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门窗紧闭的微型面包车停在国家安全局大楼前，诗人们在等司机。在他们当中还有警察局里的两个家伙，诗歌讨论会的组织者，当然，还有雅罗米尔；他认识其中的几个诗人（比如，那个早先在大学会议上念过一首诗的六十来岁的诗人），但他不敢和任何人说话。他的担心已经稍微好点儿了，因为文学杂志在几天前终于发表了他的五首诗；从中他觉得他已经正式得到了诗人这个头衔；为了防止意外事件，他把杂志放在外套内层的口袋里，于是从外面看上去他半边的胸·部是男人正常的样子，平平的，而另外半边则鼓鼓的，像个女人。

司机到了，诗人们（包括雅罗米尔在内一共十一个诗人）陆续上车。开了一个小时以后，车子停在一片怡人的度假景区前，诗人都下了车，组织者让他们看小河，花园，别墅，还带他们参观平常用作教室的厅，最后他们来到了不久即将召开庄严晚会的大厅，组织者还强迫诗人看一眼参加培训的警察们住的房间，房间里放着三张床（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是在自己的领地，他们仍然在诗人面前保持立正的姿势，仿佛此刻是长官在查房似的）。最后，他们终于被带到长官的办公室。那里已经放好三明治，还有两瓶葡萄酒，身穿制服的长官在等诗人，而且仿佛这一切都还不够，房间里还有一个异常美丽的女人。诗人一一和长官握手，低声通报自己的名字后，长官就介绍年轻女人给他们认识：“这是我们电影俱乐部的主持人。”接着他向十一个诗人（十一个诗人也一一和年轻女人握手）解释说人民警察有自己的俱乐部，活动频繁，年轻女人经常参加他们的文化活动；他们有业余喜剧俱乐部，业余合唱团，电影俱乐部才组建不久，身为主持人的这个年轻女人是电影学院的大学生，她非常热情地帮助这些年轻的警察；不过，他们这里有一流的条件：非常棒的摄影机，各种聚光灯，再加上充满热情的小伙子们，尽管长官也说不清楚小伙子们感兴趣的究竟是电影还是主持人。

和诗人握手之后，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冲站在聚光灯前的两个小伙子做了个手势；诗人和长官便在灿烂的灯光下大嚼三明治。尽管长官努力想使谈话更自然一些，但年轻女人还是会时不时地上前打断他们，并且将聚光灯移来移去，摄影机也在一旁嗡嗡地响着。然后长官感谢诗人们今天光临，看了看表，说大家该等急了。

“好吧，诗人同志们，请就座，”其中的一个组织者说，他拿出名单，一一念着诗人的名字；诗人排成一排，组织者做了个手势后，他们排着队登上主席台；台上有一张长桌和一排椅子，椅子对应着各个诗人的名牌。诗人在椅子上坐下，大厅（大厅里座无虚席）里响起了掌声。

这是雅罗米尔第一次上台，第一次有这么多人看着他；他沉浸在一种飘飘然的感觉中，一直到晚会结束都是如此。再说，一切都非常成功；诗人们在安排好的座位上一一落座之后，一个组织者来到桌边的讲台前，他向诗人表示欢迎并向观众介绍他们。每次他念到一个诗人的名字，这个诗人就会起立，向大家致意，然后大厅里便是一片掌声。雅罗米尔也站起身，向大家致意，在这一瞬间他被掌声惊呆了，以至于没有立即注意到坐在第一排的看门人的儿子正在向他打招呼；等他反应过来，他也向他微微致意，这个手势是在台上，在众人的眼皮底下完成的，从中他感觉到一种尽管是装出来却很自然的态度，于是接下来，在晚会上，他又用同样的方式和老同学打了好几次招呼，就像所有那些早已习惯在台上表演，在台上就像在自己家里的明星一样。

诗人是按照名字的字母排序坐的，雅罗米尔正好坐在那个六十来岁的诗人身边：“我的朋友，真让我感到惊喜，我以前根本不知道是您！您最近在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诗！”雅罗米尔礼貌地微笑着，诗人继续说：“我记住了您的名字，这些诗真是非常棒，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快乐！”但是，正在此时，组织者又说话了，他邀请诗人按照名字字母排序，一一上台背诵他们的诗作。

于是诗人一一走上讲台，背诵诗歌，接受大家的掌声，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雅罗米尔惶恐地等着轮到自己；他害怕自己会结巴；害怕自己的语音语调有问题，害怕一切；但是一旦站起身，他就仿佛思维停滞了一般，根本没有时间思考。他开始背诵自己的诗歌，最初的几句诗一出口，他就感到了自信。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他背诵完第一首诗歌以后，大厅里的掌声久久不息，甚至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最长的掌声。

