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流放突如其来，正当我们的同胞设法适应时，鼠疫却给城门上了岗哨，迫使驶向奥兰的船只中途改变航向。自从封城以来，没有一辆车驶入城里。而且从那天起，在大家的印象里，汽车都开始兜圈子了。站在地势高的林荫大道上眺望，也觉得港口呈现一种奇特的景象。往常那么繁忙，成为沿海首屈一指的港口，猛然间萧索冷清了。接受隔离检疫的几艘轮船还停泊在那里，但是码头上大吊车已经闲置，翻斗车都侧翻在轻便轨道上，酒桶和麻袋零散地堆着，无处不表明贸易也因鼠疫而瘫痪了。

这些非同寻常的景象即使呈现在面前，我们的同胞似乎也很难理解灾难临头了。固然有分离和恐惧这样共通的感觉，但是，大家还继续把个人的忧虑放在首位。大多数人对打破自己的习惯，或者损害自己的利益的事尤为敏感。他们对此会生气，甚至恼火，可是，这种情绪对抗不了鼠疫。譬如说，他们头一个反应就是谴责当局。报纸刊登了这类批评（“难道不能考虑放宽一点所采取的措施吗？”），省长的答复相当出人意料。此前，无论报社还是朗斯多克情报所，哪家也没有收到过官方关于疾病的统计数据。现在，省长每天都向情报所提供统计数据，由该所每个星期发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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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也没有立即引起公众的反应。鼠疫流行第三个星期，公布死亡人数为三百零二人，确也没有让人产生什么联想。一方面，也许这些人并不全死于鼠疫；另一方面，城里居民谁也不了解平常每个星期的死亡人数。全城有二十万居民。大家都不清楚这种死亡率是否正常。正是这种精确的数字，从来也没有人关心，尽管数字所表明的意义非常明显。也可以说，公众缺乏的是比较的基点。只有时间一长，目睹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公众舆论才能认识事实。果然，第五个星期死亡三百二十一人，第六个星期又升至三百四十五人。至少数字增长颇有说服力，但是增长的幅度还不够大，我们的同胞在不安的情绪当中，仍保持原来的印象，觉得这无疑是个严重事件，但大不了也是暂时现象。

正因为如此，他们照常遛大街，在露天座上泡咖啡馆。总体来说，他们并不是胆小鬼，在谈话中，哀叹的时候少，开玩笑的时候多，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开朗地接受显然是暂时的不便。总算保住了体面。然而，到了月底，差不多就在那个祈祷周（下文还要谈及），我们城市的面貌则发生了更为重大的变化。先是车辆交通和食品供应，省长采取了限制措施。食品供应限量，汽油实行配给制。甚至还要求全市节约用电。只有生活必需品，才由陆路和空运送达奥兰。这样，行驶的车辆眼见日益减少，直到可以忽略不计了。豪华商店随时都会关门歇业，而其他商店的橱窗里，也挂出了无货的告示，但是顾客照样在门前排着长队。

就这样，奥兰城换上了一副奇特的面貌。步行的人数激增，即使在低谷时间，也有许多人因商店休业或因办事处关门，而无事可干，都拥上大街，挤进咖啡馆。眼下，他们还没有失业，而是休假。譬如说，将近下午三点，奥兰天清气朗，给人一种欢庆节日的假象：全城车辆暂停通行，商店关门，以便保证群众的游行队伍畅行无阻，居民拥上街头参加狂欢。

电影院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全民放假的好时机，生意十分红火。只可惜，影片在全省停止周转。两星期之后，各家影院只好交换影片放映。再过一段时间，电影院最终就反复放映同一部影片了。可是门票收入并未减少。

最后再说咖啡馆，多亏这是一座酒业贸易居首位的城市，拥有大批库存货物，咖啡馆可以敞开供应顾客。老实说，大家的酒量大增。一家咖啡馆贴出这样的广告：“葡萄美酒能灭菌。”烈性酒能预防传染病的这种思想，大家已经觉得很自然了，公众舆论现在就更加坚信不疑了。每天深夜两点，大批大批的醉鬼从咖啡馆里清出来，满街全是，他们在街头传播乐观的言论。

不过，所有这些变化，在一定意义上都异乎寻常，而且形成得那么迅疾，不容易让人视为正常和持久的现象。结果我们还一如既往，将个人的情感置于首位。

关闭城门两天后，里厄正从医院出来，与科塔尔不期而遇。科塔尔扬脸迎上去，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气。里厄祝贺他好气色。

“是啊，身体完全好了，”矮个男人说道，“请您告诉我，大夫，这该死的鼠疫，嗯！这还真开始成气候了。”

大夫承认是这样，对方颇为庆幸地说道：“这场鼠疫没什么理由现在就停止。看来全都得乱套了。”

他们俩一道走了一会儿。科塔尔讲述他那街区有家大食品杂货店，囤积了大量食品，准备卖高价，来人接这个老板要送医院时，发现他的床下堆满了罐头食品。“他死在医院里了。鼠疫嘛，可不会付钱。”科塔尔满脑子故事，有真的也有假的，无不涉及鼠疫。例如，据说有一天早晨，在市中心，一个男人显出了感染鼠疫的症状，他犯了病，胡言乱语，一头闯到街上，碰见一个女人便一把搂住，叫嚷说他患上了鼠疫。

