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六日上午，贝尔纳·里厄大夫走出诊所，到楼梯平台中间绊到了一只死老鼠，当即一脚踢开，也并没在意，就下楼去了。可是到了街上，他忽然想到那只老鼠不该死在那地方，于是返回，要告知门房。面对米歇尔老先生的反应，里厄大夫就更加明确地感到他的发现异乎寻常。乍一碰到这只死鼠，他只是觉得有些蹊跷，而门房却把这视为一种诬蔑。门房绝不容忍，断言这楼里绝没有老鼠。里厄大夫则向他保证说，二楼的楼道上就是有一只，大概死了，可是白费唇舌，米歇尔先生还是坚信不疑：这楼里没有老鼠，而这只老鼠，一定是有人从外面带进来的。总之，是一场恶作剧。

当天晚上，贝尔纳·里厄站在楼道里，要摸出钥匙来，才好上楼回家，他忽然发现一只大老鼠从楼道的幽暗深处溜出来，身子摇摇晃晃，皮毛全湿了。老鼠停下来，似乎要保持平衡，随即跑向大夫，又停下来，原地打了个转，轻轻叫了一声，最终倒地，从半张的嘴里咯出血来。大夫瞧了它半晌，上楼回家了。

他想的不是那只老鼠，而是念念不忘咯出的血。他妻子病了有一年了，准备次日动身去一家山区疗养院。他见妻子按照他的嘱咐，躺在他们的卧室里。旅途劳顿，她要养足精神。她笑脸相迎，说道：

“我感觉很好。”

大夫端详在床头的灯光下转向他的脸庞。妻子三十岁了，尽管一副病容，可是在里厄看来，这张脸始终保持着青春，也许是这嫣然一笑驱走了其余的一切。

“能睡就多睡会儿，”里厄说道，“护士明天十一点来，我送你们去车站，赶十二点的火车。”

他亲了亲妻子微微潮湿的额头。那笑容一直送他到门口。

第二天，即四月十七日，早上八点，大夫出门，被门房拦住。门房指责有人搞恶作剧，又把三只死鼠撂在楼道中间。老鼠浑身是血，估计是用大号老鼠夹子捕杀的。门房拎着死鼠的爪子，在门口守了好一会儿，想用冷嘲热讽来激那些坏蛋现出原形。然而一无所获。

“哼！那些家伙，”米歇尔先生说道，“早晚会让我给逮住。”

里厄大为不解，决定去城边街区巡诊，那里住着他的最穷困的患者。这些街区清理垃圾要晚得多，他的汽车在飞扬的尘土中，驶过一条条笔直的街道，车身几乎擦着撂在人行道边上的垃圾箱。大夫在这样驶过的一条街上，计数有十二只死鼠扔在烂菜叶和肮脏的破布片中间。

大夫探视的第一个患者正躺在床上。房屋临街，既是卧室，又当餐厅。患者是个西班牙老人，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他面前的被子上，放着两个盛满鹰嘴豆的小锅。大夫进来时，这位老哮喘患者正半坐在床上，他见大夫进来，身子便往后一仰，想调一调高低不平的急促喘息。他妻子拿来一个小盆。

“嘿，大夫，”患者在打针时说道，“它们跑出来了，您看到了吧？”

“是啊，”他妻子也说道，“邻居拾到三只。”

老人搓着手。“它们跑出来了，所有垃圾箱里都看得见，是饿的！”随后，里厄无须费力就观察到，全街区的居民都在议论老鼠。

他巡诊完便回家了。“有您一封电报，送楼上了。”米歇尔先生说道。大夫问他是否又见到了老鼠。“哎！没有，”门房回答，“要知道，我的眼睛盯着呢。那些蠢猪没那个胆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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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告知里厄，他母亲于次日到达。在儿媳去疗养院期间，老太太来料理儿子的家务。大夫走进家门，见女看护已经到了，又见妻子穿好了套裙，略施了脂粉，正站在那里。里厄冲她笑了笑。

“好哇，”他说道，“很好。”过了片刻，到了火车站，里厄将妻子安置在卧铺车厢里。他妻子瞧着车厢：“这对咱们也太贵了，是吧？”“有这个必要。”里厄回答。“听说闹老鼠，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怪得很，不过，事情会过去的。”接着，他说得很快，请求妻子原谅，他本该好好照顾她，可是对她太粗心了。他妻子连连摇头，似乎向他表示快别说了。他还是补充一句：“等你回来，一切都会好的。咱们从头再来。”“对，”妻子两眼放光，附和道，“咱们从头再来。”过了一会儿，妻子转过身去，背朝他张望窗外。月台上，人人都匆匆忙忙，不顾避让而相撞。火车头蒸汽的嘘嘘声，一直传到他们的耳畔。他呼唤妻子的名字，等她转过身来，便看见她泪流满面。

“别这样啊。”里厄轻声劝道。妻子眼泪汪汪，重又浮现笑容，只是还有点僵硬。她深深吸了一口气：“你走吧，一切都会好起来。”里厄紧紧拥抱妻子，继而回到站台，隔着车窗的玻璃，现在只能看见妻子的笑容了。“千万照顾好自己呀。”里厄说道。可是，妻子听不见他说话了。在站台的出口处附近，里厄遇见了奥通先生，手拉着小儿子的预审法官。大夫问他是否要动身去旅行。奥通先生身材瘦长，穿一套黑礼服，五分像从前所谓的上流社会人士，五分像殡仪馆的掘墓人。他声调亲热，回答简短：

“我来接奥通太太，她去看望我的家人回来。”火车汽笛长鸣。“老鼠……”法官说道。里厄朝火车启动的方向望了一眼，随即又转向出站口，他应了一句：“是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当时的情况，他记得最清楚的，也只是一名列车员经过，腋下夹着一箱死鼠。

