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情逐爱

犹如一场高傲的围猎

——希尔·维森特[1]

[1]希尔·维森特（Gil Vicente，1465-1536)，葡萄牙剧作家、诗人。

圣地亚哥·纳萨尔被杀的那一天，清晨五点半就起了床，去迎候主教乘坐的船。夜里他梦见自己穿过一片飘着细雨的榕树林，梦中他感到片刻的快慰，将醒来时却觉得浑身都淋了鸟粪。“他总是梦见树。”二十七年后，回忆起那个不祥的礼拜一的种种细节时，他的母亲普拉西达·利内罗这样告诉我。“之前那个礼拜，他就梦见自己一个人坐着锡纸飞机，自由自在地在巴旦杏树林里飞行。”她对我说。她以替人解梦赢得了名声，只要在早餐前把梦讲给她听，她便能准确无误地详释一番。可她没有从自己儿子的这两个梦中瞧出什么端倪；他在被杀之前的好几个早晨都向她说起与树有关的梦，她却没有看到丝毫噩兆。

圣地亚哥·纳萨尔自己也没有任何预感。那天晚上他和衣而眠，睡得不长，也不踏实，醒来时觉得头痛得厉害，嘴里像是含着铜马镫的碎屑。他以为这是婚礼上饮酒欢闹的结果，那场婚宴直到后半夜方才结束。此外，从他清晨六点零五分离开家，到一个钟头之后像挨宰的猪一样被人刺死，这期间许多人见过他，都记得他略有些疲倦，但心情似乎不错，他对遇到的每个人都不经意地说过一句：多美的一天啊。可谁也拿不准他指的到底是不是天气。一些人不约而同地回忆说，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海风拂过香蕉园徐徐而来，算是那个时节里惬意的二月天了。但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那天早晨阴郁凄凉，天空浑蒙而低沉，四下弥漫着死水的浓重气味，在那个不幸的时刻还下了一阵小雨，正如圣地亚哥·纳萨尔在梦中树林里见到的景象一样。那时的我正在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温存的怀抱里，从婚礼狂欢后的倦怠中渐渐缓过劲儿来。教堂的警钟敲响时，我还没有彻底睡醒，以为那是迎接主教的钟声呢。

圣地亚哥·纳萨尔穿的是未浆过的白色亚麻裤子和衬衫，跟前一天参加婚礼时穿的一样。那是一身出席特殊场合的礼服。倘若不是迎接主教，他就会换上卡其布外套和马靴，每逢礼拜一去圣颜牧场的时候，他都是这身打扮。牧场是从他父亲手中继承来的，他小心谨慎地经营着，可惜财运不佳。在牧场上，他腰里总别着点三五七马格南手枪，据他说，手枪的钢弹头能把一匹马拦腰击断。到了打山鹑的时节，他还会架上猎鹰。他的枪械柜里收藏着一支曼利彻尔—施奈尔三零点零六来复枪、一支荷兰造马格南三〇〇来复枪、一支装有双倍望远镜瞄准器的大黄蜂点二二步枪和一支温切斯特连射步枪。跟他父亲一样，他睡觉时总要把手枪藏在枕套里，可那天出门前他却卸下子弹，把手枪收进了床头柜的抽屉。“上了子弹的枪，他不会随便乱放的。”他母亲告诉我。这一点我清楚，我还知道他会把枪放在一个地方，而把子弹藏到相隔较远的另一个地方，这样一来，即便偶然有人禁不住诱·惑，也无法在他家里把子弹上膛。这条明智的规矩是他父亲传下来的，因为有一天早晨，一个女仆抖弄枕套想取出枕头的时候，手枪摔到地上走了火，子弹击穿房间里的橱柜，透过厅堂的墙，像在战场上似的尖啸着飞过邻居家的餐厅，把广场另一端教堂主祭坛上真人大小的圣徒像打成了一堆石膏粉末。当时圣地亚哥·纳萨尔还是个孩子，但那次倒霉的教训让他难忘。

母亲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正快步走过卧室。他想摸着黑钻进浴室，从药箱里找出一片阿司匹林来，母亲被他吵醒了。她打开灯，看见他正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水。从此以后一想起他，她眼前就浮现出这个场景。圣地亚哥给她讲了刚做的梦，可她没留意梦中的树。