“好哇，”科塔尔指出，他那亲热的语调同他讲的事实很不协调，“可以肯定，我们全都得发疯啦！”

当天下午，约瑟夫·格朗也同样，最终向里厄大夫讲了心里话。他看到摆在写字台上的里厄太太的照片，又瞧了瞧大夫。里厄回答说，他妻子去了外地治病。“从一定意义上讲，”格朗说道，“这也是一种运气。”大夫回应说，这当然是一种运气，但愿他妻子能够康复。

“嗯！”格朗说道，“我理解。”

自从里厄认识他以来，这是头一次听到他侃侃而谈。他尽管仍然考虑用词，但几乎总能找到合适的词语，说出来的话好像他早已深思熟虑。

他年纪轻轻，就同一个穷苦的邻家姑娘结了婚。他为了结婚，甚至辍了学，找了一份工作。无论雅娜还是格朗，都从未走出他们的街区。他到家里去看她，而雅娜的父母有点笑话这个沉默寡言而又笨拙的求婚者。雅娜父亲是铁路工人，他休息的时候，总是坐在窗口的一个角落，两只大手掌平放在大腿上，若有所思地观望街上的人来车往。母亲总在忙家务活，雅娜当帮手。雅娜身形那么瘦小，格朗看见她穿行马路时，心里总是惴惴不安。来往车辆在他看来都大得要命。有一天，在一家圣诞节礼品店前，雅娜望着橱窗艳羡不已，身子朝他往后一仰，说道：“真好看呀！”格朗握住她的手腕。他们俩就这样私订了终身。

这个故事后来的情况，据格朗说就很简单了。跟所有人一样：二人结了婚，还有点相爱。格朗有了工作，工作特别忙，也就把爱情置于脑后。雅娜也得干活，因为办公室主任并没有履行诺言。讲到这里，必须有点想象力，才能明白格朗所讲的意思。工作一累，他回家就随随便便了，越来越沉默寡言，没有支持他年轻的妻子维系他还爱她的念头。一个工作忙碌的男人，家境贫苦，前程逐渐渺茫，坐在晚饭桌边一句话没有，在这样一个小天地里，就没有激情欲火的位置。也许，雅娜内心已经苦不堪言，然而，她还是留了下来：人有时会长期忍受痛苦而不觉得。一年一年这样过去。后来，她走了，当然不是独自一人走的。“当初我很爱你，但是现在我累了……我也不是很开心地离开了，但是，不见得非需要幸福才重新开始。”雅娜给他写了信，内容大致如此。随后，就轮到约瑟夫·格朗痛苦了。他也本可以重新开始，里厄就向他指出了这一点。可是没办法，他就是不自信。

不过，格朗还一直思念雅娜。他很想做的事，就是给雅娜写一封信，为自己辩解。“然而，下笔很难，”他说道，“我想了很久了。只要还相爱，我们不说话相互也理解。可是，人并不总相爱。到了一定时候，我本应该想出适当的话语留住她，可惜没有做到。”格朗用方格子手帕擤了擤鼻涕，接着又擦了擦胡须。里厄一直注视着他。

“请原谅，大夫，”这位老兄说道，“可是，怎么讲呢……我信得过您，和您在一起，我还能说一说。不过一说话，我就爱激动。”显而易见，格朗的神思，从这闹鼠疫之地飞出去十万八千里。傍晚，里厄给妻子发了一份电报，说全城封闭，他身体很好，她应该继续注意疗养，他想念她。封城三个星期后，里厄刚走出医院就见到一个等候他的年轻人。“想必您还能认出我来。”里厄看他似曾相识，但还有些迟疑。“在这些事件爆发之前，”对方又说道，“我来拜访过，向您了解阿拉伯人的生活条件。我名叫雷蒙·朗贝尔。”“嗯！对呀，”里厄说道。“怎么样，现在您可有报道的好题材了。”对方的情绪却有点烦躁。他说不是为这事来的，这次是想请里厄大夫帮个忙。“实在抱歉，”他补充道，“我来到这座城市，一个人也不认识，而我们报社在这里的通讯员，可惜又是个笨蛋。”里厄提议一道去市中心一家诊所一趟，他有些事情要交代。他们下行穿过黑人街区的小街。将近黄昏时分，从前这个时候，市里那么喧闹，现在却冷清得出奇。军号数声，冲上还布满金色霞光的天空，无非表明军人还有模有样在尽职。街道陡峭，两侧排列着摩尔式房舍的蓝色、赭石色和紫色的墙壁，工人顺坡而下，朗贝尔说话过程中，情绪很激动。他的妻子留在巴黎，老实说，还算不上他妻子，但也是一码事。刚一封城，他就给妻子发去了电报。起初他以为，这不过是一个突发事件，只是设法跟她联系。他在奥兰的同行都告诉他，他们谁都无能为力。邮局一句话就把他打发走了，省政府的一名女秘书还对他嗤之以鼻。他足足排了两个小时的队，才得以发一份电报，仅仅写上：“一切均好，不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