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天起，塔鲁就投入工作，拉起第一支小队，随后，其他许多小队也陆续组建起来。

不过，叙述者谈到这些卫生防疫组织的重要性，无意夸大其词。我们的许多同胞，如今若是处于叙述者的位置，的确会经不住诱惑，难免夸饰这些组织的作用。但是叙述者宁愿相信，过分抬高义举，最终会间接地大力颂扬罪恶。因为，这会让人猜想，义举十分罕见，才显得如此可贵，而邪恶与冷漠则是人的行为更常见的动力。这样一种看法，叙述者不能苟同。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来自愚昧无知，善意如不明智，就可能跟邪恶造成同样的损害。人性中善的成分还是多于恶的成分，但事实上，问题并不在这里。人无知只有程度之分，这就是所谓的美德与恶行了。最可恨的恶行就是愚昧无知的行为，自以为无所不知，因而自赋权力杀人。杀人凶手的心灵是蒙昧的，而没有真知灼见，不能明察秋毫，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

因此，由塔鲁倡导而组建起来的卫生防疫队，应给以充分客观的评价。这也就是为什么，叙述者不会高歌称颂人的意愿和英雄主义，适当地重视英雄主义也就够了。但是，他还要继续以历史学家的笔法，记述当时鼠疫肆虐，给我们所有同胞造成怎样破碎而又苛求的心。

献身于卫生防疫组织的人，他们那样做，其实也算不上丰功伟绩，只因他们知道那是唯一可做的事情，不下决心去做反倒是不可思议的。这些组织促进我们的同胞深入了解鼠疫，并在一定程度上说服他们相信，既然病魔降临，那就责无旁贷，必须与之斗争。鼠疫就这样变成了某些人的职责，正因为如此，也就真正暴露其本相，即成为所有人的事情。

这很好。然而，我们不会因为一位小学教师教学生二加二等于四，就大肆赞扬他。也许可以称赞他选择了这种高尚的职业。这么说吧，塔鲁和其他一些人做出了选择，证明二加二等于四而不是相反，这是值得夸奖的，但是也应当说，这种良好的愿望是他们共有的，那位小学教师，以及心胸跟那位小学教师一样的所有人，莫不如此，数量要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这实在是人类的光荣，至少这是叙述者的信念。况且，叙述者也非常清楚地看到，有人可能向他提出质疑，说是这些人毕竟冒了生命危险。然而，历史总会出现这样的时刻，敢于说出二加二等于四的人被判处死刑。小学教师也完全清楚这一点。问题并不在于了解这样的推理会受到奖励还是惩罚，而在于认清二加二是否等于四。至于我们同胞中当时冒了生命危险的那些人，他们要确定自己是否身陷鼠疫的危害之中，自己是否应该与之斗争。本市许多新派伦理学家，当时竟然说，无论做什么都无济于事，只能跪下求饶。可是，塔鲁和里厄以及他们的朋友，可能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回答，但是结论始终限于他们所知道的这样一点：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绝不能跪下求饶。问题全在于控制局面，尽量少死人，少造成亲人永别。为此也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同鼠疫搏斗。这个真理并不值得赞扬，这只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就是为什么，老卡斯泰尔满怀信心，就地取材，不遗余力生产血清，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和里厄都希望，利用在本城传播的鼠疫细菌培养液生产血清，能比从外面调运来的血清疗效更直接，因为本地细菌跟通常确认的鼠疫杆菌略有差异。卡斯泰尔期待他的首批血清很快就能生产出来。

同样，跟英雄毫不沾边的格朗，现在就负责卫生防疫组织的秘书处工作，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塔鲁组建起来的一部分小分队，在人口稠密的街区，已经扎实地开展防疫保健工作。他们力图引入必要的卫生措施，统计有多少顶楼和仓库还没有经过消毒。另一部分小分队则随同医生巡诊，负责运送鼠疫患者，后来，在专职人员短缺的情况下，他们就开车运送病人和尸体。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登记，进行统计，格朗就接受干这一工作。

从这个角度看，比起里厄或者塔鲁来，叙述者认为格朗更具有代表性，真正代表了推动卫生防疫工作的这种笃定的美德。他毫不犹豫，当即就接受了，显示他那特有的良好愿望，但求在细小的工作中发挥作用。他年纪太大，干不了别的活了。从十八点到二十点的时间，他可以奉献出来。里厄向他表示衷心感谢，他不免惊诧，说道：“这又不是最难做的事。既然闹了鼠疫，就必须自卫，这是明摆着的事。嘿！无论什么事，若是都这么简单该有多好！”还是不忘他的口头禅。晚上，格朗登记完卡片之后，有时里厄就跟他聊聊。最后，他们还把塔鲁拉进来，格朗显然谈兴越来越浓，对两个伙伴讲了心里话。而这两位也饶有兴趣，关注格朗在鼠疫期间坚持做的这种耐心的工作。他们俩也同样，最终也从中找到了一种精神的放松。

“那位女骑士怎么样啦？”塔鲁时常这样问格朗。格朗也是一成不变地回答：“她骑马小跑，她骑马小跑。”同时艰难地微笑着。一天晚上，格朗说他最终放弃了“曼妙多姿”这个修饰词，今后要用“身材修长”来形容他的女骑士。“这样更具体。”他还补充道。还有一次，他把修改好的开篇第一句话念给两位听众：“五月一天明媚的清晨，一位身材修长的女骑士，座下一匹英俊的阿勒桑牝马，奔驰在布洛涅森林公园的花径上。”

“看上去，她这样更好些吧，”格朗说道，“我更喜爱：‘五月一天清晨’，如果写成‘时值五月’，小跑就显得有点拖沓了。”

