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买了一张床，安置在一间空空的居所里（他们还没有钱添置其他家具），随后便以一个年过四十、开始新生活的男人所有的一切热情，狂热地投入了工作。

他给在日内瓦的萨比娜打了多次电话。在俄国人入侵一个星期前，萨比娜碰巧到日内瓦办画展，瑞士那些爱画的人出于对她弱小祖国的同情，买了她展出的全部画作。

“多亏俄国人，我才发了财！”她在电话里边说边笑起来。她请托马斯去她的新画室看看，并向他保证，新画室与他在布拉格熟悉的那一间没有多少差别。

他巴不得去看看她，但找不到向特蕾莎解释出门的理由。于是萨比娜来到了苏黎世。她住进一家饭店。托马斯下班后去看她，他在大堂通过电话通知萨比娜，然后上楼到她的房间。她打开门，站在他的面前，修长的漂亮大腿，裸露着，除了短裤和胸罩，头上戴着一顶圆礼帽。她久久地凝望着托马斯，一动不动，一句话也没有。托马斯也呆在那里，一动不动，没有言语。随后，他发现自己是太激动了。他伸手摘下她头上的圆礼帽，放在床头柜上。两人开始做·爱，还是没说一句话。

从饭店回苏黎世那个家（早些天添置了一张桌子、几把硬椅、几张扶手椅和一块地毯）的路上，他自言自语，带着一种幸福感，说他这种生活方式是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就像蜗牛驮着整个家。特蕾莎和萨比娜代表着他生活的两极，相隔遥远，不可调和，但两极同样美妙。

然而，由于他总是带着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如同割舍不了身上的阑尾，特蕾莎也就永远得做那些不变的噩梦。

他们来到苏黎世六七个月后的一天晚上，他回家晚了，到家后发现桌子上有一封信。她告诉他，她已回布拉格去。她之所以走，因为她实在没有力量在国外生活下去。她心里清楚，她在这里对托马斯来说本应是一种支持，但她知道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当初她太幼稚了，原以为国外的生活会改变她。她以为，经历了在占领的日子里她所经历的一切之后，自己已经不再平庸，已经长大、懂事、变得勇敢，但她过高估计了自己。她成为了托马斯的负担，而这又正是她不愿意的事情。她想在不可救药之前承担后果。还请他原谅将卡列宁也带走了。

他吃了药效很强的安眠药，可是直到清晨才迷迷糊糊睡着。庆幸的是，那是个星期六，他可以呆在家里。他反反复复，对形势作了估量：波希米亚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边境已经封闭，与他们离开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电报也好，电话也罢，都无法将特蕾莎唤回来。官方怎么也不会再让她离境的。对眼下的这一切，他怎么也难以相信，可是特蕾莎的出走已是无法挽回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