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西塞罗并未上当，一半是出于厌倦，一半是出于明智——这两种心态常常难以互相区别。他知道，他现在真正急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完成自己的著作《论义务》——即把自己的一生和自己的思想作一番整理。就像奥德修斯[69]不听海妖[70]的歌唱一样，他对这些权势者们的诱人的召唤充耳不闻，他不听从安东尼的召唤，不听从屋大维的召唤，不听从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召唤，即便是元老院和自己的朋友们的召唤，他也不听从，而是继续不断地写他的书，因为他觉得，言辞中的他比行动中的他更强大；独自一人的他比朋党中的他更具智慧，同时他也预感到，这是他告别人世的最后遗言了。

[69]　奥德修斯（Odysseus），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 一译《奥德修斯纪》）中的主人公，他是希腊城邦伊塞卡的国王，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的领袖之一，曾献木马计，使希腊联军获胜，但遭到保佑特洛伊一方的天神们的惩罚，使他在回家途中漂流大海十年，历尽艰险。

[70]　海妖（Sirenen），半人半鸟的女海妖，以迷人的歌声诱惑过往的水手，使驶近的船只触礁沉没。

当他完成这部遗著后，他才举目四望。看到的却是一片令人担忧的局面。这个国家——他的祖国已面临内战。把恺撒的银库和执政官的银库洗劫一空的安东尼正在用这笔盗窃来的钱招兵买马。但有三支全副武装的军队反对他：屋大维的军队、雷必达[71]的军队、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军队，任何和解与斡旋都已为时太晚。现在必须决定的是，应该让在安东尼领导下的新的恺撒式的独裁去统治罗马呢，还是让共和政体继续存在。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在这样的时刻作出抉择。即便是这位最最小心谨慎、最最瞻前顾后的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他以往总是为了寻求调解而超越派别，或者迟疑地在派别之间来回摇摆——也不得不作出最终的抉择了。

[71]　雷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 ?—公元前13年，一译李必达或列庇都斯），古罗马统帅，原是恺撒部将，公元前44年任恺撒的骑兵司令，恺撒遇刺后，曾协助安东尼为恺撒“报仇”，后出任近西班牙行省和那尔波高卢行省总督，兵权日重，遂与安东尼分庭抗礼。公元前43年5月，雷必达把自己的军队集结在那尔波高卢，不服从元老院要他去讨伐安东尼的命令，被元老院宣布为祖国的敌人。公元前43年8月19日，屋大维当选为执政官，随即宣布刺杀恺撒者为“不受法律保护者”，同时撤销元老院先后宣布安东尼和雷必达为国家敌人的法令。公元前43年9月，屋大维、安东尼、雷必达结成史称“后三巨头同盟”，三人决定雷必达任公元前42年的执政官并治理西班牙和那尔波高卢行省。公元前42年腓力比战役后，与屋大维不和，公元前36年屋大维夺其兵权，雷必达退居拉丁姆沿岸一小城，至死。

于是，现在发生了令人奇怪的事。自从西塞罗将自己的遗著《论义务》留给儿子以后，他已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仿佛浑身有了新的勇气。他知道，自己的政治生涯和文学生涯已告结束。他该说的话都已说了。留给自己还要去经历的事已经不多。他年事已高，该做的事他都已做了，微不足道的余生还有什么可值得珍爱的呢？就像一头被追赶得精疲力竭的动物，当它知道身后有狂吠不停的猎犬在紧追不舍，它就会突然转过身来，向追赶过来的猎犬猛冲过去，以便迅速结束这场最后的角逐一样，西塞罗以真正不怕死的勇气[72]再次投身到斗争之中，并使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几个月来，乃至几年来，他做得更多的，只不过拿着一支无声的石笔从事写作，而现在又要再度拿起演说的石箭，向共和国的敌人投去。[73]

[72]　公元前44年的春夏和秋天，西塞罗住在意大利南部普托里的庄园，撰写他的《论义务》。他心中一直矛盾着，是否要离开意大利。公元前44年8月17日，他会见了返回意大利的布鲁图斯。这次会见使西塞罗的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先的迷惑和动摇消失了，立即变得热情充沛。他放弃了原先采取的回避方法，决定要积极行动，正如他自己所说，要进行“语言战”，并意识到这种语言战会转变为真正的行动。

