她将搭乘的各船的船长和每个港口的官员。做出这个轻率的决定时，她对儿女们说自己要到伊尔德布兰达姨妈那儿调养三个月，可心里已决意要一直留在那里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十分了解她倔强的脾气，他痛苦万分，但还是低声下气地接受了，将它视为上帝对他严重过错的惩罚。然而，船上的灯光还没有在他眼前消失，两人就都已在为他们的软弱后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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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们保持着形式上的通信，谈论孩子们的情况和家里的其他事项，可几乎两年过去了，无论他，还是她，都没有找到一条回头之路，因为每条路都被他们的骄傲暗中捣毁。第二年学校放假期间，孩子们到马利亚之花去度假，费尔明娜·达萨尽一切可能及不可能，竭力表现出对新生活的适应。至少，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孩子们的信中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那段日子里，里奥阿查的主教骑着他那头著名的配有金线镶边鞍具的白色骡子，走在华盖之下到那里传教寻访。跟在他后面的，是从其他村子远道而来的朝圣者、拉手风琴的乐师，以及四处贩卖食品和护身符的小贩。整整三天，各种身患残疾和不治之症的人云集庄园。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来听主教博学的布道或请求全赦的，而是来乞求骡子赐福，据说，这头骡子背着主人创造了种种奇迹。当年主教还是个地位卑微的神甫时，和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家十分熟识。这天中午，他从布道的地方溜出来，到伊尔德布兰达的庄园吃午饭。其间他们只谈了些世俗的事。而午饭过后，他把费尔明娜·达萨叫到一边，想听听她的忏悔。她委婉而又坚定地拒绝了，理由十分明确：她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尽管并非有意，但她也意识到了，自己这个回答将会传到它应该传到的地方去。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常常不无讥讽地说，那两年的痛苦生活并非源于他的过错，而是因为妻子的一种恶习——她喜欢闻家人和自己脱下来的衣服，从气味上判断该不该送去清洗，尽管有时候衣服看起来还很干净。这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她从来不认为有什么特别，直到丈夫在新婚之夜注意到这一点。丈夫还发现她每天至少三次把自己关在浴室里抽烟，但对此倒没有在意，因为她那个阶层的女人本来就常常凑在一起关起门来谈论男人、抽烟，甚至喝两瓜尔蒂略一瓶的廉价烧酒，直喝到像泥瓦匠那样烂醉如泥地倒在地上。但是，对于她碰到衣服就闻的习惯，他认为不仅不恰当，而且有害健康。但她只把丈夫的意见当作玩笑。对所有不愿争论的事，她都是这样的态度。而且她说，上帝把这么一个黄鹂一样勤快的鼻子安到她脸上，不单只为了装饰。一天早上，她出去买东西时，家中仆人们的吵闹惊动了四邻：他们在找她三岁的儿子，寻遍房子的各个角落都没找到。正当所有人惊恐万状时，她回来了。她像能追寻踪迹的獒犬似的转了两三圈，就在一个衣橱里找到了熟睡的儿子，谁也没想到他会藏在那里。丈夫惊呆了，问她是怎么做到的，她回答说：

“因为有股屎味。”

事实上，她不仅仅能靠嗅觉判断衣服该不该洗，或是孩子丢在了哪里：嗅觉能在生活的每个方面指引她，尤其是在社交生活中。两人结婚后，特别是在刚刚结婚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是个初来乍到的外来者，闯入这个三百年来都时刻准备要和她对着干的环境中，然而，她却能在尖刀密布的珊瑚丛中穿梭自如，不与任何人发生磕碰，这般掌控世界的能力只可能来自超自然的本能。这可怕的本事或许源于千百年累积的智慧，又或许出自一副铁石心肠，而在一个倒霉的星期日，它终于招致不幸降临。去望弥撒前，费尔明娜·达萨纯粹出于习惯，闻了闻丈夫前一天下午穿过的衣服，立时感到一阵错乱，就仿佛和自己同床共枕的医生变成了另外一个男人。

她先是闻了闻外套和背心，然后从扣眼上摘下怀表链，从兜里取出铅笔、钱包和为数不多的几枚硬币，把它们逐一放在梳妆台上。然后，她闻了闻褶边衬衫，同时取下领带夹、袖口上的黄晶袖扣和假领上的金扣。接着，她又一边闻裤子，一边取出串着十一把钥匙的钥匙环和带珍珠母手柄的铅笔刀。最后，她闻了闻内裤、袜子和绣着他姓名首字母花押字的手绢。毫无疑问：每件衣物上都带有一种他们共同生活这么多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气味，一股形容不出的味道，既不是花香，也不是香水味，而是人身上的味道。她什么也没说，之后也并不是每天都能闻到这股味道。但从此，她闻丈夫的衣服，已不是为了判断该不该洗，而是出于一种侵蚀着她五脏六腑的无法忍受的焦虑。

费尔明娜·达萨不知该把这种味道还原到丈夫规律生活中的哪个环节。不可能是上午上完课到午饭之间的这段时间，因为她猜想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女人都不会在这种时候匆忙做·爱，更不会是和来访的客人，她们得打扫屋子，整理床铺，上市场买东西，准备午饭，何况还有可能会赶上这样的倒霉事：某个孩子由于被石头打破了脑袋，提前从学校回家，竟一头撞上母亲十一点钟赤身裸·体地躺在一片狼藉的房间里，更糟糕的是还有一位医生趴在她身上。再者，她知道，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只在晚上做·爱，最好是在绝对的黑暗之中，最迟也得是在早餐之前，伴随着第一群鸟儿咕咕的叫声。据他自己说，过了这个时间，脱衣服和穿衣服所费的工夫可比享受到的片刻欢愉还要长。所以，衣服沾染上气味只可能发生在某次出诊时，或晚上借口下棋、看电影溜出去的某个时刻。后面这种情况很难搞清，因为费尔明娜·达萨和她那众多女伴截然不同，她太骄傲，不屑于监视丈夫，或请求别人替她这样做。至于出诊，看似是不忠行为的最佳时机，但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发现的，因为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对每位病人都有一份包括酬金在内的详细记录，从第一次出诊，直到用一个十字和一句愿灵魂安息的话语把他从这个世界送走为止，全部有案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