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学回家，我间或能碰见下班回来的朱裳父母，她父亲鼻梁上架了副眼镜，黑色窄边，金属镜架。少言寡语，但举手投足透着一股亲切和善。她母亲也很少说话，却总让我感到一股冷漠淡然，然后想起翠儿的好处。他们偶尔在楼道里遇见同事，朱裳爸爸常寒暄几句，聊一小阵子单位里的大事小情，朱裳的母亲只点点头，在他们聊天的时候检视一下自己剪裁精准的衣服，从上面捡下一两点线头。我也在楼道里听过朱裳父母之间的对话，话题多集中于饮食的调节以及冷暖变化及其对策。我以前总是纳闷，街面上日日在自己面前飘然而过的那些美若天仙的姑娘们回家后都和谁睡觉。观察过朱裳父母之后我清楚了，就是和朱裳爹这种人。这种人坐不出龙椅和马扎的区别，赏受着上等的女人，无知无觉，问心无愧，如得大道。否则的话，对绿帽子的担心，就会让他少二十年阳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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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在厨房里浸淫二十年厨艺的朱裳妈妈，再遇上旧日的大流氓们，心里是什么感觉。那些大流氓现在可能都是董事长总裁了，出门都带保镖，至少有人拎包，前呼后拥，坐虎头奔驰。朱裳妈妈会不会想，或是至少想过，男人就不该挣有数的钱，就该如此风光。她如果这么想过，有没有和朱裳爸爸提及，朱裳爸爸如何应对。

终于有一次听老流氓孔建国交待，朱裳妈妈第一次抱住的那个目光凶狠凌厉的男孩，现在已经是富甲一方的人物了。他的公司什么都做，从介绍婚姻拉国际皮条，到防弹衣军火，也做布料成衣，所以和我搞服装出口的爸爸也算是半熟脸的朋友。我见过那个家伙一次，那是个酒会，自助，有三文鱼，有龙虾，有很甜的葡萄酒，所有参加的人都穿得很正式，端着一杯酒走来走去，和认识的人表示重又相见的惊喜，跟不认识的人露出微笑。我别别扭扭穿了身西服，借五楼邻居大哥的，跟了我爸去白吃。我看见那个大流氓，大背头，大皮鞋，大金链子，亮头油，也是个脑袋巨大的人。他周围的人都看着他，听他滔滔不绝而又从容自得地讲着什么。他的三个保镖在屋子里也戴着墨镜，左右及身后各有一个，三个人同时照应前方，又不挡这个大流氓的光辉形象。我爸爸凑上去搭讪，他目光凌厉地看了我一眼，对我爸夸我狡猾可喜，时代这么好，不出来干而去念书，真是可惜。我说，叔叔，我还小。为什么你的保镖不换成女的？头发到肩膀，油光水滑的那种。

“听人讲，你妈妈曾经很出名。”我问朱裳。

“爸爸很少讲，妈妈也很少讲。只是和爸爸上街，爸爸有时会指给我看，对我讲：‘瞧，那个一脸横肉的家伙差点当了你爹。瞧，那个右手少了三个指头的人差点当了你爸。’”

“咱爹真逗。”

“我对他讲：‘我才不要那样的人当我爹呢。’”

我实在听不进数学老师在讲什么。

屋子里暖气烧得很冲，屋子里的四十八张小脸红乎乎的。如果我睁眼看着数学老师，几分钟以后，我就只能看到老师硕大整齐的牙齿，然后从里面骨碌骨碌滚出一个一个音节，仿佛一个个亮亮的骰子，落在地上，发出清脆但是毫无意义的响动。所以我索性用课本、教参和习题集在课桌上垒起高高的一堵墙，挡住数学老师雄壮而洁白的牙齿，自己翻出一卷《小

山集》，有一搭无一搭地念。对于数理化，我每学期都是自己把教科书念完，找一本习题做完，然后就考试，及格问题不大，比及格线高多少，就看老师的心情和我的悟性了。剩下的上课时间，我胡思乱想，看各种杂书。

我佩服那些刻苦用功看正经书的学习牲口们。老师经常暗示我们，由于有他们的强势存在，我们这种混混的将来是会很悲惨的。我们班上最著名的牲口是个丰·满而俏丽的胖燕，她的脸颊永远桃红。她为了专心听讲，和老师反复央求，调到了第一排，安稳静好地坐着，仿佛一座灯塔。除了上厕所，胖燕一动不动。我问张国栋，胖燕吃什么？张国栋说，她吃智力糖。智力糖是白色的糖块，做成12345的形状，还有加减乘除各种符号。胖燕的吃法是先吃个1再吃个加号，再吃个4再吃个等于号，最后吃个5。即使这样，胖燕还是长肉，她周围的人反而是越来越瘦。最惨的是桑保疆，他和我换了座位，进入了胖燕的辐射范围，三个月之后，被割了阑尾。第四节课快结束的时候，我和张国栋常感觉饥饿难忍，就看看胖燕，她思考或是生气的时候，隔了几排座位，我们还能闻见炖肉的香味。有一阵，张国栋对胖燕产生了某种迷恋，在胖燕离开座位上厕所的极短时间，张国栋一步窜过去，一屁股坐到胖燕的椅子上，闭上眼睛，身体左右蹭蹭。张国栋回来告诉我：“温暖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