[73]　任公元前44年执政官的安东尼决定在这一年的9月1日召开元老院会议，讨论追授恺撒荣誉和永远纪念的问题。西塞罗在开会前夕回到罗马，但不想参加第二天的元老院会议，借口旅途劳顿和不适而留在家里。安东尼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蔑视，因而在元老院会议西塞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甚至威胁要对西塞罗采用武力，因而使两人的关系进入公开对抗的状态。作为回答，西塞罗出席了第二天的元老院会议，发表了反对安东尼的第一篇演说，西塞罗在演说中首先说明自己当初准备离开意大利而现在又返回罗马的原因：离开是因为他也不能留在祖国的拯救者们都不得不离开的地方，他回来是为了对国家表示自己的忠诚。不过，他对安东尼的批评还是相当克制。他同意认定恺撒以往实施的法令有效，但同时认为安东尼的某些做法有悖于恺撒原先的法令。西塞罗发表完演说后离开了罗马，回到他在普托里的庄园。安东尼在9月19日的元老院会议上发表了经过精心准备、严厉抨击西塞罗的演说，指责西塞罗强迫元老院做出判处卡提利纳分子死刑的决定，怂恿杀害克洛狄乌斯，挑唆庞培与恺撒不和，认为西塞罗是谋刺恺撒行为的思想鼓舞者。随后西塞罗也发表了第二篇反对安东尼的演说，他对安东尼对他的指责进行了严厉的批驳，预言安东尼会遭到暴君般的死亡，因为人民会像忍受不了惜撒的统治一样，也会忍受不了安东尼的统治。关于他自己，西塞罗宣称：“我曾经保卫过国家，当时我年轻，现在我也不会抛弃它，虽然我已经年迈。我曾经蔑视过卡提利纳的剑，现在也不会对你的剑感到害怕。”

令人震撼的场面：公元前44年12月，这位头发灰白的老人又站在罗马元老院的论坛上，他还要再一次呼吁罗马的民众；他要庄严地表示自己对罗马祖先们的崇敬。他发表了反对——拒不服从元老院和人民的——篡权者安东尼的十四篇振聋发聩的演说“反腓力辞”。他完全意识到，自己手无寸铁地去反对一个独裁者将意味着什么。——这位独裁者已在自己身边集结了准备进军和准备屠杀的罗马军团。但是，谁要号召别人鼓起勇气，那么只有当他率先证明自己有了这种勇气时，他才会有说服力。西塞罗知道，他这一回已不能像先前似的在这同一个论坛上洒脱地唇枪舌剑，而是必须为自己的信念拿生命来冒险。他从演讲台上发出这样铿锵激越的声音：“早在我年轻时，我就捍卫过这个共和国，现在我已年老，但我不会把共和国弃置不顾。如果罗马城的自由由于我的死而能重建，我已准备好，甘愿为此献出我的生命。我唯一的愿望是，在我死去的时候，罗马人民仍能自由地活在世界上。但愿永生的诸神能成全我的愿望，没有比这更大的恩赐了。”他坚决要求元老院：现在已经不再是和安东尼谈判的时候了。他说，元老院必须支持屋大维——他代表共和国的事业，虽然他是恺撒的继承人和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但是现在不再是关系到人，而是关系到事，关系到一件最为神圣的事：自由。这件事已经到了决定性的最后关头。而自由——这笔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在受到威胁时，任何迟疑踌躇都是毁灭性的。所以，这位和平主义者西塞罗要求共和国的军队去反对独裁统治的军人，因为他本人，正如他后来的学生伊拉斯谟[74]一样，憎恨内战，超过一切。他提议，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宣布篡权者安东尼不受法律保护。[75]

[74]　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von Rotterdam, 1466—1536），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著名人文主义者，生于荷兰鹿特丹，故人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1495—1499年就学巴黎，后在法、德、英、意等国任教职和游历，1521年后定居瑞士巴塞尔。首次编定附有拉丁文译文的希腊文版《圣约新约》，为马丁·路德翻译圣经奠定了基础。代表作《愚人颂》（1509）。他对欧洲反封建斗争尤其对德国的宗教改革起过积极作用，但本人并未参与宗教改革，也不主张用暴力推翻封建统治。

[75]　公元前44年12月20日，西塞罗在元老院发表了第三篇反对安东尼的演说，宣布安东尼已正式开始反对罗马人民的内战，呼吁采取有力的行动进行回击，要求承认屋大维和布鲁图斯反对安东尼的行动合法，要求宣布安东尼为人民的敌人。同一天，西塞罗又在公民大会上发表了第四篇反对安东尼的演说，将安东尼与卡提利纳相提并论。但是，尽管相当大的一部分元老支持西塞罗，却也有许多元老态度并不坚决，他们对内战感到恐惧，从而力求避免采取极端措施，还有不少人支持安东尼，所以西塞罗的提议当时并未获得通过。

自从西塞罗不再为可疑的官司当辩护人，而成为崇高事业的维护者以来，他在这十四篇反对安东尼的演说“反腓力辞”[76]中真正找到了富于感染力和激励人心的言辞。他向自己的同胞发出呼声：“假如别的民族愿意在奴役中生活，我们罗马人却不愿意。如果我们不能赢得自由，那么就让我们死去。”他说，如果罗马这个国家真的气数已尽，那么，主宰着全世界的罗马人就应该采取这样的行动：宁可正面对着敌人死去，而不愿任人宰割——就像已成为奴隶的罗马斗士在竞技场上表现的那样。“宁可在尊严中死去，而不在耻辱中苟生。”

