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保疆在我们的搀扶下回到宿舍，他在那天的剩余时间里一直在说话，说的只有一句：“教导主任，我操你妈。”

在教导主任眼里，还有另外一些人，从小就注定让别人不安分。比如翠儿，比如朱裳，女孩是好女孩，脸好，腰好，腿好，都好。可是想起校门口那些不三不四晃来晃去的小流氓们，多数都是等翠儿和朱裳这样姑娘的，教导主任不由得叹了口气。

“怎么可能没问题呢？听说校园里流传着一些黄书，不是手抄本便是国外的黄色画刊。还有他们自编的黄曲儿。联系起来，问题就清楚了，先是看了黄书，激发这些臭小子们的创作欲·望，于是有了黄曲。还有厕所……”想起厕所，教导主任又有了一种想使用不文明语言的冲动。

“这帮小混蛋！摊开作文纸，好人好事、‘记一次有意义的活动’，打死也写不出八百字。进了厕所，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话要说。”不仅有中文，还有英语。不仅有普通话，还有方言。不仅有文字，还有插图。不仅墙上有，门上有，水泥地上也有。教导主任刚让工人把一块不平整常常积尿的地面用水泥补平，回来就发现未干的水泥地上多了一条薛蟠填的词：“女儿乐，一根鸡巴往里戳。”不仅有原创，还有改编，再创作，或许好好一部《金瓶梅》，就是由于这种机制沦落成淫书的。

“明天一定找人用黑漆把大便池的门全部油一遍。”教导主任反复在楼道里和我们班主任说。

下课铃响了。

一二楼的低年级学生从各个教室涌出教学楼，大呼小叫，手里挥舞着乒乓球拍像村民执刀械斗般冲向楼下的水泥乒乓球台。高年级学生在楼上窗口不怀好意地看着，瞧准时机扔下一把粉笔头，等低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仰头准备咒骂列祖列宗的时候，再把自己身后一个无辜的人推向窗口。

我瞥见在这一片嘈杂声中姓肖的班长庄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抻了抻衣襟让运动服上“阿迪达斯”三叶状的商标更加舒展，右手掠了掠头发，向朱裳的座位走去。我们生产出逼真版阿迪达斯圆领衫之后，班长是惟一没向我们要的，他自己去买了一件，他的“阿迪达斯”是绣在左胸口上的，和我们的印刷作品明显不同。

张国栋从骨子里瞧不上他，觉得像他这样一个面白无须，爱打小报告，好色却绝对作风严谨的人，应该生活在那个太监属于正当职业的年代。其实，张国栋也承认班长还是挺出众的，脑子里没有任何出众的地方除了出众的仔细。仔细地做每一件事情，仔细地说每一句话。或许就是这种仔细让他当上了班长。听他小学的同学讲，小学的时候，教室前面挂毛主席的像，他就很认真地看着。到了中学，班长便习惯性地把那种敬爱的目光投给班主任，并且能背出班主任所有发表过的朦胧诗。于是班主任就像指定接班人一样表情严肃地把班长的职务交给了他，并且尽可能地伙同其他老师尽量给他高分。她教的语文自然不用说，她说“拟人和排比用得好，作文满分”，没人和她争。数学老师就不象话了，他给肖班长步骤分：写个相干不相干的方程，给分。写几个步骤不计算，给分。写个单位，给分。实在不行了，就说：“他虽然写错了，但是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的思想是对头的。”

张国栋跟我讲过，三楼男生厕所第二个蹲坑的门上有两行字：“到哈佛读书，做朱裳老公。”

张国栋说：“咱们班长理想远大。我认得他的字。俗甜。”

“你的理想呢？”我问。

“挣钱。还有……”

“什么？”

“如果我和咱们班长的理想要是都实现了，我就尽全力让他戴绿帽子。开了奔驰600到他家楼下，用手机和朱裳叙旧。不急不躁，慢慢地聊。聊第一次请朱裳跳舞，朱裳夸我乐感好，步子踩得特别顺畅，不会跳的姑娘也能被带着满场跑。我夸朱裳轻，一推就走，手一勾就回到我的怀里来。聊两个人都觉得烦了，不约而同地在晚上十二点来到学校操场，两个人相依而坐，周围一片黑暗，除了熬通宵打麻将的灯光和窥探我们的星星、月亮。大地一片静寂，除了我的呼吸和朱裳的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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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班长走到朱裳身边，用右手食指轻轻敲了敲朱裳的课桌，等朱裳意识到他的存在，左手一伸，递给朱裳一本《西方美术史》。

“还给你，多谢了。真是挺好看的。现在这样好的装祯已经不多见了。‘三联’版的书就是高别人一等，价钱还特别便宜。是在哪儿买的？”

“三味书屋。”

“怎么走？我也想逛逛，但是对西边不熟。”

“天安门再往西骑。”

“哎呀，我最怕找地方了，明天上完课，陪我去一趟好不好？就算帮助同学了。怎么样？晚饭我请，西单附近我熟。”

“我也忘了怎么走了。”

“是吗，那就算了。这本书里你最喜欢哪幅画？我最喜欢米开朗基罗的那幅壁画，《创世纪》。那么宏大、深邃、有力量，中国人是万万画不出的。除了远古时代的岩画，中国人没画出过什么有男人味的东西。米开朗基罗真是了不起。”

肖班长的“米开朗基罗”五个字发得字正腔圆，发音的时候脸上有股不细看看不出的得意。

我从旁边课桌上爬起来，睁开半睡的眼睛大声问：“你知道米开朗基罗为什么味大吗？”

“他是天才。庸俗的人不能贬低的真正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