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这个词，刚才第一次说出来。记述到这里，暂且不提站在窗前的贝尔纳·里厄，先让叙述者解析一下，里厄大夫何以游移不决，又深感意外，既然他对事态的反应，程度虽有差异，却跟我们大多数同胞的反应一样。的确，天灾人祸是常见之事，不过，当灾难临头之际，世人还很难相信。人世间流行过多少次瘟疫，不下于频仍的战争。然而，无论闹瘟疫还是爆发战争，总是出乎人的意料，猝不及防。里厄大夫跟我们的同胞一样，也是猝不及防。必须这样来理解他的游移不决。也必须这样来理解他在担心和信心之间摇摆不定。面对一场爆发的战争，人们总是这么说：“这仗打不久，这么打也太愚蠢了。”毫无疑问，一场战争肯定是愚蠢到家了，但是愚蠢并不妨碍战争会持续很久。人若是不总为个人着想，那么就会发觉，原来愚蠢是常态。在这方面，我们的同胞又跟所有人一样，他们考虑自身，换言之，他们是人本主义者：他们不相信灾祸。灾祸无法同人较量，于是就认为，灾祸不是真实的，而是一场噩梦，总会过去的。然而，并不是总能过去，噩梦接连不断，倒是人过世了，首先就是那些人本主义者，只因他们没有采取防范措施。我们的同胞，论罪过也并不比别人大，只不过他们忘记了应当谦虚，还以为自己无所不能，这就意味着灾难不可能发生。他们继续经营，准备旅行，发表议论。他们怎么能想到鼠疫要毁掉他们的前程，打消他们的出行和辩论呢？他们自以为自主自由，殊不知，只要还有灾难，就永远不可能自主自由。

里厄大夫在他的朋友面前，即使承认散居的几个患者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刚刚死于鼠疫，但是他仍认为不存在闹瘟疫的危险。不过，人当了医生，毕竟了解病痛，也多了点想象力。里厄大夫凭窗眺望这座并无变化的城市，隐约感到心头萌生不安的情绪，即面对未来的这种轻微的沮丧。他在头脑里极力搜集自己对这种病症所了解的情况。一些数据在他的记忆中飘忽显现，他心中暗道，人类历史上经历过三十来次鼠疫大流行，大约死了一亿人。一亿人死亡，是个什么概念呢？在战争当中，就连死一个人是怎么回事，也还不甚了了。既然一个人丧命，只有目睹其死亡，才有一定分量，那么，一亿具尸体，排列在历史的长河中，凭想象也无非是一缕青烟。里厄大夫忆起了君士坦丁堡流行的那场鼠疫，据普罗科匹厄斯 [4] 记载，当时一天工夫就有上万人丧生。一万名死者，就是一家大型影院观众的五倍。要搞搞清楚就应该这样做。将五家这样影院的观众集中在门口，带到城里的广场上，全部屠杀，将尸体堆起来，这样就能看得稍微清楚些。至少，在这无名尸堆上，还可以分辨出几张熟悉的面孔。自不待言，这是无法实现的，况且，谁能熟悉上万张面孔呢？就连普罗科匹厄斯那种人也计算不出来，这是常识。七十年前，广州闹瘟疫，在传染给居民之前，就有四万只老鼠死于鼠疫。然而，在1871年，还没有办法统计老鼠，只能大致估计，显然很容易出差错。不过，一只老鼠身长三十厘米；那么，四万只老鼠如果首尾相连的话，就会长达……

[4] 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约499—554），东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其著作分为三部分：《查士丁尼战史》（The Wars of Justinian）（八卷）、《建筑》（The Buildings of Justinian）（六卷）和《秘史》（Secret History）。在《波斯战争》（Persian Wars）第二卷中，他描述了君士坦丁堡于542年流行的鼠疫。

可是，里厄大夫已经不胜其烦。他听之任之，又不该如此。几个病例，尚不至于构成一场瘟疫，只要采取措施就可以了。一定得把握住已知的症状。昏迷与虚脱，眼睛发红，口腔污秽，头痛，腹股沟淋巴结炎，极度口渴，谵语，身上出现斑块，体内有撕裂痛感，这些症状显现之后……这些症状显现之后，一句话重又到了里厄大夫的嘴边。而这句话，在他这医疗手册中罗列这些症状之后，恰恰可以作为结束语：“脉搏变得特别细弱，稍一动弹就可能导致死亡。”不错，有了这些症状，病人就命悬一线了，总有四分之三的病人，这个数据很确切，会按捺不住，要做这种不易觉察的动作，从而加速死亡。

