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既已下了决心，要记录国会的辩论，我决不许我这种决心松劲。那是我马上就动手烧热了的一块铁，也就是我烧得通红、锤得乱响的一块铁：对于那块铁，我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真值得我毫无愧色，自钦自佩。我买了一本书，以人所共认的方法，阐述速记这种高尚技术和秘诀（一共花了我十先令六便士），于是我就投入了一种令人心迷目眩的大海之中，只过了几个星期的工夫，就把我弄得简直地就要发疯。一个小点，就有千变万化；它在某种地位上是一种意思，在别的地位上，却又是另一种意思，和在前面的地位上完全不同；一个圈圈，可以令人惊奇地变幻莫测；一个像苍蝇翅膀的符号，附在别的符号上，就可以生出令人不解的结果；一道曲线，错放了地方，就生出了不可思议的影响；所有这种种情况，不但我醒着的时候，使我大伤脑筋，连我睡着的时候，也都在我面前出现。我好容易才像瞎子似的，从这些困难之中，摸索着走出去了；好容易才把字母掌握了（字母本身，就是一座埃及古庙〔1〕）；谁知道跟着又来了一系列可怕的新情况，那就是叫作随意使用的字母。那是我向来所知道的字母之中，最暴虐、最霸道的。这种字母，举例来说，非要叫一个像蛛网开端的东西当“期冀”的意思用不可；非要叫一个像水墨画的起花当“不利”的字样用不可。我把这些要人命的玩意牢牢地记在脑子里的时候，我发现，它们把一切别的东西，都从我的脑子里赶出去了。于是我从头另来；但是那时候，我又把它们忘得干干净净的了；在我又要把它们重新拾起来的时候，这一套玩意里面别的部分又拉下了；简单言之，那个玩意，简直地叫人肝肠摧折。

〔1〕 埃及古庙里多刻古埃及象形文字，最难认识。

如果没有朵萝，那真可以叫我肝肠摧折；但是幸而有朵萝，我这个在狂风暴雨中掀腾颠簸的小舟，才有所倚靠，得到支持。在速记那一套方法里，每一道随便一画的线条，都是困难之林里一棵盘根错节的橡树；我就一棵一棵把它们砍倒；我砍的时候，非常地勇猛，因此我花了三四个月的工夫，就想在博士公堂口才最著名的民教法学家身上，试一试我这种技术了。但是那位口才最著名的民教法学家，还没等到我开始，就离我而去，走得老远了，把我撂在那儿，拿着那枝傻了一般的铅笔，在纸上乱摆乱晃，好像中恶抽风一样；这种情况，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

这样当然不成，那是很清楚的。我这样做，就是飞得太高了，那就永远也飞不远。我跑到特莱得那儿去讨主意。他说，他先给我口述演讲，口述的时候，按照我跟得上的能力定快慢，有时还要停一下。我对于他这种友爱的帮助非常感激，我就照着他的主意办了；于是有一个很长的时期，一夜跟一夜，几乎是每夜，我从博士公堂回了家以后，我们都在白金厄姆街，开一种私人国会。

我倒是愿意在别的地方，也看到这样的国会！我姨婆和狄克先生代表执政党人或者在野党人（看情况而定），特莱得就借助于一本恩菲尔得的《演说家》〔2〕，或者一本国会演说录，如发雷霆那样，对我大放厥词，尽情诟骂。他站在桌子旁边，用手指头按着念的那个地方，免得找不着是哪儿，右胳膊在头上挥动，就这样，装作是皮特先生、法克斯先生、谢立顿先生、波克先生、卡斯勒利勋爵或者堪宁先生〔3〕；他越说越激动，激动到顶猛烈的程度，对着我姨婆和狄克先生，恶毒地责问，骂他们不应该那样腐败，那样放纵；我呢，就坐在稍远一点的地方，膝上放着笔记本，尽我一切的力量，死气白赖跟着他记。特莱得那样前言不搭后语，那样丝毫不顾情面，即便真政客和他比起来，都要瞠乎其后。他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就可以采取任何不同的政策。他把所有的旗帜，钉在各种不同的桅杆上。我姨婆看着像个不动声色的财政大臣，遇到演说中间有必要的时候，就偶尔插上一句半句，像“着啊？”“不对”或者“哦呵”之类。她要是那样一说，那就等于给狄克先生（他完全像一个乡村绅士）发了信号：他立刻就跟着猛喊大叫起来。不过狄克先生在当议员的时候，听到那么些责难，并且成了那样严重后果的负责人，因此弄得他有时很不得劲儿。我相信，他当真害起怕来，认为自己真做了错事，因而要使英国的宪法全部受到破坏，国家整个遭到毁灭。

