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是一座泉城，有喷泉，有涌泉。城内的公园里还有音乐台，从前那里总演奏军乐。连大学都掩映在绿树之中。结束了上午的课后，弗兰茨走出大楼。旋转喷嘴里射出的水雾洒落在草坪上；他的心情极佳。从校园一出来，他便径直往女友家去，她住的地方只隔几条街。

他常常到她家稍作停留，不过总是作为亲密的朋友，而绝非以情人身份。要是他与她在日内瓦的画室里做·爱，那么他一天之中就得辗转于两个女人之间，先是妻子再是情妇，或者先是情妇后是妻子，而且，在日内瓦，夫妇按照法国式习惯同睡一床。如此一来，他在数小时内从一个女人的床转到另一个女人的床。对他来说，这样便会辱没了情妇与妻子，最终也辱没了他自己。

近几个月来他迷恋上这个女人，十分珍视这份爱情，因此煞费苦心，为她在自己的生活中创造出一片供她自由支配的空间，一处纯净的世外佳境。经常有人邀请他去外国的大学讲学，现在他对此迫不及待，来者不拒。由于机会还不够多，他便编造出一些代表大会和研讨会来凑数，以使妻子相信他出门有因。这样一来，女友可以随意占用他的时间，并陪伴他。他已带着她在短期内游历了好几座欧洲城市，还有一座美国城市。

“要是你不反对，过十来天我们可以去巴勒莫[12]。”他说。

[12] Palermo，意大利旅游胜地。​

“我更喜欢日内瓦。”她站在画架前，审视着一幅未完成的油画。

弗兰茨开玩笑说：“若不看看巴勒莫，岂不枉活一生？”

“我看过巴勒莫。”她答道。

“什么？”他几乎有点妒羡地问道。

“是一个女友从那儿给我寄了张明信片。我用透明胶带贴在卫生间里，你没看到？”

接着她又说：“听个故事吧，讲的是本世纪初一个诗人。他很老了，常让秘书搀扶着他散步。一天，秘书对他说：‘大师，抬头，看一看！这是从城市上空飞过的第一架飞机！’‘我想象得出！’大师连眼皮也不抬，对秘书答道。噢！你明白吗？我也一样，能想象出巴勒莫。那里有各个城市都有的旅馆、汽车。可在我的画室里，至少每张画都是不同的。”

弗兰茨突然心情忧郁。他太习惯于将性生活和以此为目的的出游联系在一起。“到巴勒莫去！”是一个情欲的明示。对他来说，“我更喜欢日内瓦”这声回答只意味着一件事情：女友不想再要他了。

面对情妇时没有安全感，对此该作何解释呢？他没有任何理由不自信！在他们相遇不久之后，采取主动的是她，而不是他。他是个英俊的男人，正处学术生涯的顶峰，在专家的论战之中他所表现出的高明与执著甚至令同行忌怕。那么他为什么终日牵挂，担心女友会离他而去？

我只能作出这样的解释：对他而言，爱情并不是社会生活的延续，而正与之相反。对他来说，爱情是一种甘心屈从于对方的意愿和控制的热望。委身于对方就如同投降的士兵一样，必须首先缴械。因此，自己没了防备，他便止不住担心那致命的一击何时降临。所以，我可以说，爱情之于弗兰茨，就是对死亡的不断等待。

当他深陷在自己的惶恐之中时，女友搁下画笔，走出了房间。她回来时拿着一瓶葡萄酒，默默地打开酒瓶，斟满两杯。

他感觉胸口一下如释重负。“我更喜欢日内瓦”这几个字并不意味着她不愿与他做·爱，恰恰相反，在异国城市匆匆逗留，两人独处的时光实在有限，她有些受不了。

她举杯一饮而尽。弗兰茨也拿起他那杯喝了下去。发现拒绝去巴勒莫的建议实际上不过是为了求欢，他一定感到心满意足。可是他很快又觉得有些遗憾：女友已决意违反他在两人关系中引入的纯粹原则；她不明白，为了捍卫爱情，使之免于流俗，且将之彻底独立于婚姻之外，他多么焦虑，不安，付出了多少努力。

不与情妇在日内瓦做·爱，实际上是他对自己作为有妇之夫的一种惩罚。他这样活着，像是个错误，又像是个缺憾。与妻子的性生活基本上乏善可陈，不过他们依然同床，夜晚他们会被对方刺耳的气息弄醒，呼吸着彼此的体臭。他当然更想单独睡，但同床仍旧是婚姻的标志，而标志，我们都知道，是不可触碰的。

每次他上床躺在妻子身边时，他总想到他的女友也正想象着他上床在妻子身边躺下。每次这个念头都令他羞愧。因此，他希望与妻子睡觉的床和他同情人做·爱的床，尽可能离得远远的。

她又为自己倒了一杯，喝下一口，然后默不作声，带着一种奇怪的漠然神情，仿佛弗兰茨不在身边似的。她缓缓地脱去罩衫。那动作像是戏剧课的学生在即兴表演，要旁若无人地表现出独处时自己的本来面貌。

她身上只剩半截裙和胸罩。然后（似乎她是突然记起屋子里还有人），她长时间地望着弗兰茨。

这目光看得他很不安，因为他不明其意。情人之间都会很快形成一些游戏规则，也许他们意识不到，但这些规则拥有法律般的效力，不可违抗。她刚才看他的目光超越了规则，与他们平日相拥之前的眼神和动作毫无共同之处。那眼神既无挑逗亦无媚态，不如说是一种诘问。只是弗兰茨根本不明白那一眼究竟是在诘问什么。

她脱下裙子，抓住他的一只手，拉着他转向几步外斜靠在墙上的一面大镜子。她紧拽着他的手不放，望向镜中，以那种深长的诘问的目光，一会儿看她自己，一会儿看他。

地上，镜子的下边，有个假头，上面戴着一顶旧圆礼帽。她弯下腰，拿起帽子，将它安在自己头上。镜中的影像马上变了：出现了一个只着内衣的女人，美丽而又冷漠，难以接近，头上戴的那顶圆礼帽显得很不协调。她手牵着一位身穿灰色西服、打着领带的男子。

他再一次惊诧地发现自己如此弄不明白自己的情人。她宽衣并非为了向他求欢，而是要和他开一个古怪的玩笑，来一出两人间的私密机遇剧。他微微一笑，表示理解和默许。

他以为她会对他报以微笑，但他的期待落空了。她仍抓着他的手不放，目光轮流地打量着镜中的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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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机遇剧持续的时间超过了极限。弗兰茨觉得这场闹剧（当然，他乐意承认的确有趣）拖得太长了一点。他小心翼翼地用两个手指夹住那顶圆礼帽，微笑着从萨比娜头上取下来，将它放回底座上，如同为圣母马利亚像拭去被顽童涂上的胡须。

她仍一动不动地呆了好几秒钟，在镜中凝视着。弗兰茨便不断温柔地亲吻她，再次恳请她十天后陪他一块儿去巴勒莫。这次她没有回绝，于是他就离开了。

他又恢复了好心情。他一辈子都在咒骂日内瓦是个烦心之都，可今天它看起来既美丽又充满奇遇。他转过头去，抬眼望向画室的玻璃窗。时值春末，天气热了，所有的窗子都拉上了条纹帘子。弗兰茨走到一处公园，远处的上空，浮现出东正教教堂的一片圆顶，宛若几只金球，在坠落之前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托住，悬在空中。很美。弗兰茨走向码头去搭乘客轮，客轮将他载回湖对面的右岸，那是他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