“凡是梦见小鸟，都是身体健康的预兆。”她说。

当我重返这个被遗忘的小镇，想将散落的残片重新拼成记忆之镜时，我看见她卧在吊床上、苦熬暮年的最后光阴，她曾经就在这同一张吊床上用同样的姿势端详着自己的儿子。即使在白天，她也辨别不出旁人的轮廓。她的太阳穴上贴着几片草药叶子，用来缓解儿子最后一次走过卧室时给她留下的永难治愈的头痛。她侧着身子，抓住吊床一头的绳结想坐起来。房间的昏暗处弥散着那个罪恶的清晨曾令我惊悸的洗礼池的气味。

我刚跨进卧室的门槛，她就把我与记忆中的圣地亚哥·纳萨尔混淆起来。“他就站在那儿，”她对我说，“穿着一身清水洗过的白色亚麻衣裤，他皮肤太嫩，受不了上浆衣服的粗硬。”好长一段时间，她呆坐在吊床上，嘴里嚼着独行菜籽，直到儿子归来的幻象从眼前消散，她才叹了口气说：“他就是我的命。”

我在她的回忆里看见了圣地亚哥·纳萨尔。一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他刚满二十一岁。他身材颀长，面色苍白，继承了父亲阿拉伯人的眼睑和鬈发。他是一对纯为利益结合、从未享受过幸福的夫妇的独子，可他似乎跟父亲相处得很融洽。三年前父亲突然去世，他跟孀居的母亲继续愉快地生活了一段时间，直到那个礼拜一被人刺死。他继承了母亲的天性，从父亲那儿则自幼学会了操持枪械、爱护马匹、驾驭鹰隼，还习得了父亲的勇气和审慎。父子俩讲阿拉伯语，但是从不当着普拉西达·利内罗的面说，生怕她觉得受到排斥。他们在镇上从来不带武器，仅有一次，人们看见他们把训好的鹰隼带出来，那是为了去赈济义卖会上做高空围猎表演。父亲的死迫使他在中学毕业后辍学，接手经营自家的牧场。圣地亚哥·纳萨尔有不少优点，他生性快·活、为人平和、心胸宽广。

在他即将被害的那一天，母亲见他穿着一身白衣服，以为他弄错了日期。“我提醒他今天是礼拜一。”她告诉我。可他解释说，穿礼服是为了万一有机会，他想吻主教手上的戒指。她对此却丝毫不感兴趣。

“主教不会下船的，”她说，“出于义务，他会同往常一样念一段祝祷词，然后就原路返回。他讨厌这个镇子。”

圣地亚哥·纳萨尔知道她是对的，但教堂的华丽壮观对他而言有种无法抗拒的魅力。“就像进了电影院。”有一回他对我说。而他母亲在主教莅临的那一天操心的唯一一件事，只是别让儿子淋了雨，因为她已经听到圣地亚哥·纳萨尔在梦里打喷嚏了。她劝他带上把雨伞，可他却挥挥手向她告别，走出了房间。那是母亲最后一次见到他。

厨娘维多利亚·古斯曼很确定地说那天没有下雨，而且整个二月都没有雨水。“正好相反，”在她临死前不久我去探访时，她这样说，“日头很足，天热得比八月间还早。”圣地亚哥·纳萨尔走进厨房的时候，她正把三只兔子剁成块儿准备做午饭，几只垂涎的狗围着她打转。“他起床时总是一副没睡好的颓丧相。”维多利亚·古斯曼毫无感情地回忆道。她的女儿迪维娜·弗洛尔那时正是含苞待放的年龄，她按每个礼拜一的惯例，给圣地亚哥·纳萨尔端上一杯兑了甘蔗烧酒的苦咖啡，帮他摆脱头天夜间留下的疲惫。宽敞的厨房里，火苗呼呼地燃着，母鸡趴在笼架上，有种悄然诡秘的氛围。圣地亚哥·纳萨尔又嚼了一片阿司匹林，坐下来呷了几小口咖啡，慢慢地思考着，眼睛没有离开过那两个在炉台边掏洗兔子内脏的女人。维多利亚·古斯曼虽然上了年纪，身材却没有走形，她的女儿则有点野性，似乎被正在发育的腺体鼓噪得憋闷不安。当女孩来收空杯子的时候，圣地亚哥·纳萨尔一把攥住了她的手腕。

“是该驯一驯你的时候了。”他对她说。

维多利亚·古斯曼朝他亮了亮沾满血的刀。

“把手撒开，白佬，”她厉声喝道，“这杯水你喝不成，只要我还活着。”

