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珀尔走进厨房，看到米娅在里面如同往常一样烤面包，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顿时感到安心了不少，但照片事件依然像一股难闻的味道，在空气里挥之不去。珀尔尽可能地把心中的疑问抛到脑后，决心再也不乱说话——至少目前不行。

“我能喝点茶吗？”她问。

可伊奇却一心想要找到答案。毫无疑问，那张照片里藏着米娅的一些秘密，她决定要弄清楚这个未解之谜。作为低年级生，她没有自由活动时间，但中午休息时她会去图书馆搞调查。她在索引卡里寻找波琳·霍桑这个人名，发现了几本艺术史方面的书，这个霍桑显然是个名人。“美国现代摄影艺术先驱”，一本书中这样称呼她；另一本书叫她“辛迪·谢尔曼成为辛迪·谢尔曼之前的辛迪·谢尔曼”。伊奇又去查了查谁是辛迪·谢尔曼，研究了她的许多摄影作品，结果差点儿上课迟到。

她了解到，波琳·霍桑的作品以即时性和暧昧氛围的营造闻名，擅长将女性气质与个性相结合。“波琳·霍桑为我和其他女性摄影师铺平了道路。”辛迪·谢尔曼说。波琳·霍桑的作品里面，伊奇最喜欢的一张是一个家庭主妇和她女儿荡秋千的照片，孩子用力蹬着坐板，秋千荡得很高，女人伸出胳膊，紧抓着秋千上的铁链，既像是要把秋千推得更高，又像是担心孩子的安全，想要把她拽回来。照片让她产生了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觉，她觉得，这一定是因为她看到的是真正的艺术品。

她梳理了与波琳·霍桑有关的索引卡条目，总结出此人的一些基本信息：1947年生于新泽西，毕业于加顿州立学院，1970年，其作品在纽约首次参展，1972年举行第一次个人作品专门展览。她的摄影作品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抢手货，百科全书条目中收录了波琳本人的一幅照片，她是个苗条的黑眼睛女人，留着利落的银色短发，看上去像个数学老师。

伊奇还查到，1982年，波琳·霍桑死于脑癌。她占据了图书馆两台电脑中的一台，等调制解调器连接到网络，她在Alta Vista的搜索框输入波琳的名字，找到更多照片——盖蒂图片社有一张，现代艺术博物馆有三张，还有几篇分析她的作品的文章、一篇《纽约时报》发布的讣告。此外就没有别的信息了。她又查阅了公共图书馆的数据库，发现几本摄影书和几篇关于微缩胶片的文章，不过再没有添加新内容。也许像米娅说的那样，她真的只是个临时模特，碰巧为波琳·霍桑摆过一次造型。然而伊奇并不满意这个结论，她认为这样的巧合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最后，她只能求助自己能够想到的唯一信息来源：她的母亲。理查德森太太是一名记者，至少在名义上是。诚然，她报道的大部分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本地新闻，但合格的记者具有求证事实的才能，而且拥有人脉，有办法调查别人查不到的东西。从很小的时候起，伊奇就表现出极为独立的性格，甚至到了顽固的程度，无论遇到什么事，她都拒绝寻求帮助，为了这张照片，她竟然会找母亲帮忙，可见她是多么想要解开这个谜题。

“妈妈，”一天晚上，调查多日却毫无进展的伊奇对母亲说，“你能帮我做点事吗？”

像往常一样，理查德森太太漫不经心地（她只对小女儿这样）听伊奇讲明原委，而且最近她在赶死线，需要尽快完成西克尔高地自然博物馆植物展会的报道。

“伊奇，这张照片上的人很可能根本不是珀尔的母亲，也许是某个长得像她的人，我相信这是个巧合。”

“不是巧合，”伊奇坚持道，“珀尔认出那是她母亲，我也觉得是她。你能不能看一下那张照片呢？给博物馆打个电话什么的，看看能找到什么信息，求你了。”伊奇从来都不擅长哄人——因为总觉得那是变相的撒谎——但她这次非常想要查明真相，“我知道你一定能查清楚的，你不是记者嘛。”

理查德森太太让步了。“好吧，”她说，“我来试试看，但是，你得等我赶完死线，我明天就得把这篇报道交上去。”