掌声给了雅罗米尔更大的勇气，他开始背诵第二首诗歌，比背诵第一首诗歌时还要自信，因此尽管两个大聚光灯就在身边扫来扫去，将他淹没在强光下，尽管摄影机在离他十米远的地方轰鸣，他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他似乎什么都没有注意到，在背诵诗歌时没有一丝犹豫，甚至能够脱离诗稿，抬起眼睛，他的眼睛不仅在看着人影模糊的大厅，而且还看着美丽电影艺术家所在的地方（就在摄影机附近），她的轮廓在他眼里是那么清晰。接着又是掌声，雅罗米尔又念了两首诗，他听见摄影机的轰鸣声，看见了电影艺术家的脸庞；然后他向大家致意，回到自己的座位；这时，六十来岁的诗人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庄严地抬着头，张开双臂，拥抱雅罗米尔：“我的朋友，您真是个诗人，您真是个诗人！”由于掌声一直未停，他转向大家，举起胳膊，示意大家停下来。

第十一个诗人念完诗之后，组织者重新上台，感谢所有的诗人，宣布短暂休息之后，真正对诗歌感兴趣的可以留下来和诗人讨论。“讨论不是非参加不可的；只邀请对诗歌确实感兴趣的人。”

雅罗米尔十分陶醉；所有人都来和他握手，聚集在他周围；有个诗人自我介绍说是出版社的编辑，他很奇怪雅罗米尔竟然到现在为止都没出过诗集，他让他一定得出一本；还有一个人热情地邀请他参加大学生联盟的会议；当然，看门人的儿子也过来了，后来就一直跟着他，向所有人明确地表明他们打童年时代开始就认识；长官也亲自走近他，对他说：“我觉得今天是最年轻的诗人赢取了桂冠！”

接着他转向别的诗人，说他很遗憾，不能参加讨论，因为他要参加培训生组织的舞会，就在隔壁的大厅里，时间安排在诗歌朗诵会结束后不久。周围村里的不少姑娘都会来，他带着贪婪的表情补充说，她们来这里，是因为大家都说警察是有名的唐璜。“好了，同志们，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美丽的诗句，我希望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和诗人握了手，便离身走向隔壁的大厅，那里已经响起乐队演奏的音乐声，仿佛是在邀请大家参加舞会。

就在不久前响起阵阵掌声的大厅里，只剩下这一小堆诗人站在主席台下；一个组织者又登上讲台，宣布道：“休息结束，我再次把话筒交给我们的客人。我请各位希望参加诗歌讨论的人坐下。”

诗人重新坐回主席台上的位置，主席台下只有十来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大厅的第一排：他们当中有看门人的儿子，两个陪诗人过来的组织者，一个装假肢拄着拐杖的老先生，还有几个看上去视力有点问题的人，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女人：一个大概五十来岁（也许是个打字员），另一个就是才结束拍摄的女电影艺术家，此时她目光平静地望着诗人；这个美丽女人的存在格外惹眼，格外刺激，只隔了一堵墙的隔壁大厅听起来已经越来越喧闹越来越诱人，舞会的音乐声越来越响。

两排面对面坐着的人在人数上差不多，看了让人想起两支足球队；雅罗米尔觉得这寂静仿佛是对峙即将开始前的寂静；而由于这寂静已经持续了差不多三十秒钟，他觉得诗人已经失去了最初的得分。

但雅罗米尔低估了他的队友；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一年的时间里也许参加过上百场公共讨论会，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主要活动，成为他们的专业和他们的艺术。请记住这个历史性的细节：当时正是讨论和会议的时代；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企事业单位的俱乐部，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和青年联合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晚会，画家、诗人、天文学家或经济学家，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士被邀请到会；而这些晚会的组织者当然因为他们的创举也会被记住，得到奖赏，因为时代要求革命性的活动，既然革命性的活动不再能够凭借街头路障得到完成，那就必须在各种会议和讨论中展开。因此，各种各样的画家、诗人、天文学家或经济学家也很乐意参加这种类型的晚会，因为他们想显示他们不是思维狭隘的专家，而是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革命的专家。

因此诗人们很清楚大众会提怎样的问题，他们很清楚这些问题从统计学角度上来说会有相当的重复概率。他们知道当然有人会问他们：同志，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他们知道别人会问他们：您写第一首诗的时候多大？他们还知道有人会问他们喜欢的作家，他们也知道与会者当中会有人想要弘扬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他会问这样的问题：同志，您如何定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们很清楚除了问题之外，他们还会提醒诗人，让他们写更多的好诗：一、歌颂参加讨论的人所从事的职业，二、歌颂年轻人，三、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悲惨生活，四、歌颂爱情。

