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犹如谈心的语言就已显示出，这部关于个人对国家关系的理论著作，是一个已经退职的、对社会的一切热情都已消失的人留下的最后遗作。《论义务》是写给他的儿子的；西塞罗坦率地告诉自己的孩子，他不是出于漠不关心而从公众生活中隐退，而是因为他作为一名自由的有识之士和罗马的共和派分子，[56]认为替独裁统治效劳有失自己的身份和尊严。西塞罗说，当这个国家还被那些由他自己所选择的人掌管的时候，“我一直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把我的才能和计谋奉献给国家。可是自从一切都处于一手遮天的独裁统治之下以来，为公众服务——或者说为权威机构——元老院、法庭等所留的空间已不复存在。”自从元老院被架空和法庭被终止以来，尚有几分自尊的他还能在元老院里——或者说在元老院会堂的圆形论坛上谋求些什么呢？此前，为公众服务，即政治活动已经窃取了他自己的太多太多的时间。“未曾给这位从事写作的人予以闲暇”（拉丁语：Scribendi otium non erat）。他也从未能够以自成一体的完整形式写下自己的世界观。而现在，由于他被迫不再从事国务活动，他至少打算要好好利用这种闲暇，去应验西庇阿[57]说过的那句十分精彩的话——西庇阿曾在谈到自己时说过：“当他在不得不无所事事时，他所做的事从不会更少；当他孤独一人时，他从未感到更寂寞。”

[56]　西塞罗在政治上宣扬君主、贵族和骑士相结合的国家制度，反对扰乱现存的奴隶主国家的秩序。

[57]　小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 Africanus Minor, 约公元前185—前129年），古罗马统帅，著名演说家，大西庇阿长子的养子。公元前147年任执政官，率军进攻北非，次年攻占迦太基，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罗马人授予他“阿非利加征服者”称号，公元前142年任监察官，公元前134年再任执政官。爱好希腊文艺，庇护希腊学者文人。

西塞罗这时候向儿子阐述关于个人对国家关系的各种思想常常不是新的和原创的。[58]这些思想结合了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和平时接受的知识，因为一位雄辩术家纵使在60岁的时候也不会突然成为一名诗人，这好比一位辞书编纂家不会突然成为一名原创作家一样。可是在这部著作中，西塞罗的思绪由于通篇忧伤和怨恨的语气而获得一种新的哀婉动人的感染力。这是一位真正富于人性的英才在流血的内战之中和在古罗马的权贵集团与各派的亡命之徒为权力而斗争的时代之中所做的一个永恒的梦：通过道德上的认知和安抚的途径争取让世界赢得和平——就像在那样的时代里总会有不少人做这样的梦一样。西塞罗说，正义和法律——唯有这两者应该是国家的坚强支柱。不是让蛊惑人心的政客去掌握政权，而是内心正直的人一定得去掌握政权，从而保持国家中的公正。没有人可以想方设法将自己的个人意志——从而将自己的为所欲为强加给人民；拒绝服从任何一个从人民手中夺走领导权的野心家，是一个人应尽的义务。作为一个不屈不挠有独立思想的人，他坚定地拒绝和任何一个独裁者结盟，[59]并拒绝在他手下服务。

[58]　在西塞罗的哲学思想中，伦理学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绝大多数哲学著作都是讨论善的本质，以及社会生活中为人的道德准则和人与人之间应尽义务的问题。西塞罗非常熟悉当时希腊哲学的四个主要学派（即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和学园派）的学说，西塞罗的伦理思想虽然吸收了许多学派的观点，但总的说来比较倾向于斯多葛学派的伦理思想，尤其是罗马的斯多葛派创始人帕奈提奥斯（Panaetius, 约公元前185—前109年）的伦理思想。《论义务》一书充分反映了经西塞罗综合但又自成一体的伦理思想。他固然信奉斯多葛学派的基本学说，却又试图改变斯多葛学派刻板严肃的特点，使之具有新的人道主义的色彩，同时注重伦理学在实践中的应用。他在伦理学上的基本主张是：抑制欲望，认为幸福在于追求美德：而不在于任何物质保证。

[59]　凯撒和屋大维曾多次向西塞罗表示，愿意与西塞罗结盟，但均遭西塞罗婉拒。

西塞罗论证说，暴政侵犯每一种权利。只有当每一个人不是企图从自己的公职中获得个人的好处，不是企图在社会利益的背后隐藏自己的私利，真正的和谐才能在国家中实现。只有当财富不被大肆挥霍而成为奢侈与浪费，而是得到妥善管理，并被转化为精神文明——文化艺术等；只有当贵族阶层放弃自己的傲慢，只有当平民阶层不让自己被善于煽动的政客们收买，并且不将国家出卖给某一个派别，而是要求得到自己的天赋权利时，国家才能健康发展。就像所有的人文主义者都赞美调和折中一样，西塞罗要求对立的社会阶层和睦相处。[60]罗马国家不需要苏拉[61]这样的人和恺撒这样的人，而另一方面也不需要格拉古兄弟[62]这样的人。独裁是危险的，革命也同样如此。

