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格外的热。有人说那是六十年来最热的一年，也有人说那是六百年来最热的一年，可是没有人说那是六万年来最热的一年。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某一天的最高气温竟然达到了华氏一百二十度，幸亏不是摄氏。研究信天翁生殖器的某大学穷教授这样讽刺说：“中央气象台的天气预报绝对不能相信，只有温度计的度数才是可以相信的。”

东京市民包括那些留着把耳朵遮起来的时髦发型的女人们都默默无语。每天因日射病而死亡的人数超过了三十人。如果每天减少的人口按四十人算的话，对大日本帝国来说，根本没有多大影响，关键是人们的心情都很坏。因为没有一点儿雨，连水管里的水都干了。日本人只顾眼前，根本就没把这么热的时候考虑进去，这样设计的水管当然会是这种结果了。此时的水变得异常珍贵。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某大报纸的宣传。冰的价格也扶摇直上，甚至N制冰公司的社长兴奋过度，因脑溢血而猝死了。即便是这样，这种暑热也丝毫不减。人们经常认为遭遇异常现象就预示着一些不祥的事情会发生。所以某书呆子实业家一边注射生殖腺荷尔蒙，一边就今年的暑热对记者说：“这是老天为了让日本人从长梦中觉醒而发出的警告。”而他自己则每天晚上开车去小妾家，贪图美梦。由井正雪要是活着的话，他肯定会驾驶海军飞机冲向品川，唱着八木节求雨的。可现在的人们都是些享乐屯金之辈，根本不会为他人的利益而着想，他们谁也不会为求雨而大费周折的。因为长时间没有下雨，人类的血液日渐浓厚黏稠，吵架和杀人的事件猛增。而某法医学者发现，消灭犯罪的一大原则就是降低人类的血液黏稠度。总之，人们个个都显得狂躁不已。

此时又突然传来上海爆发剧毒性霍乱的消息。霍乱的消息和郭松龄之死的消息不同，就连内务省的官员都极为震惊，命令各地加强传播和检疫工作。在医学技术发展的同时，细菌也会随之进化。霍乱病菌最近也迅速变异，趁检疫官们眼花缭乱之际，轻而易举地就从长崎登陆，一下子在城市里蔓延开来。只要在长崎登陆，霍乱病菌在日本全国的蔓延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于是对中国人之死漠不关心的日本人也极度恐慌了起来。可是，细菌一点儿也不害怕人类，再加上各府县的检疫人员均抱有只要霍乱病菌不蔓延到自己所在的府县，蔓延不蔓延到其他府县都和自己无关这样奇妙的心理。特别是横滨和神户，因为这些地方会直接从上海引入病菌，所以其检疫人员责任非常重大，甚至有位检疫官在他妻子即将临盆时受命出差，竟然一直没能看到自己的孩子。

遗憾的是，检疫人员的所有努力均奏效不大，霍乱病菌终于侵入大东京圈内。要是在平时的话，最先感染的应该是往京桥一带运送木炭的船家女人，可这一次最先感染的却是住在浅草六区K馆的一个名叫T的演说活动家。他在解说Harold lioyd的题为《防疫官》这出喜剧时发生呕吐了。当真正确认他为霍乱病菌感染者时，当时密集的观众已经散布到东京各处了。承担检疫责任的当局人士紧张得脸色煞白，但已经来不及了。

疫病如破竹之势在东京各地肆虐着。因其毒性极强，一次两次的预防针都没什么效果，人们于是开始极度恐慌起来。五十人以上的工厂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感染者，不得不暂时关门。因闷热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冒险喝了不该喝的冰水的人很多，这些家伙们一个一个都相继死去了。更让人感到可笑的是，感染病菌的人当中，医师反而居多。平素被这些医师索取高额药价的肺病患者们，都暂时忘记自身的病痛，个个欢喜不已。不久就要面临死亡的人，在听说自己认识的人的死讯时，都表现得相当愉快。

任何一个医院都兼作传染病医院，并且顷刻间就爆满了。火葬场有点儿吃不消了，墓地也不够用了。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办丧事的人家。站在日本桥的桥下，可以看到穿桥而过运送棺材的船不计其数。无所事事、只靠积蓄度日的劳动者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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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波及大东京的各个角落。有人因为恐慌丧失了生存的勇气而自杀，也有人因恐慌发狂而杀死了自己的妻小。精神比较正常的人却因种种幻觉而苦恼，因为即便是在大白天，他们仍然动不动就会碰见吊死在街道两旁积满灰尘的大树上的死人身影。上野和浅草的梵钟有气无力地响着。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猫头鹰的叫声不绝于耳。人们甚至对横亘天空的银河都有一种恐怖感。也会对一闪一闪一瞬间就消失的流星感到心寒。吹到人身上的微风，满是血腥味儿，就像死神的呼吸一样。

如果疫病用“猖獗”这个字眼来修饰的话，当然应该是“家家门户紧闭，街道空无一人”才对。可事实恰好相反，现在的人们毕竟都是现代人，他们都喜欢冒着危险外出，因此街头相当拥挤。一到晚上，家中热得像蒸笼一样，只得去温度稍微低点的户外了。这是人们外出的理由之一，但最主要的理由是现代人近乎绝望的、宿命论的心理。他们虽然憎恨恐慌，但又不由得想接近恐慌，这一心理乃现代人的一大特征。他们就像被吸引一样频频外出。不过，外出是外出，其实他们的心理比包围他们的夜晚更黑暗。平时用作武器的自然科学也没有让他们的心情轻松起来，所以他们抱着明日未卜的心理，借助酒精来消除一时的苦闷。因此酒吧、西餐厅等地的生意异常火暴。他们唱歌，但他们的歌声会让路人心寒，就像古代伦敦鼠疫猖獗的时候，云集在棺材店的搬运工和药剂师们，为庆祝生意兴隆而唱的歌一样凄惨。

人们心里共同的不安，把每个人的苦恼都扩大化了。疫病的恐慌未能减轻人们借款的重负，也没能去除人们的公愤和私愤。因为对疫病的恐慌，人们抱有的公愤和私愤反倒更加强烈了。因此，因暑热激增的犯罪事件，自从霍乱爆发以后更是快速地成倍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