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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后三天，我给直子写信。我写了新居的式样，告诉她自己终于从乱糟糟的寄宿院里挣脱出来，从此再也不必受那些无聊家伙的无聊算盘的干扰。每当想到这点，我就觉得不胜欣喜和坦然，准备在此以新的心情开始新的生活。

窗外是一大片庭园，附近的猫们将其作为集会场所。我一得闲，就歪倒在檐廊中观望那些猫。具体多少只倒不甚清楚，反正数目相当之多，而且都在横躺竖卧地晒太阳。它们似乎不大欢迎我住在这所独房里，但我拿出几块吃剩下的干酪后，便有几只挪步上前，战战兢兢地吃了下去。说不定过几天就会同它们成为好朋友。其中有一只耳朵少了半边的花纹公猫，这家伙同我原来宿舍的管理主任相似得惊人，我真担心庭园里会马上有国旗升起。

距学校是远了些，但进入专业课程之后，早上的课大为减少，算不得什么大问题。而且可以在电车中悠然看书，因祸得福也未可知。最后就只剩下在吉祥寺附近找一份每周可干三四天而又不甚辛苦的零工了。到那一天，我就可以重返每天都要上发条的生活。

我并不想催你仓促做出决定，但春天毕竟是适合从头做事的季节，因此，如果我们能够从四月开始共同生活，我觉得恐怕再好不过。顺利的话，你还可以去大学复学。假如一起住有问题，也不妨在附近为你另找住处。总之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近在咫尺，朝夕相守。当然，也不是非在春季不可。如果你以为夏季合适，夏季也OK，没有问题。对此你是怎么想的——能来信告诉我么？

从现在开始，我打算好好找时间打一段工，得把搬迁费挣出来。一个人生活，各种开销相当不少。锅碗瓢盆也必须一应俱全。但三月份有时间，一定前去看你。请告诉我合适日期好么？届时也想去一趟京都。我是多么希望同你见面啊！等待你的来信。

此后两三天时间，我在吉祥寺街上一件件买来杂货，开始在家里做简单的饭菜，另外从附近木材店里买了木料，请其锯好，做了一张学习用桌，吃饭也暂且用它。还做了个碗橱，买齐了调味品。一只半岁左右的白毛母猫已和我混熟，开始在我这儿吃饭。我给这猫取了个名字，叫“海鸥”。

如此安顿下来后，我上街在油漆店找了份工，整整当了两个星期油漆店的帮手。工钱自是不错，但活也十分了得。脑袋给稀释剂熏得昏昏沉沉。收工后在专售套餐的小饮食店吃顿晚饭，喝罢啤酒，回家逗猫玩，而后便死一般睡去。两周过后也没接到直子的回音。

涂油漆的时间里我陡然想起绿子。想来我差不多有三个星期没同绿子联系了，连搬家都没通知她，只有一次我说准备换个地方住，她说了声“是吗”，便再无下文。

我钻进公共电话亭，拨动绿子公寓的电话号码。一个大概是她姐姐的人接的，我道过姓名，对方叫我稍等一下。但怎么等也不见绿子的动静。

“喂喂，绿子大发睥气，说不想同你说话。”估计是她姐姐的人说，“你搬家时连一声都没告诉她吧？也没说去向就无影无踪，直到现在，是吧？弄得她火气冲天。那孩子一旦发火，就很难平息，和动物一样。”

“我解释一下，请她出来好么？”

“她说懒得听什么解释。”

“那我就现在解释几句，请你转告一声，转告绿子。”

“不嘛，我。”想必是她姐姐的人不胜厌恶地说，“这种事你自己解释去。你是男子汉吧？自己做事自己当！”

没奈何，我道了谢，挂断电话，旋即心想也难怪绿子恼火。自己为搬家、安顿新居以及干活赚钱忙得晕头转向，早已把什么绿子抛在脑后。别说绿子，连直子也几乎不曾想起。我过去就有这毛病——一旦对什么入了迷，周围的一切便视而不见。

我还想，假如反过来绿子一声不响地搬去哪里而一连三周都不打招呼，我又会是什么感觉呢？恐怕也难免伤感情，而且会伤得不浅。因为，尽管我们不是情侣关系，但在某些地方却比情侣还要相互引以为知己，想到这里，我觉得胸口一阵堵塞。我十分不愿意无谓地伤别人的心，尤其是难得的人的心。

下工回来，我趴在新桌子上给绿子写信。我如实写了自己的想法。免去辩护和解释，而请其原谅自己的粗心大意和麻木不仁。我写道：“非常想见你，希望来参观一下我的新居。请回信。”然后贴上速递邮票，投进信筒。

然而左等右等，仍然杳无音信。

真是个奇妙的初春。整个春假期间我都在苦苦等信，既未旅行，又没探亲，也没能打工，因为我不知直子什么时候来信——那封写有希望我何时前去看她的信。白天，我去吉祥寺街里看连映两场的电影，或在爵士酒吧里看半天书。不见任何人，几乎不向任何人开口。每周给直子写一封信，信里我也不触及回信的事，因为我不愿意使她着急。我写在油漆店打工，写“海鸥”，写庭园里的桃花，写豆腐铺热心肠的老婆婆和蔬菜店奸诈的老太婆，写我每天如何做饭。但依然不见回音。