[76]　“反腓力辞”（拉丁语：Philippica），源自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演说家、民主派政治家狄摩西尼（Demosthenes, 公元前384—前322）为反对马其顿人入侵希腊发表的“反腓力”演说。此处“腓力”是指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 公元前382—前336），他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之父，腓力二世即位后不断向外扩张，成为希腊各城邦的霸主，以后“反腓力”一词引申为“痛斥演说”。西塞罗发表痛斥安东尼的演说分别是公元前44年9月两篇，公元前44年12月两篇，公元前43年1月至4月十篇，后来西塞罗把这十四篇痛斥安东尼的演说统称为“反腓力辞”，显然，痛斥的是安东尼，而不是腓力，只不过是借用其中引申的“痛斥”含义而已。

元老院的元老们和集会的民众悉心倾听这些痛斥安东尼的演说，莫名惊诧。也许有些人已感到，可以在罗马广场上公开说出这些话，对今后数百年而言，将是最后一次了。人们不久将不得不在罗马广场上只向罗马皇帝们的雕像诚惶诚恐地鞠躬。在恺撒们的国度里，只允许阿谀奉承者和告密出卖者们诡计多端地窃窃私语，而不会再允许先前那种自由的言论。听众们面面相觑：一半是出于惊恐，一半是出于钦佩这位老人——他竟会以“一个亡命之徒”的勇力，即以一个内心已完全绝望者的勇气，单枪匹马地捍卫人的精神独立和共和国的法律。他们赞同他的话，但犹犹豫豫，因为即便是烈火燃烧般的语言也已不再能够点燃起这根已腐朽的树干——罗马人的自豪了。正当这位孤军奋战的理想主义者在罗马广场上劝告大家要为国家献身的时候，统率罗马军团的几个肆无忌惮的将领们已在他的背后缔结了罗马历史上最可耻的政治同盟。

就是这同一个屋大维——西塞罗曾把他誉为共和国的捍卫者，就是这同一个雷必达——西塞罗曾鉴于他为罗马人民立下了功劳而要求为他建造一尊大理石雕像；这两个人曾为了要消灭篡权者安东尼而离开罗马在外征战，现在却宁肯做一笔私人交易。由于这三个军事首领中没有一个强大到能够独自一人夺取罗马这个国家作为个人的战利品——屋大维不能，安东尼不能，雷必达也不能，于是这三个当年的死敌现在宁可达成一项协议，私下瓜分恺撒的遗产。于是，一夜之间，罗马在大恺撒的位置上竟有了三个小恺撒。

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这三个军事统帅不服从元老院的命令，不遵守罗马民族的法律，联合起来组成了三巨头同盟，把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幅员辽阔的罗马国家当做低廉的战利品进行瓜分。在雷诺河和拉维诺河交汇处的博洛尼亚城附近的一个河心小岛上，一座营帐被搭建起来了。三巨头就在这里会晤。不言而喻，在这三个不可一世的战争英雄中，没有一个会信任另一个。在他们以往的各自宣言中，充斥着互相攻讦的言辞，如对方为造谣惑众者、流氓无赖、篡权者、强盗、窃贼等，以至无法详细知道这一个冷嘲热讽另一个究竟是为什么。不过，对于权力欲极强的人来说，唯有权力最重要，而不是思想品质；重要的是战利品，而不是声誉。这三个对手现在用各种防备措施，一个跟着一个接近事先约定的位置，当这三个未来的世界统治者彼此确信——他们中间谁也没有为了谋害另一个最新的同盟者而随身携带武器之后，他们才友好地互相微笑致意，并一起走进营帐——未来的三巨头同盟将要在这里缔结和建立。

屋大维、安东尼和雷必达在这座营帐里停留了三天，但无人见证。他们有三件事要做。他们迅速联合起来要做的第一件事：他们将怎样瓜分世界。最后，屋大维得到了阿非利加和努米底亚[77]，安东尼得到了高卢，雷必达得到了西班牙。纵使是第二个问题也没有使他们太发愁：如何筹措到钱，把欠了党徒和军团士兵几个月的军饷发下去。按照历来常常仿效的办法，这个问题巧妙地得到解决，那就是直截了当地抢掠国内最有钱的人的财产，同时把他们消灭掉，免得他们大声抱怨和控告。三巨头在桌面上慢慢悠悠起草了一份有两千名意大利最有钱的人的黑名单，其中有一百名是元老；后来还公布了一份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每个人都提出自己所知道的人，其中包括他本人的私敌。这三个新结盟的巨头在解决了领土问题之后又用匆匆的几笔就完全办妥了经济问题。

[77]　努米底亚（Numidien），北非古国，在今阿尔及利亚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