她在最光艳的少女时代曾被易卜拉欣·纳萨尔引诱过。他在牧场的牲口棚里偷偷同她幽会了几年，激情退却后就把她带回家做了女佣。迪维娜·弗洛尔是她和最后一个情人的女儿，这姑娘认为自己注定会被圣地亚哥·纳萨尔悄悄弄上床，这个念头让她过早地开始焦虑。“像他那样的男人再也没有了。”迪维娜·弗洛尔对我说，此时的她身形臃肿，容颜衰老，身边围着其他几场情事留下的儿女。“跟他父亲一样，”维多利亚·古斯曼回了一句，“都是下流坯。”但是当她回忆起自己剖开兔子把热气腾腾的内脏扔给狗吃时圣地亚哥·纳萨尔那一脸惊骇的样子，她也不禁打了个寒战。

“別那么野蛮，”圣地亚哥对她说，“你就想想，假如它是个人。”

维多利亚·古斯曼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明白，一个习惯了屠宰毫无防范之力的牲口的人，怎么会突然变得那么恐惧。“我的上帝！”她吃惊地叫道，“原来那一切都是预兆！”然而，发生凶案的那个早晨她太过愤恨，于是继续把兔子的内脏扔给狗吃，存心要给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早餐添些恶心。就在这时，主教乘坐的汽轮抵达码头，轰鸣的汽笛声唤醒了整个小镇。

那栋房子原来是一座两层的货仓，粗糙的厚木板墙壁，锌皮尖屋顶，兀鹫站在屋顶上注视着河港里的垃圾。建造货仓的时候正值河运便利，许多海上驳船甚至一些高桅帆船都能冒险通过河湾的沼泽地开到这里。内战结束后，当易卜拉欣·纳萨尔和最后一批阿拉伯人来到这个小镇时，由于河水改道，海船已经开不进来，货仓也就闲置了。易卜拉欣·纳萨尔以极便宜的价钱把它买下，预备开一家他从未经营过的进口物品商店。直到他要成家时，才把房子改造成了住所。他在底层辟出一间大的厅堂，处理一应杂务；又在房子后面盖了一间马厩，养了四匹马；还加了几间用人房和一个供牧场使用的厨房，厨房的窗户朝向码头，河水的臭气随时都会飘进来。厅堂里唯一原封未动的是一架从遇难沉船上抢捞出来的螺旋形楼梯。二楼是从前的海关办公室，现在隔出两间宽敞的卧房和五间小寝室，那是为他预想中的众多儿女准备的。他还建了一个木制阳台，可以俯瞰广场上的一排排巴旦杏树。三月的每个下午，普拉西达·利内罗都会闲坐在那儿排遣寂寞。房子正面的大门被保留下来，安了两扇用车床旋过的木头做框的落地窗户。屋后的大门也保留了下来，只是稍微改高了些，方便马匹出入，同时仍可利用旧码头的一部分。后门用处最多，从这里可以直接去往马厩和厨房，而且它还临着通向新码头的大街，无需从广场绕行。正门除了节日以外，通常都上着门闩。然而，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的人恰恰就守在正门，而不是后门；圣地亚哥也正是从这扇门走向码头去迎接主教的，尽管为此他不得不围着院子绕上一圈。

没有人能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致命的巧合。从里奥阿查来的预审法官也一定有所觉察，他虽然不敢承认，但却竭力想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一点在预审报告中表现得很明显。朝向广场的正门被提到多次，而且像在惊险小说里一样被称为“死亡之门”。事实上，唯一合乎情理的是普拉西达·利内罗的解释，她以母亲的智慧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儿子穿礼服的时候，从不打后门进出。”但这个真相太过简单，法官只把它列在一条旁注里，根本没有写入预审报告。

至于维多利亚·古斯曼，她一口咬定她和她的女儿都不知道有人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直到多年以后，她终于承认在他走进厨房喝咖啡之前，她们已经听说了那个消息。清晨五点钟，一个过路的女人上门讨牛奶喝的时候告诉了她们，还透露了行凶的原因和准备下手的地点。“我没有提醒他，我以为那只是醉鬼的疯话。”她对我说。然而，迪维娜·弗洛尔在她母亲过世后向我坦白，她母亲没有告诉圣地亚哥·纳萨尔，是因为打心底里希望有人杀了他；而她自己也没有说，则是因为当时的她不过是个吓坏了的小丫头，拿不了主意。当圣地亚哥·纳萨尔攥住她手腕的时候，她更是吓得魂飞魄散，那只手如石头一般冰凉，活像死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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