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寒如冬日的秋天晚上，我在伦敦上岸。天色阴沉，正下着雨，那时候，我在一分钟之内所见到的浓雾和烂泥，比我以往一年当中所见到的还多。我从海关步行走到纪念碑〔1〕，才找到了马车。那些房屋的前脸，正对着雨水流溢的街侧水沟，虽说像我多年的老友一样，我却只能承认，它们是肮脏不堪的老友。

〔1〕 伦敦桥外为远洋船溯河而上最远的停泊所。海关在桥东泰晤士河北岸。纪念碑为纪念伦敦1666年之大火而竖。与鱼街山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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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说过——我想人人都说过——一个人远离一个熟悉的地方，就好像预示这个地方要起变化。我从车窗里往外看，发现鱼街山有一所老房子，一个世纪以来，从没沾过漆匠、木匠、瓦匠的手，却在我去国的期间，已经拆掉了，而附近一条既不合卫生，又不便车马的古老街道，则修上了排水道，扩展了路面。我看到这种情况，就不禁要想，我多半会看到，圣保罗大教堂也比过去更苍老了。

我的朋友们，在境遇方面起的变化，我是早有所闻的。我姨婆久已重返多佛，再立门户。而特莱得则在我出国后第一期里，就开始在法院里执行一点律师职务。现在他在格雷法学会里有一套房间。他在他前几封信里告诉我，他很有希望，能很快就和那个世界上最招人疼的女孩子结合。

他们本来等我在圣诞节前回来，却没想到我回来得这样快。我故意让他们误等错盼，为的是让他们出其不意地见到了我而更加高兴。但是，尽管这是我自己故弄玄虚，而在我孤孤单单，无声无臭、从一条条迷雾弥漫的街上叽里咕噜地走过，我却又硬不讲理，因为无人迎接我而感到凄凉失望。

不过，那些有名的商店，家家灯火辉煌，还稍稍使我心情振奋了一些。我在格雷法学会咖啡馆门前下车的时候，就已经精神振作起来了。它首先让我想起我在金十字架食宿的那种迥异于今的岁月，又使我想到从那时以后所经过的种种变化；但是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事。

“你知道特莱得先生住在这个法学会的什么地方吗？”我一边在咖啡馆的火炉旁烤着，一边问茶房。

“候奔院〔2〕，二号，先生。”

〔2〕 候奔院，1829年改为南广场。

“特莱得先生在律师中间，越来越出名了吧，我想？”我说。

“呃，先生，”茶房回答说，“可能是，先生；不过我自己还没听人说过。”

这个茶房，仅仅中年，身材瘦削，求助于另一个更管事儿的茶房。这另一个茶房，是个老头儿，长得粗壮魁伟，双下巴，穿着黑短裤、长筒袜。他从咖啡馆紧头上好像教堂执事席的那么个地方走了出来，他原先在那儿，和一个盛现款的匣子、一本市民住址录、一本法界人名册、以及其他书册单据打交道。

“特莱得先生，”那个瘦茶房说，“住在大院二号的。”

这个魁伟的老茶房一摆手，把他打发开了；跟着很庄严地转身对着我。

“我正在这儿打听，”我说，“特莱得先生，住在大院二号的，是不是已经在律师中间越来越出名了？”

“从来没听见过这个名字，”这个茶房用又低沉又嘶哑的嗓音说。

我觉得颇为特莱得服输、抱歉。

“他还是个年轻人，对吧？”这个挺了不起的茶房把他的眼睛严厉地盯在我身上问。“他在这个法学会里有多长时间了？”

“不到三年，”我说。

这个茶房，我想大概在他那教堂执事席上过了四十年了，因此对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话题不能再谈下去。他问我正餐想用点什么。

我觉得我又回到英国了，而且实在为特莱得觉得丧气。看来好像他是毫无希望的了。我很谦恭地点了一块鱼和一份牛肉排，然后站在火炉前，琢磨他这样默默无闻的情况。

我目送这个茶房头儿，不禁想到，慢慢开出像特莱得这样一朵花的园子，是得费心力、受艰苦，才能上进的地方。它有那么一种墨守故习、倔强顽梗、一成不变、庄严沉着、老成持重的气氛。我遍视这个屋子，只觉它地上铺的沙子〔3〕，毫无疑问，就和那个茶房头儿还是孩子的时候一样的铺法——这是说，如果那个茶房头儿也有过是孩子的时候，不过看起来这似乎是不大可能——我看到屋里那些晶光瓦亮的桌子，我能从那些桌子一平如水的老红木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那些油灯，灯芯修得齐整，灯罩擦得贼亮；看到那些看上去令人舒服的绿色帷幔，有纯黄铜帷杆儿支着，它们严严实实地挡着窗户；看到那两座点煤火的大壁炉，着得通红明亮；看到那一排一排大玻璃滤酒瓶，好像感觉出来，底下有一桶一桶价值昂贵的陈年葡萄酒；我看到这些东西以后，我就感到：不管是英格兰还是它的法律界，都是很难用强袭的办法就能攻下的。我上楼，到卧室里去把淋湿了的衣服换下来；那儿它那安着护墙板的房间那样空旷宽敞（我记得，这个房间正占在通向法学会的拱门门道上面），四柱床那样宽大旷荡、沉静死板，五斗柜那样凛然难犯、庄严肃穆，好像都联合一致，对特莱得或任何这样胆大心粗的年轻人皱眉蹙额。我又下了楼去用正餐，那时候甚至这顿饭那么从容不迫，那个地方那么肃然无哗——因为暑假还没过去，这个地方没有客人——都大声疾呼，说特莱得胆大妄为，说他今后二十年的生活，希望甚为渺茫。

