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的时候讨论正值高·潮；大家正在谈论什么是进步，进步究竟存在与否。是他高中同学请他来的，他看了看四周，发现这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小圈子里的年轻人和所有布拉格中学里见到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当然，这些人比捷克语老师组织讨论时要认真多了，但是这里也有在闲谈的人；他们当中有个人手里就拿着一枝百合，嗅个不停，其他人看了不禁嗤嗤发笑，于是那个在自己家组织会议的棕发家伙没收了他的花。

接着他竖起了耳朵，因为有一个与会者说艺术上没有进步；“我们不能说，”他解释道，“莎士比亚比当代的剧作家要落后。”雅罗米尔很想介入谈话，但是他犹豫着要不要在这帮他不熟悉的人面前讲话；他害怕所有人都看着他越来越红的脸，还有他神经质地抖个不停的手。但是他那么想加入这个小组，他知道要这样就不得不说话。

鲲|弩|小|说|ww w |k u n n u | co M|

为了得到勇气，他想起画家，想起他的权威，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而他正是这权威的朋友和弟子。这个念头给了他介入谈话的力量，他重复说起从画室里听来的那些想法。他用的是不是自己的想法似乎不那么重要了，问题的关键是他不是用自己的声音在表达这些想法。他很惊讶地听到从自己嘴巴中发出的声音和画家的是那么相像，甚至在这声音的带动下，他的手也情不自禁地在空中挥舞起来，做起画家的手势。

他说艺术上的进步通常是不易发觉的：现代艺术的趋势彻底颠覆了艺术本身数千年的发展；它终于将艺术从宣传政治和模仿真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现代艺术开启了真正的艺术史。

这时，很多与会者都想参与进来发表意见，但是雅罗米尔不许他们说话。开始的时候他觉得从他的嘴巴里听到画家的演说让他感觉很不自在，这是画家的话语，画家演说的节奏，但是接下来他就从这借取中找到了自信和保护；他躲在这张面具后面，就像躲在盾牌后；他不再觉得害羞和尴尬；他满意地看到他的这些话语在这里回荡着，他继续下去：

他引证马克思的观点，说人类现在仍然处于史前时代，真正的历史是从无产阶级革命开始的，而无产阶级革命是从需要到自由的过渡。这与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是相符的，在艺术史上，正是安德烈·布勒东和其他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发现了自治的写作以及伴随着这种写作的人类的潜意识。这种发现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几乎同时发生，这就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解放想象力对人类就意味着废除经济剥削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这时，那个棕发家伙插进话来，他赞同雅罗米尔的观点，为进步原则而辩护，但是他觉得将超现实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放在一起还有待讨论。他表达了一种相反的观点，他认为现代艺术是衰颓的艺术，而与无产阶级革命相对应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树为楷模的不应该是安德烈·布勒东，而是伊里·沃克尔[8]，捷克社会主义诗歌的奠基人。雅罗米尔可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观点，画家曾和他谈起过，对此不屑一顾。这回轮到雅罗米尔用嘲讽的口吻谈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根本没能为艺术带来新东西，和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垃圾相像之极。棕发家伙对此反驳说，即便现代艺术能帮助人们为新世界而斗争，那也不是超现实主义所能做到的，因为无产阶级大众根本弄不懂。

[8] Jiří Wolker（1900-1924），捷克诗人。

棕发家伙进行了美妙的论证，他并没有抬高声音，因此谈话从来不曾转化为争吵，即便被众人注视得飘飘然的雅罗米尔用了让人恼火的讽刺；再说没有人下过结论性的判断，不时又有其他人介入讨论，雅罗米尔想要捍卫的想法很快就被新的话题淹没了。

但这真的如此重要吗？进步究竟存在与否，超现实主义究竟是资产阶级性质还是革命性质的？难道是雅罗米尔对还是其他人对就那么重要吗？重要的是他终于加入了他们。他和他们争论，但是他觉得自己对他们有一种炽热的激情。他甚至不听他们说话，只想一个问题，即他是幸福的：他终于发现了这样的团体，在这个团体里，人不仅仅是妈妈的儿子或班上的学生，人就是他自己。他对自己说人只有完全处于他人之中时才开始成为完全的自己。

接着那个棕发家伙站起身来，所有的人都明白此时该站起身朝大门走去了，因为他，他们的老师，用相当含糊的口吻在暗示他们，他还有相当重要的工作要做，他们不得不离开。但是就在他们靠近门口的时候，在前厅，一个戴眼镜的姑娘走近了雅罗米尔。也许在整个会议中雅罗米尔都没有注意到她；再说她也确实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甚至可以说她非常平庸；不丑，只是容易让人忽略；她未化妆，头发自然地垂在额前，也没经发型师摆弄过，而身上穿的衣服也仅仅是不能光着身子只好随便穿上的那种。

“我对您说的东西很感兴趣。很想和您接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