看书看腻、音乐也听腻的时候，便一点一点修整庭园。我从房东那里借来扫帚、铁耙、垃圾铲和修树剪，拔去杂草，把长得乱蓬蓬的树丛修剪整齐。只消稍一动手，庭园就漂亮不少。每次我做这事，房东都叫我过去喝茶。我坐在正房的檐廊里，和他喝茶，吃又硬又脆又薄的饼干，谈天说地。他说他退休以后，在保险公司当了一段时间干部，两年前这个也辞去，在家悠然度日。房地产是祖传，子女都已独立，即使什么不干也能无忧无虑地安度晚年，因此夫妇两人时常外出旅游。

“真好。”我说。

“不好不好，”他说，“旅游简直没意思，还是去工作好得多。”

他说，这庭园之所以任其荒芜，是因为附近没有像样的园艺匠。本该他自己动手一点点修整，但近来鼻子过敏症严重起来，拔不得蒿草。我说原来是这样。喝完茶，他让我看了看贮藏室，说也算不上酬谢，反正这里边全是用不着的东西，如果有我想用的，尽管拿去用就是。贮藏室里的确满满地堆着形形色色的什物，从洗澡桶、小孩浴盆到垒球棒，应有尽有。我找出一辆旧自行车、一张不大的餐桌、两把椅子、一面镜子和一把吉他，对他说如果可以就借这些用用。他说喜欢什么只管用。

我花了一天时间把自行车的锈去掉，抹上油，给轮胎充气，调好齿轮，请自行车店把联轴节和车条更新。这一来，整个自行车焕然一新，如同换了一辆。至于餐桌，我把灰擦得一干二净，重新涂上清漆。吉他嘛，把旧弦全部换成新的，用黏合剂把几欲开裂的板粘住，还用钢丝刷把锈一古脑儿除净，螺丝也校正一番。吉他虽不高级，但发出的音大致还算准确。想来，自高中毕业以后我还是头一次摸吉他。我坐在檐廊中，一边回忆往日练过的德里夫塔兹的《爬到天台上》，一边缓缓弹着，居然还记得基本指法。

之后，我用余下的木料做了个信箱，涂上红漆，写上名字，竖在门前。而投入的邮件，直到四月三日，只有一张转递来的高中同窗会的通知。其他东西还好，惟独这东西我不愿接触，因为那是我和木月所在的同窗会。我当即扔进了废纸篓。

四月四日的下午，信箱里终于出现了一封信。是玲子来的，信封后面写有石田玲子的名字。我用剪刀整齐地剪去封口，坐在檐廊里读起来。一开始我就有预感，估计内容可能不妙，一读果真如此。

信的开头，玲子对这么晚才回信表示歉意。她写道，直子始终在为写回信而竭尽全力，但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玲子几次提议由她代笔，以免延误。但直子坚持说这属于私事，一定要自己写。于是拖到现在，以致让我担心受怕，要我原谅。

一个月来，想必你在苦苦盼望回信。对直子来说，这一个月也非同小可。请你谅解她。坦率地说，她眼下的情况不甚理想。她总想通过自身的努力重新站起来，但目前尚未出现预期效果。

回想起来，她最初的征兆反映在写不好信上，这是从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切开始的。继而便一点点出现幻听。每当她提笔写信，便觉得有很多人向她说话，千扰她遣词造句。不过直到你第二次来访，这种症状还比较轻微，老实说，我也没有认真对待。对我们来说，这一症状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周期性的。然而自从你回去后，便变得相当严重了。现在，她连日常交谈都觉得困难找不出词句。因此直子眼下心里非常混乱，而且有恐怖感，幻听也日渐加重。

我们每天都同专科医生碰头。直子、我，加上医生，三个人一边天南海北地闲聊，一边试图准确地找出她头脑中出故障的部分。我提议说，如果可能，最好把你也加进这碰头会里，医生也表示赞成，但直子反对。按她的说法，理由是“见面就要以完美的面目出现”。我劝她说问题不在那里，而是要争分夺秒地恢复健康，但她不肯改变想法。

记得以前就对你说过，这里并非专科医院。诚然，也有不错的专科医生，治疗也有效，但集中性治疗是有难度的。这个机构的目的在于为患者自我医疗创造良好的环境，准确说来，并不包括医学上的治疗。因此，倘若直子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恐怕势必要转去别的医院或医疗机构。作为我也很难过，但终究爱莫能助。

当然，纵令那样，也可能以短期治疗——“出差”为由重返这里。如果治疗得顺利，说不定能直接从那边痊愈出院。不管怎样，我们是在全力以赴，直子也在全力以赴。请你祝愿她早日康复，并且一如既往地写信来。

石田玲子

三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