[60]　主张社会各阶层和睦相处，是西塞罗的重要政治思想之一。

[61]　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 公元前138—前78年），古罗马著名军事统帅，独裁者。贵族出身。早年为马略部将。参加对努米底亚（北非）国王朱古达的战争（公元前106—前105），战功显赫，遂与马略激烈争权。公元前85年，当选执政官，率军东征（米特拉达悌战争）时，罗马城内的马略派策划要解除苏拉的兵权，苏拉闻讯率军占领罗马，捕杀马略的追随者，然后继续东征。公元前82年，苏拉率军四万，凯旋罗马，任终身独裁官，宣布马略派分子为“公敌”，大肆报复杀戮，公元前79年，苏拉放弃终身独裁官职位，次年病逝，享受君王般的葬礼。苏拉的军事独裁统治是对罗马共和国的严重打击。

[62]　指古罗马格拉古兄弟两人。哥哥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 公元前162—前133年），古罗马政治家，贵族出身。公元前133年任保民官，提出土地法案，规定每一家长占有公地不得超过五百犹格（每犹格约四分之一公顷），超过部分则由国家收回，分给破产农民使用。此法案遭到大土地所有者们的反对，经过激烈斗争，土地法案终获通过，特设“三人委员会”执行。同年夏，竞选下一年（公元前132年）保民官，元老院贵族蓄意挑起械斗，使提比略·格拉古连同他的支持者约三百人被杀。但失地农民要求分配土地的斗争并未停息。弟弟盖乌斯·格拉古（Gaius Sempronius Gracchus, 公元前153—前121年），古罗马政治家，公元前133年执行土地法“三人委员会”成员，志在完成兄长提比略的未竟事业。公元前123年任保民官，公元前122年遴选连任，继续推行提比略的土地法，并实行粮食法（赈济城市贫民）、审判法（授予骑士司法权）等一系列民主改革，以争取广泛支持。第三次竞选保民官落选。元老院贵族又策划报复行动，公元前121年双方发生冲突，盖乌斯组织武装抵抗，失败牺牲。其支持者约三千余人死难。格拉古兄弟为限制土地过分集中所进行的改革，打击了豪门权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破产农民的要求，在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西塞罗在《论义务》一书中所说的许多话，人们早已能够在先前的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找到，也能够在此后的让-雅克·卢梭[63]和所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64]空想者们的著作中读到。然而，他的这部遗著之所以能如此令人惊讶地超越了他自己的那个时代，是因为他在公元前半个世纪就在此书中第一次用文字表达了那种新的情感：仁爱的情感。在那样一个极其野蛮和残暴的历史时代，西塞罗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反对任何滥用暴力的人。在那样的历史时代，纵使是恺撒也还要在攻占一座城池之后让人把两千名俘虏的双手手指砍掉呢。[65]刑讯拷打、斗剑角力、大肆杀戮、在十字架上处以死刑，在那样一个历史时代乃是司空见惯、不言而喻的事情。而西塞罗却谴责战争是一种兽行。他谴责自己的民族穷兵黩武和疯狂扩张。他谴责自己的民族对行省的剥削。西塞罗期盼：将别的国家并入罗马共和国，唯有通过文化和习俗的融合，而绝不应该使用长矛和利剑。西塞罗竭力反对把城市洗劫一空，并且要求即使对没有权利者中的最没有权利的人——奴隶也要宽厚善待；这在当时的罗马是一种荒谬的要求。[66]他以先知的眼光预见到了罗马将会衰落，这是由于罗马取得的胜利太迅速所致，同时也是由于罗马征服世界是一种不健全的征服——因为它只使用武力。西塞罗说，自从罗马这个国家由苏拉开始向外征战以来，唯一的目的就是掠取大量的战利品，而在这时候，正义却已在自己的国家内消逝。要知道，每当一个民族用武力剥夺了其他民族的自由时，这个民族本身也就会在神秘的复仇之中被孤立，从而失去自己的、创造奇迹的力量。

[63]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他在其代表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与《社会契约论》中所阐发的政治思想对法国大革命产生过重大影响。

[64]　乌托邦，拉丁文Utopia的音译，源出希腊文ou （无）和topos （处所），意为“子虚乌有之国”，原是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Tho More, 1477—1535）于1516年所著《关于最完善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的书名简称。莫尔在书中把“乌托邦”描写为一个废除了私有财产、实行公有制生产和消费按计划进行、人人从事劳动的社会。此书是欧洲第一部影响较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乌托邦”一词后来成为“理想的完美境界”、“空想的社会改良”等的同义词。