〔3〕 地上铺沙子，按时更换，以保持清洁，为无地毯以前所用的办法。

自从我出国远游以来，我没看到任何像这样的情况，现在看到了，我对我的朋友所抱的希望就让它给粉碎了。那个茶房头已经跟我打够交道了。他再也不到我近前来了，而却对一位裹长皮绑腿的老绅士大献起殷勤来，给他上了一品脱特造的葡萄酒；这位老绅士并没发话点酒，所以这酒真好像是从地窨子里自己就跑出来了似的。另一个茶房打着喳喳告诉我，说这个老绅士是一个告老不干的状师，住在广场上，趁一大笔钱，这笔钱大家都认为，他要留给替他洗衣服那个妇人的女儿；同样据说，他有一套餐具放在柜子里，因为放置不用，都发乌了，尽管在他的房间里，从来没有活人的眼，看见过多于一匙一叉的时候。顶到这时候，我已经认为，特莱得完全一往不返，而且在我的脑子里确信无疑，他是毫无希望的了。

不过，因为我急于要见一见我这个亲爱的老朋友，所以匆匆忙忙地吃完正餐（那种匆忙，让那个茶房看来，决不会把他对我的看法提高了），从后门出去了。大院第二号很快就到了，我从门框上写的住户姓名单上，知道特莱得占用的是一套顶楼房间，于是就往楼上走去。我发现这里的楼梯破旧不堪，每一层楼梯口都有一盏似明非暗的灯照着。有一根头粗身细的小灯芯，奄奄一息的样子，点在一个像地牢似的肮脏玻璃杯里。

我踉踉跄跄地上楼当中，觉得隐隐约约地听到一阵令人愉快的笑声；但是这种笑声，却并非代讼师或者辩护师的，也不是代讼师的录事或者辩护师的录事的，而是两三个欢乐、快活的女孩子的。由于我要停下来听一听是怎么回事，我把一只脚掉在一个窟窿里了（这是格雷法学会在那个地方缺安了一块板子而没补上）。我扑通一声摔倒在地，等我重新站稳了的时候，一切都悄然无声了。

我更加小心在意地摸索着把剩下的那一段路走完了，发现了用颜色写着特莱得先生寓那套房间外边的门正开着，于是我的心使劲地跳起来。我敲了敲门。里边跟着来了相当一阵混战之声，但是没有别的动静。我于是又敲了敲门。

一个看着挺机灵的小伙子，听差兼录事，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我面前，不过他看我那份神气，却仿佛是硬不承认是那样，而非让我从法律的角度来一个证明不可。

“特莱得先生在里边吗？”我问。

“在，先生，不过他正忙着哪。”

“我想见见他。”

这个看着挺机灵的小伙子把我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之后，才决定让我进去；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把门又往大里开了一点儿，把我先让进一个跟小橱柜一样大的门厅，然后又让进一个小小的起坐间；在那儿，我才来到了我这位老朋友的面前（也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只见他坐在桌子前面，埋头看一堆文件。

“哎哟哟！”特莱得抬头一看喊着说。“原来是考坡菲呀！”跟着就冲到我怀里，我就把他紧紧抱住。

“一切都好吧，亲爱的特莱得？”

“一切都好，我的亲爱、亲爱的考坡菲，除了好消息，还是好消息！”

我们都乐得哭起来，我们两个人都乐得哭起来。

“我的亲爱的老伙计，”特莱得一边说一边兴奋地胡噜头发，其实那是一种毫无必要的举动，“我的最亲爱的考坡菲，你这位久别重逢、最受欢迎的朋友，我看到你别提有多高兴啦！你晒得多黑啊！我太高兴啦！我打心眼里说，我活了这么大，就从来没这么快活过，我的亲爱的考坡菲，从来没这么快活过！”

我也同样地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的感情。一开始的时候，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的亲爱的老伙计！”特莱得说。“混得这么出名了！我的载誉而归的考坡菲，哎呀呀，我的老天爷！你多会儿到的？你从哪儿来的？你这一向都干什么来着？”

特莱得一直就没容我回答他任何问题，只不停地说下去，这时候早已把我使劲硬按在壁炉旁边一把安乐椅上，跟着整个这段时间里都用一只手使劲捅火，用另一只手拉我的领巾，因为他糊里糊涂地把领巾当作了大衣了。他还没等放下捅条，就又来使劲抱我；我于是也使劲抱他；然后两个都大笑起来，接着两个都擦起眼泪来；我们两个又都坐下，隔着炉床互相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