当天下午，开始门诊时，里厄接待了一个年轻人，据说是记者，上午就来过诊所。年轻人名叫雷蒙·朗贝尔，矮个头，肩膀宽阔，一副果敢的神情，明亮的眼睛透着聪明。他穿一身运动装，看样子生活挺富裕。他开门见山，表明他为巴黎一家大报馆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状况，想了解他们的卫生情况。里厄告诉他，他们的卫生情况不佳，但是深谈之前，他想了解记者是否能如实报道。

“那当然了。”记者答道，“我是想说：您能百分之百进行谴责吗？”

“百分之百，不行，这得实话实说。不过，照我的估计，这样的谴责也不会有什么根据。”里厄心平气和，说这样的谴责，确实没什么根据，而他提出这个问题，无非是想知道朗贝尔的见证文章能否做到毫无保留。“我只接受毫无保留的见证。因此，我也不会用我的资料支持您的见证。”“这是圣茹斯特 [3] 的语言。”记者微笑道。里厄也不提高嗓门，说他对此一无所知，但是认为这是一个厌世的人所用的语言，不过，这个人与其同胞也有同好，自身也决意拒绝不公正和退让。朗贝尔耸了耸肩膀，注视着大夫。“我觉得理解了您的意思。”他站起身，最后说道。大夫送他到门口：“我感谢您能这样对待事物。”朗贝尔有点不耐烦的样子，“好吧，”他说道，“我理解，请原谅，打扰您了。”大夫同他握手，并且对他说，现在城里发现大批死老鼠，以此为题写一篇报道，也许会相当吸引人。“哦！”朗贝尔欢叫了一声，“这事我有兴趣。”十七点，大夫又出诊了，在楼梯上同一个男人打了个照面。

[3] 圣茹斯特（Saint-Just，1767—1794），法国革命家。青年时便接受平均主义思想，获法学学位。法国大革命爆发，他组织国民自卫队，有为穷人和农民的事业而奋斗的雄心壮志。1793—1794年，当选为国民公会主席，写成《共和国宪法提纲》，为公有制的平等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支持罗伯斯庇尔的主张，甚至比罗伯斯庇尔还要激进，在热月政变中，于1794年7月28日，他和罗伯斯庇尔一起被送上断头台。

此人仍然年轻，侧影显得笨重，大脸盘，眼窝深陷，两道浓眉。里厄遇见过他几次，那是在这幢楼的顶层西班牙舞蹈演员的家中。此人名叫让·塔鲁，他正有滋有味地抽着一支香烟，聚精会神地观赏脚下台阶上一只老鼠垂死的抽搐。他抬起平静的目光，灰色的眼睛稍微多看了一下大夫，向他问好，还说老鼠都跑出来可是件怪事。“对，”里厄答道，“不过，到头来就该让人恼火了。”“在某种意义上，大夫，只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类似的现象，我们从未见过，仅此而已。而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对，实在有意思。”塔鲁伸手往后拢了拢头发，又瞥了一眼现在不再动弹的老鼠，然后冲里厄微微一笑：“不过，大夫，不管怎么说，这是门房主管的事。”说到门房，大夫正巧碰到米歇尔老头背靠在楼门口旁边的墙上，平常充血的脸上又添了不胜其烦的表情。“不错，这我知道，”他回应向他表示有新发现的里厄，“现在一见到就是两三只了。而且，在别的楼房里，也是同样情况。”

他那样子很沮丧，又愁容满面，还下意识地搓着脖颈。里厄问他身体可好。门房当然不能说情况不妙，眼下只是感到食欲不振。依他之见，这是精神作用。全是老鼠搅的，等它们死绝了，情况就会大大好转。

可是，又过了一天，四月十八日早晨，大夫去车站接母亲回来，看到米歇尔先生面容更加憔悴了：从地下室到阁楼，十来只老鼠死在楼梯上。邻近楼房的垃圾箱全丢满了死耗子。里厄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没有流露出一丝惊讶的神色。

“这种事不新鲜。”老妇人身材矮小，满头银发，一双黑眼睛十分温柔。“又见到你真高兴，”她说道，“老鼠绝破坏不了见面的喜悦。”里厄点头称是。千真万确，跟母亲在一起，无论什么事，总好像很容易解决。

里厄还是给本城灭鼠办公室打了电话，他认识那位主任。主任是否听说，大批大批老鼠跑出洞来死去。梅西埃主任早就听说了，而且在他那与码头相距不远的办公室里，有人发现了五十来只老鼠。不过，他心里还在琢磨，事情是不是严重了。里厄也说不准，但是他认为灭鼠办公室应当采取措施。

“是啊，”梅西埃说道，“要有指令。你若是觉得真有这个必要，那我可以请求指令。”

“怎么说也有这个必要。”里厄说道。

他的清洁女工刚才也告诉他，在她丈夫干活的那家大工厂里，也收集了好几百只死老鼠。

总而言之，差不多正是这个时期，我们这些同胞开始担心了。因为，从十八日起，各家工厂和库房着实清出来数百只老鼠尸体。有时候，也不得不结果那些残喘时间太长的老鼠。然而，从城边街区一直到市中心，凡是里厄大夫所经过的地方，凡是我们的同胞聚居的地方，等待清理的死鼠都堆在垃圾箱里，或者长串排在阴沟里。正是从这天起，晚报大量报道这件事，质问市政府打不打算行动，准备采取什么紧急措施，以确保市民免遭这场令人憎恶的鼠害的侵扰。市政府毫无打算，根本没有准备采取任何措施，不过，市议会倒是先开会讨论。指令下达给灭鼠办公室，每天清晨集中清理死鼠。清理完了，由办公室的两辆卡车将死鼠拉到垃圾焚化场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