[65]　相传，恺撒在释放俘虏时，让人把俘虏的双手手指砍去，从而使俘虏不能再紧握武器作战。

[66]　西塞罗在《论义务》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一切善事均源自四种基本美德；从四种基本美德中又衍生出各种义务，比如，求知和追求真理的义务，为国家效劳和献身的义务，尊敬老人和抚养家人的义务，帮助他人的义务。这些义务无不都是仁爱的情感——公正、博爱、正直、仁慈、宽厚、同情、怜悯、自制、勇敢、刚毅、尊重和体谅他人——的体现。西塞罗特别强调人的“适宜”的品质，因为只有”适宜”的品质才能使人与“自然”规律保持和谐，人们要在社会中“和谐地”生活，必须善待他人，甚至包括奴隶。然而，恺撒时代的古罗马，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奴隶社会，所以，在茨威格看来，西塞罗的思想超越了时代。

正当罗马军团在野心勃勃的军事统帅们率领下，为了替扩张领土的一时疯狂效劳，向帕提亚[67]和波斯、向日耳曼地区和大不列颠岛、向西班牙和马其顿进军时，西塞罗却在自己的《论义务》一书中表达了另一种不同凡响的意见：反对这种危险的胜利，因为他已看出，播种流血的征服战争，孕育出的收获乃是流血更多的内战，所以这位已失去权势的人性守护者谆谆教诲自己的儿子要把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奉为至高无上的理想。这位已经当了太长时间的演说家、辩护大师和政治家——他曾经为了金钱和荣誉，以同样出色的雄辩演说替任何一件好事和坏事作过辩护；他曾经亲自为自己争夺过每一个官职；他曾经追求过财富、追求过在公众中的名望、追求过民众的喝彩——终于在自己生命的秋天达到了这样一种清楚的认识。就在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迄今仅仅是人文主义者的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成了维护仁爱的第一人。

[67]　帕提亚，亚洲西部的古国，位于里海东南，相当于今伊朗的东北部。公元前247年建立阿萨息斯王朝（Aisaces），中国史籍以王朝名将该国译称“安息”。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入侵帕提亚。公元前53年，罗马统帅克拉苏率七个军团出征帕提亚，被诱入两河流域北部，在卡尔莱（Cairhae）附近惨败，被杀。

正当西塞罗以这样的方式在自己的隐居中安静而悠闲地仔细思考着国家生活的道德规范时，罗马政局的动荡与日俱增。元老院还始终没有决定，民众也始终没有决定，是应该赞扬杀死恺撒的密谋分子呢，还是应该谴责他们。安东尼正在为反对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而扩军备战，而另一个新出现的要求继承恺撒的人——屋大维也出人意外地回到了罗马。恺撒在遗嘱中把恺撒[68]指定为自己的继承人，而现在，屋大维果真要来继承这一笔权力和财富的遗产了。他刚在意大利登陆，就致信西塞罗，以谋求西塞罗的支持，但与此同时，安东尼也请求西塞罗能回到罗马，还有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也同样从各自的战场上召唤西塞罗。他们都想讨好这位杰出的辩护大师，争取他能为他们各自的事业辩护；他们都想征求这位著名法律导师的意见，希望他能将他们各自不合法的事情变为合法。他们就像所有想要掌权的政治家们一样，当他们尚未掌权时，他们总会出自一种真正的本能去寻找一位智慧超群的人作为自己的依靠。——而一旦他们掌了权，然后就会轻蔑地把这位智囊踢到一边，倘若西塞罗还像先前一样是一个自负而又有雄心的政治家，那么他很可能就会上当。

[68]　屋大维（Gaius Octavius, 公元前63—公元14年），是恺撒的姐姐尤里莉娅的女儿的儿子，恺撒在遗嘱中越过辈分把他收为养子，并将自己的四分之三财产由屋大维继承，恺撒被刺死时，屋大维刚19岁，当时正在外准备出征帕提亚事宜。约公元前44年4月末5月初，屋大维回到罗马，提出自己有继承恺撒的权利，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屋大维安努（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不久，屋大维会见了西塞罗，对西塞罗显得敬重和友善，西塞罗则把屋大维看做是“共和制的捍卫者”。但安东尼对屋大维态度冷淡，并想阻烧屋大维实现继承权。屋大维看出了安东尼对自己的威胁，便决定利用元老院和民众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可是，元老院在西塞罗的影响下并没有完全支持屋大维，他从元老院把军队统率权交给布鲁图斯以及拒绝他享受恺撒的荣誉中看出了元老院对他的藐视，而且如果元老院排除了安东尼的威胁，就更会削弱他的地位，这使屋大维的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决定寻求与安东尼和解。公元前43年9月，屋大维、安东尼、雷必达结成史称“后三巨头同盟”。尔后，屋大维先夺去雷必达的兵权，后击败安东尼，于公元前30年凯旋罗马，成为结束内战的最后胜利者。公元前27 年元老院奉以“奥古斯都”（Augustus, 拉丁文意为“神圣者”、“至尊者”）尊号，后世即以此称之。其统治体制亦称“元首政治”（princepatus），是为罗马帝制之始。公元14年8月19日死于南意大利的诺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