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依然记得，看演出的那个晚上，静宜真的很美，或者说很美好。穿着白色的小礼服，黑色素雅的高跟鞋，头上俏皮地别着一朵小花，落落大方地在剧院门口迎接我。她得体地和我保持着又近又不过分亲昵的距离，把我一一介绍给她家族里的长辈：省建设厅副厅长、省艺术学校校长、北京某部委领导……这些长辈也确实非常好，对我轻声细语地关怀，恰如其分地鼓励。这显然是个已经养出气质的家族。

演出结束后，静宜陪我走出剧院，她抿着嘴微微笑着说：“家里人都很喜欢你。我叔叔说，你大四就到省建设厅实习吧，其他他们会安排。”说完自己脸红了。

我还是料想不到自己也会这么不自在，仓促地回复：“这个还不着急，再考虑吧。”匆匆地告别。

从剧院回学校，需要到十字路口的车站去搭公交。我一路心事重重、晃悠悠地走，突然看到前面一个人，穿着正式的礼服、皮鞋，边走边像个小男孩般粗鲁地抹着眼泪。是厚朴。

我快步走上前：“厚朴怎么了？”

厚朴转身看到我，竟然小孩子一般哇一声哭了。原来厚朴也被拉来看演出见长辈，此前，王子怡还特意交代，父亲对他印象不好教他如何表现，但是当厚朴一身笔挺出现在剧院门口的时候，王子怡却突然傻傻地看了他很久，又看了看周围一样笔挺的人，大声地问：“为什么你穿这种衣服，显得这么可笑？我为什么会喜欢你这种人？还为你这么搞笑的人和父亲闹得这么不愉快？”王子怡让厚朴离开剧院。厚朴知道，这是分手。

那个晚上，我没安慰厚朴。在我看来，这是必然，王子怡已经完全知道，在厚朴身上她完成不了反叛，厚朴不是那个真正自由的人，而王子怡真正想得到的恋人其实是叛逆。

静宜的安排，在假期的时候，我当作家庭的大事和父母说了。他们当然乐于赞成，特别在看过静宜的照片后。

我却还在犹豫。

再过几天就要大四了，我把自己关在家里，翻来覆去地想，自己该怎么做。我知道，这一选择就真是一辈子了：我到底会让自己过什么样的人生。

开学前两天，我去银行把所有钱汇总到一张卡，看了下总额：刨去要交的大四学费，还剩下一万二。

一万二够我赌一把的。我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什么。

开学前一天，我突然打包行李，提前到校了。为的是要约静宜。事实上我还没有决定，我想犹豫到和她见面时，再下这个决心。

静宜是个聪明的女孩，显然也明白我约她的原因。她乖巧地做了很多安排：骑着自行车来找我，对我说，不如你骑车带我到海滨公园走走。到了海滨公园的那座风景很好的桥上，她拿出我写的几首诗，开始念。

天气很好，景色很好，风很好。她确保一切都很好，才转过头问我，你要对我说什么？

我看着她，内心却涌起一种负罪感和恶心，我知道，那是我对自己的厌恶。我厌恶那个精明计算的我，我厌恶那个做了精明计算又不愿执行的我。我知道那刻我要开口说的，是伤害这个无辜女孩的话。

但我最终说了。

她真的是个聪明的女孩。她坚持要微笑，然后自己骑着车默默走了。从那之后再没联系。而我在开学两周打点完学校的事情后，便买了火车票准备去北京。

后来才意识到，在那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那倦乏的、对一切提不起兴趣、似乎感冒一样的状态，是爱情小说里写的所谓心碎。我原本以为，这种矫情的情节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临出发的前一天，我收拾了出租房里的东西，拿到那间原本属于我和厚朴的宿舍寄存。我想和厚朴道别，也想看看，此前的境遇在厚朴身上会催生出什么样的东西。

见到我，厚朴还是笑开他那两颗小虎牙。我的床被他擅自拆了，一整套乐器就摆放在那。他看我进门，兴奋地先是要表演打鼓给我看，然后又想弹吉他唱首自己新写的歌。

然而，弹了没几下，他放弃了。坐在架子鼓的椅子上，顽固地打着精神，但消沉的感觉悄悄蔓延开。

他告诉我，原来的乐队散了，谁被父母拉去实习了；谁准备考研了；谁认真地开始筹备毕业论文，希望冲击优秀毕业生，争取选调到政府部门……他们的“世界乐队”，现在看来，更像是以青春的名义集体撒的一个娇。在看到现实的未来后，各自投奔到新的轨迹里去了，还赋予这样的行动另外一个名字：追求。

