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大德曰生。

——《周易·系辞》

有天斯有地，有地斯有生，有生斯有人，有人斯有家，有家斯有国，有国斯有天下。

远古之初，生民为公，不分彼此，同劳同食。只是以采集渔猎为生，一半靠力，一半凭运，收获难有稳靠。之后，渐知畜养种植之法，农业随之兴起。人力驯服天力，收获便稳靠了许多。然而，谷畜渐丰，储积渐多，人便渐次分出贵贱，地也划出公私。

商周之时，天下土地皆归天子，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西周又行分封制和井田制，土地逐级分封给诸侯卿士大夫。田地照井字划分，中间大田归王侯，叫公田；四周小田归庶民，叫私田。王侯向天子缴纳贡赋，庶民则向王侯献助力役。百千万人集体劳作，先耕种公田，之后才能耕种私田。《诗经》所云：“亦服尔耕，十千维耦”“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到春秋时，贵族堕落，民智渐醒。加之铁器牛耕兴起，庶民渐能自立，开始怨愤于贵族不劳而获、如同硕鼠，怠工逃亡愈演愈烈。鲁国顺应大势，推行“初税亩”，废止贡赋力役，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亩收税。继而秦国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任民自由买卖土地。战国至秦汉，天下田土由公而私，由集而散，民心大畅，民力大解。男耕女织，小户农家从此遍满天下。

然而，土地既可买卖，便难免多寡不均。到东汉末期，兼并之势无可阻挡，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天下土地几乎被豪强地主占尽。到魏晋时，世家大族把持朝政，割据天下，造成三百多年战乱动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自耕之农难以自存，只能依附豪强，沦为奴婢徒附。

北魏孝文帝为遏制豪强、开垦荒田，颁布“均田令”，召集流民，计口授田。隋唐平定天下，承继此法，推行均田制，将战乱无主之地均授予民，受田农户按人丁服徭役、纳绢谷。百姓安生，民力舒解，百余年间，终于击垮强横世族，迎来大唐开元盛世。

可惜，中唐以后，均田制渐渐名存实亡，难以为继，土地兼并重又袭来。穷户连片失地，却仍需纳人丁赋税。唐德宗时，宰相杨炎为解此困，推行“两税法”，不再以人丁征税，只按实有田产，贫富分等，按夏秋两季纳税。此法大为公平，甚得民心，却触怒豪户，因而推行艰难。加之藩镇割据，五代十国军阀混战，天下随之又乱。

直至宋太祖平定天下，动荡才得歇止。大宋不立田制，沿袭两税法，土地自由买卖，只依照田产，分夏秋两次收税。朝廷清简，百姓安业，几十年间，天下渐臻富庶。

富则多欲，奢则多骄。宋初俭朴之风渐趋奢靡，冗官、冗兵、冗费令朝廷不堪重负。而富贵之家，依仗权势财力，不但广占田地，更借诸般名目，隐匿田产，逃减赋税，甚而将赋税转嫁于穷户贫民。积重之下，不得不变。

神宗时，王安石推行新法，其中最紧要一条为“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天下田土，按各户实有田地，缴纳赋税。此法虽有益于穷民，却招致豪户怨怒，因而难以推行。新法旧法几经更迭，到徽宗时，重用蔡京，再度推新法，天下赋税由此大增。

后有宦官杨戬，推出“括田令”，搜检荒山、退滩、淤地、湖泽，尽都归为公田，勒令百姓租佃，强征税钱。其后，更检视民田契书，追根溯源，层层追查买卖来由，由甲至乙，由乙至丙，由丙至丁……直至寻见缺误，便加重租税，甚而收为公田，招人承佃。

“括田令”由汝州开始，继而扩延至京东、京西、淮北、淮南，破产流离者难计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