〔2〕 恩菲尔得（1741—1797），英国牧师；于1774年发表《演说家》。

〔3〕 都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政治家和政客。

我们从事这种辩论，常常闹到钟上的时针指向半夜，蜡烛点得只剩了一点。我有了这样好的实习以后，结果是，我很能跟得上特莱得了；如果我对于我的记录，能有一丁点认得，那我就大可以自鸣得意了。但是，我记录了以后，读的时候，就等于把无数茶叶箱子上面的中国字，或者把药房里那些红红绿绿大瓶子上面的金字，抄录下来一样。

除了回过头来，完全再开始做起，就没有别的办法。这当然叫人很难过；但是我虽然心情很沉重，却回过头来，使劲咬牙，按部就班，用蜗牛的快慢，把那段使人腻烦的路程，又忍苦受累地走了一遍；时刻站住了，仔细考查路上各方面的细微斑点；不论在哪儿，遇到那些难以捉住的字母，拼命地想法一见就认识。我永远是准时到事务所，也准时到博士那儿；我工作起来，那样使劲儿，真像平常说的，跟一匹拉车的马一样。

有一天，我往博士公堂去的时候，看见斯潘娄先生脸上很严肃的样子站在门口，并且自言自语地嘟念。本来他常常闹头疼——他天生的就脖子短；我又认真地相信，他的领子浆得太硬了——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只想到，他恐怕是又犯了头疼的病了；不过，他一会儿就把我的不安解除了。

我跟他道“早安”的时候，他并没对我还礼，而只带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十足派头看着我，同时冷淡地要我同他一块到一个咖啡馆里去。那个咖啡馆，在那个时期里，有一个门，恰好在圣保罗教堂墓地那个拱门的里面，通到博士公堂。我奉命惟谨，跟他走去，同时觉得很不得劲儿，全身各处都热气四射，好像我的疑惧萌芽冒出似的。因为路很窄，我让他在前面走；那时候，我看到，他把个脑袋高高地仰着，神气特别使我感到不妙。我心里就嘀咕，一定是他知道了我和我那亲爱的朵萝的秘密了。

即便我在往咖啡馆去的路上，还没猜出这一点来，那我跟着他来到咖啡馆楼上一个屋子里，看到枚得孙小姐也在那儿，我也很难不会不分明看出是怎么回事来的。只见枚得孙小姐身后面，是一张靠墙放着的台子，台子上放的是扣着的玻璃杯，玻璃杯上架着的是柠檬；台子上还放着那种迥非寻常的匣子，净是棱角和沟槽，为的是好盛刀和叉子〔4〕。这种东西，现在已经不用了；这对于人类，得说是一种幸福。

〔4〕 这是从前的刀叉匣子。

枚得孙小姐把她那冰冷冷的指甲伸给了我，横眉立目、直挺挺地坐在那儿。斯潘娄先生把门关上了，指了一个座位叫我坐下，自己却站在炉前的炉台地毯上。

“枚得孙小姐，”斯潘娄先生说，“现在劳你的驾，请你把你手提包里的东西拿出来，给考坡菲先生看一看。”

我相信，枚得孙小姐的手提包，就是我还是小孩子那时候合起来像咬了一口的那个有钢卡子的提包。枚得孙小姐把嘴唇紧紧地闭着，表示她跟紧紧地合着的皮包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把皮包打开了——同时把嘴也稍微张开了一点——把我最近这一次给朵萝的信拿了出来；那封信里，满纸写的都是爱情永远不渝一类的话。

“我相信，这是你写的吧，考坡菲先生？”斯潘娄先生说。

我全身发热。我说，“是我写的，先生！”我的嗓音我听起来，都不像是我自己的了。

“我要是想得不错的话，”枚得孙小姐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束用顶令人疼爱的小蓝带子捆着的信来，斯潘娄先生说，“那些信，也是你的手笔吧，考坡菲先生？”

我是在一切绝望的感觉下，把那些信接过来的；同时，瞥到信上开始的地方，写着“永远是我最亲爱的、永远是我个人所有的朵萝”，“我的最亲爱的天使”，“我所永远崇拜的人”等等，我的脸大红而特红，我的头低垂而不能抬起。

“请你不要再还给我啦吧！”我机械地把信又递给斯潘娄先生的时候，他冰冷冷地说。“我不想把这些信攘为己有。枚得孙小姐，劳你的驾，把事情的经过说一说好啦！”

那位温文柔和的家伙，先满腹心思地往地毯上看了一会儿的工夫，然后带着趁愿解恨而却又不动声色的样子，把她心里的话，如下说出：

“我得承认，我有相当长的时期，就对斯潘娄小姐和大卫·考坡菲的关系方面，起了疑心了。在斯潘娄小姐和大卫·考坡菲头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留了他们的神了，那一次他们给我的印象，并不叫人愉快。人心的险恶是很——”

“我请你，小姐，”斯潘娄先生打断她的话头说，“把话只限于事实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