只有厚朴，像是派对后留下来收拾的那个人。

“你有什么打算吗？”我问。

他确确实实愣了一下，又急忙装作不假思索的样子，大声喊：“招新的乐队成员，继续玩啊，你别忘了，我是厚朴啊！”

只是这样的宣誓，没有从心里透出来的力气，让人听了，反而感觉到无法言说的虚弱。

我在内心挣扎了很久，终于还是没有说出类似“务实点，想想未来要走的路”这一类的话。所以我最终无话可说，仓促地结束了那一次告别。

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只是觉得，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彻底的地方吧。

到北京后，我确实感觉自己的判断似乎是对的。北京的确是个彻底的地方。挑战是直接的，梦想是直接的，在这个地方，要做的事情动辄都是“国家级别”，这里的人，谈论的经常是如何改变世界，而这些事情不是谈论完就随风散了，确实有的事就这样实实在在地在发生。

这样的地方很容易和荷尔蒙相互催化，给人带来“世界确实无限展开”的那种眩晕感。这样的地方，确实需要大量想战天斗地的人。

从一家杂志社的试用机会开始，我得到了进入这个城市的机会，或者也可以说，得到被这个城市一口吞没的机会。

在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人都长得像蚂蚁：巨大的脑袋装着一个个庞大的梦想，用和这个梦想不匹配的瘦小身躯扛着，到处奔走在一个个尝试里。而我也在不自觉中成为了其中一员。

在北京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起厚朴，犹豫着要不要鼓励他来到这样的北京。北京这个梦想之地，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厚朴天然的生存之所，然而，我也知道，在北京发生的任何理想和梦想，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甚至奋不顾身的实践。我隐隐担心，厚朴这几年一直活在对梦想的虚幻想象中，而不是切实的实现里。我没把握，当他看到梦想背后那芜杂、繁琐的要求时，是否会有耐心，是否具有能力，是否能有足够的接受度——梦想原来是卑微的执着。

十二月的时候，厚朴和我打过电话，告诉我他又招到新团员了，“世界乐队打算重新向世界歌唱。”电话那头他兴奋地宣布。然后就好奇地询问我在北京的每个细节，“我一直在想象活在那样的地方是什么感觉。”

“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更辛苦地攀爬，但可以看到每一步，都确实指向一个个看似庞大但又具体的目标。”我这样回答他。

“有没有把世界掌握在手中的感觉？”

他这样一问，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了。这样提问的人，显然没有试过在现实生活中去真正奔赴梦想。

我没能说出口的是：厚朴，或许能真实地抵达这个世界的，能确切地抵达梦想的，不是不顾一切投入想象的狂热，而是务实、谦卑的，甚至你自己都看不起的可怜的隐忍。

但我终于还是发出了邀请，我担心内心膨胀开的厚朴会越来越察觉到自己处境的尴尬，担心他最终会卡在那儿。

“不如你也来北京？我租了个房子，你可以先住我这。”

“好啊。”他想都没想。

我真的以为他即将到来了，于是又启动了提前规划的强迫性习惯。每天结束奔走后回到家，有意无意地，就开始慢慢地整理自己租住的大开间，试图腾出两个人各自的区域。到家具店买了一块床垫，到二手市场买了个书架，中间放满书，隔在我的床和准备给他的床垫中间。我还把吃饭的小餐桌往自己的空间里挪，准备了把椅子，想着他可以偶尔坐在这里弹弹吉他。

但厚朴迟迟没有来。我打过去的电话，他也不接。

我只好向其他同学打听。他们告诉我，厚朴的生活过得一团乱：厚朴又和人打架了，厚朴又谈了好几个女朋友，厚朴又和老师呛起来了，他似乎还不甘愿于此前自己的滑落，试图以这种激烈的方式赢得存在感，而厚朴，果然又成为学校的偶像了……然后，厚朴在毕业前半年，被学校勒令休学。

最后这个消息是王子怡和我说的。她发了一条短信给我，主要的本意是打听在北京的生活——她也想到北京来，可能是要读语言学校准备出国，也可能是不顾一切想来北漂，“一切让我父母自己看着办”。

短信的最后，她似乎不经意地说：“厚朴被学校勒令退学了。你能想象到吗？他竟然偷偷来找我，让我父亲帮忙和学校沟通。很多人都以为他是活出自我的人，但其实他只是装出了个样子欺骗自己和别人，我真的厌恶这种假惺惺的人。”

“他不是假装，他只不过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身上的各种渴求，只是找不到和他热爱的这个世界相处的办法。每个人身上都有太多相互冲突却又浑然一体的想法，他只是幼稚，还没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谁。”打好的这条短信我最终没发出去，因为觉得，没有必要向她解释什么。因为，她也是个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