因此开始时的半分钟根本就不是所谓尴尬的结果；那只是太熟悉这老一套的诗人们有点心不在焉罢了；或者是彼此配合得不够好，因为诗人们都还没有经历这样的培训，每个人都想把开第一枪的机会让给别人。六十来岁的诗人终于开口说话了。他毫不拘谨、颇为夸张地谈着，十分钟的即兴演讲后，他让对面的那排人不要害怕，尽管提问题。这样诗人们终于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雄辩天才，而他们参与临时组建的队伍的灵活能力从这一刻起也得到了完美无缺的体现：他们知道如何轮流上场，如何互相补充，如何突然代之以严肃的回答或插入一段轶闻趣事。当然，所有的主要问题都被提出来，所有的主要回答也基本上完成了（六十来岁的诗人听得索然无味，不过人们问他写第一首诗的时候多大，又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写出第一首诗的，他解释说如果没有小猫米佐的话，他可能永远成不了诗人，因为正是这猫在他五岁时给了他第一首诗的灵感；然后他背诵了他的第一首诗歌，由于对面的听众不知道他是讲真的还是在开玩笑，他赶紧领头笑了，然后所有人，诗人们和听众也都笑了很久，这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笑）。

当然我们必须提醒大家别忘了秩序。看门人的儿子站起身，说了很多。是的，诗歌晚会开得相当成功，所有的诗歌可以说都是一流的，但是有没有人想过，在我们听到的至少三十三首诗中（如果我们以每个诗人平均背诵至少三首诗来计算），没有一首诗，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但我们能说国家安全问题在国家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是在三十三名之后吗？

接着，那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站起身，她说她完全同意雅罗米尔老同学所说的话，但她要提的问题和他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我们的诗歌很少描写现代的爱情？大家听了以后都在尽量压抑自己的笑声，而五十来岁的女人继续道：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她说，人们仍然在相爱，他们也很乐于读一些关于爱情的东西。

六十来岁的诗人站起身，微微抬了抬头，说刚才那位女同志说得完全有道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难道我们听到爱情就该脸红吗？爱情是什么不好的东西吗？这是个已经上了年纪的男人，但他就不羞于承认，当他看见女人穿着夏天轻盈的衣裙，能够依稀想象出她们轻薄的衣衫下诱人而年轻的身体时，他就禁不住要回头去看。十一个人吃吃地笑开了，笑声很复杂，有淫荡的笑，也有是笑诗人的，而诗人受到鼓励之后继续道：应当送什么给这样的女人呢？也许送一把铁锤外加一束天门冬草？他请她们上家里来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在花瓶里插一把镰刀？不，不会的，他会送她们玫瑰花；爱情诗正像献给女人的玫瑰花一样。

是的，是的，五十来岁的女人激动得不行，她疯狂地表示赞同诗人的观点，诗人从衣服的内兜里掏出一张纸，开始朗诵一首爱情诗。

是的，是的，诗写得非常美妙，五十来岁的女人发表意见道，但接着有一个组织者就站起来说，的确，这些诗句很美，但即便是爱情诗也应该体现一个社会主义诗人的立场。

但社会主义立场应当如何体现呢？五十来岁的女人问道，她完全为这个悲凄地仰着头的诗人着迷了，沉浸在他的诗歌里。

这段时间雅罗米尔一直沉默着，尽管其他所有的诗人都已经发过言了，他知道应该是他说话的时候了；他对自己说是时候了；有一个问题他已经思考了很久；是的，从他经常到画家家里去的时候开始，从他温顺地听现代艺术课和关于新世界的演讲开始，他就已经在思考。唉！又一次，画家在借助雅罗米尔的嘴巴说话，画家的话语和声调再一次通过雅罗米尔的唇迸了出来！

他在说什么？他在说爱情，旧世界里的爱情，由于为金钱、社会、成见所左右，实际上，旧世界里的爱情并不是真正的爱情，而只是爱情的影子。只有在新社会，在扫除了金钱的作用和偏见的影响之后，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爱情才能变得前所未有的伟大。社会主义的爱情诗正应当表现这种伟大的自由的情感。

雅罗米尔对自己所说的很满意，他看见女电影艺术家那双乌黑的大眼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想象着从自己嘴里出来的这两个词，‘伟大的爱情”，“自由的情感”，仿佛帆船一般驶往这双黑眼睛的港湾。

但他才说完，一个诗人就讽刺地笑着说：“你真的认为你的诗歌所表达的爱情比海因里希·海涅的诗歌所表达的爱情更加伟大？或者你认为维克多·雨果的爱情过于渺小了？再不就是马哈[17]或聂鲁达[18]笔下的爱情因为金钱和成见而残缺不全？”

[17] Karel Hynek Mácha（1810-1836），捷克浪漫主义诗人。

[18] Jan Neruda（1834-1891），捷克诗人，作家。

这真是飞来横祸，雅罗米尔不知该如何回答；他的脸涨得通红，他看见那双黑眼睛仍然盯着他，成了他溃败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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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来岁的女人非常满意地对雅罗米尔的同仁表示赞同：“您还希望爱情有什么变化吗，同志？哪怕时代消亡，爱情也永远如此，不会改变。”