“也许结果就是巧合，你知道吧。”她补充道。而这时候伊奇已经手舞足蹈地回房间去了，那股兴奋劲怎么也压抑不住。

如同手指轻戳旧伤口，伊奇的最后一句话——你不是记者嘛——触动了她母亲的职业自尊，做记者是理查德森太太的平生理想，上高中的时候，在一次题为“我的职业梦想”的演讲中，她说：“记者的职责是记录我们的日常生活，披露公众有权知晓的真相与信息，为后人提供当下历史的记录，从而让未来的世代了解我们曾经犯下的错误，提高我们的绩效。”自从她记事起，她母亲就总是忙于帮助别人，包括为学校筹款、为公平正义奔走呼号，而且总是把年幼的女儿带在身边。“改变不会自动发生，”她母亲经常这样说，这句口头禅显然与西克尔高地的宗旨彼此呼应，“必须主动筹划。”历史课上，年轻的埃琳娜学到一个词“位高者的责任”，她立刻理解了它的意思。在理查德森太太眼中，记者是个高贵的职业，可以在体制之内做出力所能及的善举，她心目中的理想记者是内莉·布莱和罗伊斯·莱恩的混合体，尤其是在为高中校报工作四年（并且在高三那年成为主编之一）后，走上记者之路对她而言更是成了顺理成章的选项。

她以全班第二名的优秀成绩毕业，可以在俄亥俄州的范围内选择多所大学，包括著名的奥柏林学院和丹尼森大学（提供部分奖学金），母亲希望她第一志愿就选择奥柏林，但参观了奥柏林学院之后，该校男女混合的宿舍令她十分困扰：穿背心短裤的男生和穿浴袍的女生在走廊里闲逛，想到可能会有男生随时闯进自己的房间，甚至浴室，她就觉得害怕。在校园里的一座建筑门口，她看到三个穿流里流气的花衬衫、留长头发的学生坐在台阶上吹哨笛，对面的草坪上有一大群学生举着横幅静默示威，横幅上写着“打仗最没劲，不如嗨起来”“总统算个屁”“为了和平扔炸弹，好比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埃琳娜觉得，这里简直是个无法无天的蛮荒之地，走在奥柏林的校园中，她就像穿了一件刺挠皮肤的毛衣那样烦躁不安，只能暗自忍耐。

正因如此，第二年秋天，她选择了丹尼森大学，同时野心勃勃地为自己的将来规划了宏伟的蓝图。入校第二天，她就遇到了比尔·理查德森，这个小伙子高大英俊，酷似超人。不到一个月，两人就建立了稳定的恋爱关系，他们对未来的打算相当稳妥，并且非常认真地执行了自己的计划：在克利夫兰举行一场浪漫的婚礼，在西克尔高地买房子，生许多孩子，他进入法学院，她成为记者。结婚并搬进西克尔高地一处租来的复式住宅后不久，理查德森先生就被法学院录取，理查德森太太成为致力于报道本地新闻的《阳光日报》社的初级记者。尽管薪酬微薄，但她觉得这里是个有利于职业发展的好起点，待时机成熟，她或许可以跳槽到克利夫兰的“真正”报纸——《实话报》社去，虽然她并不想离开西克尔，也无法想象去到别处养家糊口的生活。

她全心全意地忠实报道了当地所有的新闻发布会、城市政策、地区新规颁行后对本地事务（从桥梁到绿化）产生的各种影响，尽力与其他初级记者同事（比她小一岁的德赖特）分担责任。《阳光日报》社的待遇很好，每生一个孩子，她都能休六周产假。伊奇出生时，理查德森太太蓦然惊觉，自己竟然还在这家报社待着，虽说已经成为高级记者，但她的职责依旧是报道琐细的小故事和小新闻。而当年的同事德赖特却早已搬到芝加哥，在《芝加哥论坛报》社找到了工作。但她也早就发现，自己或许并不愿意挖掘那些意义更为深刻的故事和令人酸楚愤懑的悲剧，而且时间过去得越久，到别处去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实话报》社以及无论其他什么报社应该不会有兴趣接收一位年近四十岁，带着四个孩子，有许多家庭责任需要履行，从未报道过大新闻的记者。

所以她留了下来，专注报道那些会让读者感觉良好的故事，比如工程建设的进展、新的垃圾回收计划、图书馆的重修进度、新建筑物落成的剪彩仪式……她还报道过新市长的就职宣誓典礼，“庄严隆重”；万圣节游行，“活泼有趣”；还有范-阿肯中心的半价书店开业仪式，“填补了西克尔高地商业区的重要空白”；是否需要喷药防治吉卜赛蛾的辩论，“白热化的唇枪舌剑”。她还给一神论教会和西克尔高中表演的音乐剧《油脂》和《红男绿女》写评论，认为前者的气氛“快活热闹”，在给后者的评论中，她写道：“坐好，他们要划船了！”她的稿件以严谨可靠著称，誊写得一丝不苟，当然也有过于一本正经、平淡无奇之嫌（虽然并没有人公开指出来），甚至有些沉闷无聊，但西克尔高地这种世外桃源，自然不会发生诸如火山爆发、政府倒台、劫持人质、火箭爆炸、高墙倒塌之类耸人听闻的事件，加之地处偏远，外界的骚乱、战争和地震也被距离淡化成模糊不清的细响，几近微不可闻。而且现在的她住着大房子，子女安全快乐、受过良好教育，她认为这是自己多年来的努力所见到的成效。

