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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轻与重 · 6

[捷克]米兰·昆德拉2018年08月30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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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碰头弄得托马斯情绪低落。他责怪自己竟然上当,被谈话的轻松语气给骗了。他竟然没有拒绝和那警察说话(对当时的情况,他毫无准备,也不知道什么是法律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他至少应该拒绝跟那人去咖啡馆,像跟老朋友似的一起去喝一杯吧!万一要是有人看见他们在一起,万一要是有人认得那家伙,那他一定会认为托马斯是警方的耳目!为什么要跟这警察说他的文章被砍了呢!根本没有道理嘛,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一情况?他对自己深为不满。

大约过了半个月,那个内务部的人又来了。像上次一样,他提出到对面咖啡馆去,可托马斯表示还是在他的诊室为好。

“我很理解您,大夫。”那人笑着说。

但这句话刺激了托马斯。内务部的人刚才的口气,就像一个棋手指出对方刚刚下了一着错招。

他们面对面地,各自坐在一张椅子上,中间隔着托马斯的桌子。开始十分钟,他们只聊流感的事,说到处都在闹流感,然后,那人换了话题,说:“我们已经研究了您的情况,大夫,如果不是您,那么事情就简单多了。不过我们必须考虑到公众舆论。无论是您有意还是无意,您那篇文章正好为反共的歇斯底里助了力。我就不相瞒了,已经有人向我们提出,因为您那篇文章,要把您送上法庭,法律中就有那么一条,叫公开煽动暴力罪。”

内务部的人说完停了一下,盯着托马斯的眼睛。托马斯耸耸肩。那人又以安慰的口吻说:“当然我们没有接受这个主意。无论您的责任有多大,社会都需要您待在能让您发挥才能的位置上。您以前的那个主任非常器重您。我们还找您的病人做了调查,您是位非常了不起的专家,大夫!谁也不能非要求医生懂政治,您是被人愚弄了,大夫。必须想个办法弥补。所以我们给您草拟了个声明,我们觉得您应该把它交给媒体。然后,我们会尽可能让它在适当的时候刊登。”说着,他将一张纸递给了托马斯。

托马斯看了上面写的,猛吃一惊。这比两年前主任要他写的那份东西糟糕得多!纸上所写的,再不只是关于收回关于俄狄浦斯一文的声明,还有热爱苏联以及忠于共产党等等句子,上面还有对某些知识分子的谴责,说他们一心想将国家引入内战,尤其是对作家周刊编辑部和那个背有点驼的记者(托马斯从没跟他说过话,只是见过他的名字和照片)的揭发,说他有意欺骗作者,篡改作者文章的意思,把文章改成一篇反革命宣言;上面还写道,那些人都太怯懦,不敢自己站出来写那样的文章,于是就存心把一个天真幼稚的大夫当挡箭牌。

内务部的人看出了托马斯眼中的惊恐。他向前探了探身子,很友善地拍了拍桌子下面托马斯的膝盖,说道:“大夫,这不过是草稿!您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想换个方式什么的,也未尝不可,完全可以再商量。说到底,这是您的文字!”

托马斯立刻把纸片递给警察,好像害怕多留在手中一秒钟似的。他几乎已经想象着人们会在纸上发现他的指纹。

内务部的人没有伸手去接,而是张开双臂,装作很吃惊的样子(就像教皇站在阳台上为子民祝福时一般),说:“可是,大夫,为什么要把它还给我呢?得留下。回家去再好好考虑一下。”

托马斯摇摇头,仍然耐着性子伸着手,手里捏着那张纸片。内务部的人终于不再做出一副教皇祝福子民的模样,作了让步,接过纸片。

托马斯想跟他斩钉截铁,把话挑明,绝不会写一个字,也绝不会在纸上签名。不过话临出口前,他还是改了语气,平静地说:“我又不是文盲。为什么非要在不是我写的东西上签名?”

“很好,大夫,那么也可以换个方式。您先自己写,然后我们再一起看看。您刚才看到的东西,至少可以给您做个样本。”

警察的提议,为什么托马斯没有立刻断然拒绝呢?

他很快作出了推断:这样的声明除了用来灭整个民族的志气(这也正是俄国人的基本战略发展方向),警察在他的这个案子上恐怕还有更明确的目的:也许他们正准备对托马斯寄去文章的那家周刊的记者提起公诉。在这种情况下,托马斯的声明便成了他们的一项证据,他们可以用来发动新闻媒体的攻势来整那些记者。如果托马斯当场就断然拒绝,他就面临危险,警方就有可能把他们早就准备好的声明加上托马斯的假签名刊登出来。到时不会有报纸再刊登他的否认声明!再也不会有人相信托马斯没有写过那篇文章,没有在声明上签过字!他已经很清楚人们的心理,他们从别人的精神耻辱中得到无比的快乐,根本不愿意有什么解释来糟蹋这份快乐。

于是托马斯给警方一丝希望,表示自己去写声明,以此争取时间。第二天,他就开始着手写辞职信。他设想(设想得很正确)自己一旦自愿沦落到社会最底层(那时已有别的学科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都降到了社会最底层),警察就再也不会抓着他不放,不会再对他有什么兴趣。那样的话,他们便不会去发表所谓由他自己签名的声明,也绝对不会有人相信。谁发表这种无耻的公开声明只会高升,而不是沦落。

在波希米亚,医生是国家公务员,国家可以剥夺其职位,但并不一定非这样做不可。跟托马斯谈辞职事宜的那位官员了解他的声望,也很赏识他,试图说服托马斯不要走。托马斯这时突然发现,自己还拿不准所做的选择是否正确。但他已经感觉到,他已通过某种忠诚的誓言和他的这一决定联系在一起,于是他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就这样,他成了一名玻璃窗擦洗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