诗歌晚会的组织者再一次插话了：“不，同志，当然不是这样！”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反驳雅罗米尔的诗人马上说，“但昨天的爱情与今天的爱情的差别并不在于感情的程度。”

“那么在于什么？”五十来岁的女人问道。

“差别在这里：过去，哪怕是伟大的爱情，总是一种逃避，一种逃避社会生活、令人恶心的社会生活的方式。但是相反，对于今天的人来说，爱情与社会责任，与工作，与战斗是联系在一起的，和这一切形成一个统一体。这才是一种全新的美。”

对面的那排人对雅罗米尔的同仁表示赞同，但雅罗米尔爆发出一阵恶意的笑声：“这美并不存在全新的意义，我亲爱的朋友。难道在过去的时代，诗人就没有完全与他们社会战斗生活相和谐的爱情生活了吗？雪莱的情人都是革命者，并且一起甘冒被焚烧的危险。也许你称这样的爱情为脱离社会生活的爱情？！”

刚才雅罗米尔不知该如何应对同仁的责难，可这回同仁比他还要糟糕，他不仅理屈词穷，而且他的沉默让人觉得（这是不可接受的）过去与现在之间没有差别，新世界并不存在。但是，那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站起身来用质询的口气问道：“那么，您能否告诉我们，昨天与今天的爱情的差别究竟在哪里？”

正在这决定性的时刻，仿佛所有人都进入死胡同，那个拄拐棍装假肢的人插了进来；在前面的讨论中，他一直专心致志地听着，尽管看上去有些不耐烦；这一次他站起身，靠稳了椅子：“亲爱的同志们，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他说。他这一排的人立刻表示反对，说没有必要，他们都认识他。但他打断他们说：“我的自我介绍不是针对你们的，而是针对我们今天邀请来进行讨论的同志。”由于他知道自己的名字对于诗人来说不具任何意义，他简要地介绍了一下他的生平：他在这幢别墅做了三十来年的看门人；在工厂主考科瓦拉的时代他就已经在这里了，那时这里是考科瓦拉的夏季别墅；战争期间，考科瓦拉被逮捕，别墅成了盖世太保的度假地，他也在这里；战后，这房子曾一度被基督教政党没收，而现在，警察局又在这里安顿下来。“根据我这么多年的所见所闻，我可以说没有任何政府像共产党政府这般替劳动人民着想。”当然，如今这个时代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工厂主考科瓦拉的时代，在盖世太保和基督教政党的时代，公共汽车站一直是在别墅的对面。”是的，这很方便，从公共汽车站到他别墅地下室的住处只有十来步路的距离。但是现在汽车站被搬到了两百米开外！他已经到所有能抗议的地方进行了抗议，但是根本没用。“请告诉我，”他用拐杖敲击着地面，“现在别墅属于劳动人民了，为什么汽车站要搬得那么远？”

他这一排的人反驳说（一部分人是出于不耐烦，另一部分人则是拿他取乐）已经和他解释一百遍了，公共汽车现在是停在一个在建的工厂前。

假肢男人回答说他很清楚这一点，但他建议汽车在两个地方都停。

他这排的人说汽车每隔两百米就停一次，这样的行为非常愚蠢。

“愚蠢”这个词冒犯了假肢男人；他宣称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对他这样说话；他用拐杖敲击着地面，气得满脸通红。再说这不是真的，汽车完全可以隔两百米就停，他知道别的汽车线路就有这样的情况，两个站之间距离也很近。

这时组织者之一站起身，一个字一个字地对假肢男人说（他肯定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过），捷克斯洛伐克的公交公司明确禁止在如此近的距离设立两个公共汽车站。

假肢男人则回答说他提议有个折中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可以将公共汽车站搬到工厂和别墅之间。

但大家提醒他说，如果这样工人和警察离汽车站就都不近了。

讨论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分钟，诗人根本无法插进去说话；大家都在对自己相当了解的主题进行讨论，没有给诗人任何发言的机会。假肢男人被自己的同事弄得非常难过，重新怒气冲冲地在椅子上坐下来，大厅里再次安静下来，但是隔壁大厅的乐队声随即就传了过来。

接着，很长的时间里，没人再说什么，一个组织者终于站起身，感谢诗人们今天的到来，并且带给他们如此有意义的讨论。作为访问者的代表，六十来岁的诗人也站起身，说讨论（就像在别的地方一样，总是这么说的）让诗人们受益无穷，诗人们得到的比主人得到的还要多，应该诗人们感谢主人。

隔壁的大厅里传来歌声，大家赶紧围在假肢男人身边去平息他的愤怒，诗人们被撇在了一边。过了一会儿，看门人的儿子和两个组织者一起过来陪他们走向面包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