里厄大夫一直在凭窗眺望。玻璃窗外，天光明净，春意盎然。玻璃窗里面，“鼠疫”这个词还在室内回响。这个词不仅具有科学所赋予的含义，还拥有一幅幅长长排列的图景：这些图景非同寻常，和这座黄灰色的城市很不协调，尤其此刻，这座城市还颇有生气，算不上热闹，倒也挺嘈杂，总的来说，一片祥和的气氛，如果说“祥和”与“死气沉沉”可以并用的话。而且，如此安定、与世无争的清平世界，也能轻而易举地抹掉瘟疫的陈旧图景，如雅典闹瘟疫时飞鸟绝迹 [5] ；中国的城市到处是奄奄一息的病人；马赛的苦役犯将浑身流脓血的尸体叠放在坑里 [6] ；普罗旺斯地区筑起高墙 [7] ，以便阻遏鼠疫的狂飙；雅法 [8] 极其令人憎恶的乞丐；君士坦丁堡医院里硬地面上放置着潮湿腐烂的床铺，用钩子将病人一个一个拖走；黑死病肆虐时期 [9] ，医生都戴着口罩，仿佛戴着面具参加狂欢节；米兰活着的人在墓地里交欢；在惊恐万状的伦敦，车水马龙，都载着死尸，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到处都回荡着持续不断的号叫。不，这些图景还不够强烈，不足以扼杀这一天的安宁。从玻璃窗外，突然响起一辆看不见的有轨电车的叮当声，一瞬间便打破了残忍和痛苦的景象。唯独在星罗棋布的灰暗房舍尽头的大海，才能证明世间还存在着令人不安和永不消停的东西。里厄大夫眺望海湾，遥想当年卢克莱修 [10] 描述的柴堆，那是雅典人因遭受瘟疫的袭击而在海边架起来的。雅典人趁黑夜将尸体运去，但是柴堆不够用，送葬的人便争夺位置，拿着火把大打出手，宁可打得头破血流，也不愿抛弃他们亲人的遗体。不妨想象一下，面对平静而幽暗的大海，搏斗的火把吐着红舌，火星四溅，在夜晚噼啪作响，而恶臭的浓烟升腾，飞向关注世间的苍天。大家都不免担心……

[5] 史实见古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ēs，约公元前460—约前400）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雅典曾流行鼠疫（公元前430—前427）。

[6] 1720年至1722年，马赛流行鼠疫。

[7] 1720年至1721年，法国闹鼠疫，普罗旺斯地区死了十二万人。为防止传染扩散，在罗讷河和迪朗斯河交汇口的锡斯特龙，筑起两米高的“鼠疫墙”，长达一百公里。

[8] 雅法（Jaffa），原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城市，位于特拉维夫郊区，现属以色列。1799年，拿破仑率军占领雅法，适逢瘟疫流行，法国军卒大量死亡。随军画家格罗（1771—1836）曾作画：《拿破仑看望雅法城的鼠疫患者》（1804），描绘了当时的场景。

[9] 据记载，黑死病由热那亚双桅战船从中国带至马赛，1347年至1353年在欧洲传播，致使两千五百万人丧命，约占欧洲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10] 卢克莱修（Lucretius，约公元前99—约前55），古罗马诗人和哲学家。唯一的著作，六卷长诗《物性论》，用六音步格写成，表述希腊伦理学派创始人伊壁鸠鲁的原子论，证明灵魂是物质的，由极细微的原子组成，与躯体同生共死，旨在使人摆脱人对宗教的恐惧。末卷描述了雅典鼠疫（公元前430）。

然而，这种令人眩晕的景象，一碰到理性就破灭了。不错，“鼠疫”这个词已经说出口了，不错，就在此刻，瘟疫正折磨、击倒一两个牺牲品。可是，这有什么，说停就停了。眼下应当做的，就是应该承认的事实便明确承认，果断驱逐不必要的疑虑，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接下来，鼠疫就会停止流行，因为鼠疫不能单凭想象或者假想存在。如果鼠疫停止流行了，这种可能性最大，那么就万事大吉了。万一情况恶化，那也能够掌握，看看有没有办法先控制住，然后再战而胜之。

里厄大夫打开窗户，突然涌入市井的喧嚣。从邻近的车间传来锯床的声响，无休止地重复短促而尖厉的声音。里厄抖了抖精神。确实性就在那里，在每天的劳作中。其余的一切都系于游丝，系于微不足道的举动，不可在这里面恋栈。做好本职工作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