无论如何，伊奇的要求引发了她的兴趣，至少让她觉得这是一件值得调查的事情。

理查德森太太履行了她对伊奇的承诺，完成了当天的报道之后，她立刻开始着手调查那张神秘的照片。第二天午休时，她亲自去博物馆看了照片，在此之前，她一直以为伊奇的揣测是无中生有，但亲眼见到照片之后，她意识到女儿说得没错：照片上的人绝对是米娅。米娅出现在波琳·霍桑的照片里！理查德森太太当然听说过波琳·霍桑，这张照片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把一张折起来的五美元钞票投进博物馆的捐赠箱时，理查德森太太好奇地想，这实在是太有趣了。

她首先给出借照片参展的那家艺术画廊打了电话。没错，画廊老板告诉她，照片是1982年他们从纽约的一个经销商那里买来的，那时波琳·霍桑刚刚去世不久，所以，这张此前不为人知的照片的出现在艺术界中引起了一定的轰动。经过竞争激烈的拍卖，画廊以五万美元抢购得手，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因为照片的确出自波琳·霍桑之手，而且是绝无仅有的孤品，只冲印过这一张，背面还有波琳的亲笔签名。但照片的前主人是匿名出售的，画廊老板并不知道此人是谁，但他们愿意告诉理查德森太太那个纽约经销商的名字。

理查德森太太记下了经销商的名字——安妮塔·利斯——然后致电纽约市公共信息资料库，查询到安妮塔·利斯在曼哈顿的画廊的电话号码，电话那头的安妮塔·利斯听起来是个典型的纽约人：开朗坦率，语速很快，从容不迫。

“波琳·霍桑的作品？没错，是我经手的。她的作品我代理了很多年。”理查德森太太听到电话那边传来模糊的警笛声，这符合她一直以来对纽约的印象：嘈杂喧嚷，到处都是车流和警笛的声音。她只去过一次纽约，那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当时纽约的治安十分差劲，走在路上，你必须紧紧抓住自己的包，乘坐地铁时不能碰车厢里的任何东西，连铁杆都不行，多年前的纽约之行已然给她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印象。

“但是这张照片，”理查德森太太说，“是波琳去世后出售的，卖主不知是谁。照片上有个抱孩子的女人，作品的名字叫‘圣母子1号’。”

听筒中突然变得一片死寂，理查德森太太甚至觉得一定是断线了，但过了一会儿，安妮塔·利斯的声音再次传来：“是的，我记得那一张。”

“我只想知道——”理查德森太太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当年那个卖主的名字？”

安妮塔的语气似乎和刚才不太一样了，掺杂了怀疑的意味：“你刚才说你是哪里的？”

“我叫埃琳娜·理查德森，”理查德森太太犹豫了一下才回答，“是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阳光日报》社的记者，我需要为我的报道收集一些相关信息。”

“明白了，”安妮塔又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抱歉，出于私人原因，照片的原主人不希望透露姓名，我不能告诉你卖主的名字。”

理查德森太太烦躁地揉搓着笔记本的边角。“我理解，其实我是对照片里的那个女人感兴趣，你知不知道她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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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听筒里彻底安静下来，很长时间之后，安妮塔·利斯才再次开腔，语气中的疑问已经被冷淡取代：“对不起，实在无可奉告。关于你的报道，我只能祝你好运。”听筒中传来轻柔的“啪嗒”声，对方先把电话挂了。

理查德森太太放下电话。作为记者，她经常遇到采访电话被陌生人挂断的情况，但这一次她的心情却格外焦躁，因为她非常想要解开照片背后的秘密。她看了一眼电脑显示器，上面的那个打了一半的报道标题正等着她去完成：“戈尔是否应该参选总统？本地——”

大部分艺术收藏家都喜欢隐姓埋名，理查德森太太想，尤其在涉及金钱的时候。这个安妮塔·利斯可能只是帮人代售，也许真的对委托人的信息一无所知，而她现在真正需要重新考虑的是伊奇——她那个过分敏感、急躁冲动、喜欢大惊小怪的女儿——的提议，究竟要不要把这段毫无头绪的调查继续下去。

就算继续查下去，也很有可能一无所获，想到这里，她翻开关于总统竞选的采访记录，开始在电脑上打起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