接着，“英俊的”这个修饰语，也让他颇犯踌躇。据他说，这没有什么表现力，他要思索出一个字眼，把他想象中的非常神气的牝马，一下子就生龙活现出来。“肥壮”一词不贴切，倒是写实，但略含贬义。有一阵，他想用“光彩夺目”，但是又不大和节奏。一天晚上，他得意扬扬地宣布找到了：“一匹黑色阿勒桑牝马。”黑色含蓄地表示“俊雅”，这当然还是他的看法。

“这可不行。”里厄说道。

“怎么不行呢？”

“阿勒桑 [23] 指的不是马的品种，而是毛色。”

[23] 法文为alezane，来自西班牙语alazan，意为“栗色”“枣红色”。

“什么颜色？”

“哎，一种颜色，反正不是黑色。”

格朗显得很伤心。

“谢谢，”他说道，“幸好有您在身边。您也看到了，这有多难啊。”

“‘华贵’这个词，您觉得如何？”塔鲁说道。

格朗看着塔鲁，想了想，说道：

“可以，可以呀！”

于是，他的脸上又逐渐绽开笑容。

又过了几天，他承认“花径”的“花”字把他难住了。他只熟悉奥兰和蒙特利马，不知道布洛涅森林中路径开花是怎样的情景，有时他就请教这两位朋友。如果较真的话，那些路径给里厄或塔鲁的印象，从来就没有开满鲜花。可是，这位职员坚信不疑，倒让他们俩动摇了。见他们模棱两可，格朗不免诧异。“只有艺术家懂得观赏。”有一次，里厄大夫发现他异常兴奋。他用“开满鲜花的小径”替代了“花径”。他连连搓着双手。“那些鲜花，终于看得见，闻得到香味了。脱帽致敬吧，先生们！”他得意扬扬地朗诵这个句子：“五月一天明媚的清晨，一位身材修长的女骑士，座下一匹华贵的阿勒桑牝马，奔驰在布洛涅森林公园开满鲜花的小径上。”然而，这样高声一朗诵，句子末尾表示属格的三个“de” [24]字，就显得不和谐了，格朗也不免结巴起来。他神情沮丧，干脆坐下了。继而，他请求大夫准许他先走。他需要再考虑考虑。

[24] 法语用“de”表示属格，汉语则译为“的”，但往往省略。这句话末尾的分句，如果把三个“de”全译出来，则应是“奔驰在布洛涅的森林公园的开满鲜花的小径上”，故显拖沓而不和谐。

后来获悉，正是在这个时期，格朗在办公室工作显得有点心不在焉，恰逢市政府工作人员减少，又要应对繁重事务的时候，他这种表现实在令人遗憾。他的不专心影响了工作，办公室主任严厉责备了他，并且提醒说，他领薪水就应该完成工作，而他恰恰没有完成。“您在工作之余”，主任说道，“好像参加了卫生防疫组织的志愿服务。这与我无关。但是，您的本职工作，就关系到我了。在这种危难的时刻，您要发挥作用的首要方式，就是做好本职工作。否则的话，其他什么都谈不上。”

“他说得对。”格朗对里厄说道。

“是啊，他说得对。”大夫附和道。

“可是，我总走神，不知道如何改好这句话的末尾，摆脱这种状态。”

他曾考虑删去“布洛涅”，认为删掉了，大家也都能明白所指。但是那样一来，句子中原本与小径相连的词，就同“鲜花”更紧密了。他也曾琢磨这样写是否可行：“开满鲜花的森林公园小径。”然而，将“森林公园”置于中间，隔开修饰语和名词，在他看来未免生硬，有肉里扎根刺的感觉。有些晚上，他那样子确实显得比里厄还要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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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他疲惫不堪，全副精力耗在推敲词语上了。但是他也毫不松懈，继续卫生防疫组织所需要的累计和统计工作。每天晚上，他都把卡片填完整理好，并画出相应曲线，花这种慢工夫，尽量准确地标示出事态的变化。他也时常去某家医院，找到里厄，在办公室或者医务室要一张桌子，坐下来摊开材料，就跟他在市政府办公一模一样，只是医院里弥漫着消毒水和疾病本身的气味，空气浊重，他得摇晃纸张才能挥干墨迹。这期间，他诚心诚意克制自己，不再想他的女骑士，只做好他手头的事情。

不错，如果人真的非要为自己树立起榜样和楷模，即所谓的英雄，如果在这个故事中非得有个英雄不可，那么叙述者恰恰要推荐这个微不足道、不显山露水的英雄：他只有那么一点善良之心，还有一种看似可笑的理想。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确认二加二就是等于四，并且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紧随幸福的豪放欲求之后，从来就没有超越过。同样，这也将赋予这部纪事体小说应有的特点，即叙述过程怀着真情实感，也就是说，不以一场演出的那种恶劣手法，既不恶意地大张挞伐，也不极尽夸饰之能事。

这至少是里厄大夫看报或听广播时的想法。外界通过空运和陆路，送来了救援物资，与此同时，也通过报纸和广播，给这座疫城送来呼吁和鼓励：每天晚上，电波或报纸负载着大量同情或赞赏的评论，纷纷涌入这座孤城。那种史诗般的，或者学校颁奖演说词式的腔调，每次都让里厄大夫不胜其烦。他当然知道，这种关怀不是虚情假意。但是这种关怀只能用约定俗成的语言来表达，使用通常描述人与人休戚与共关系的套话。可是，这种语言用以说明格朗每天努力做的小事就不适合，譬如说，讲不明白在鼠疫肆虐中，格朗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什么。

到午夜时分，空荡荡的城市一片死寂，里厄大夫已过分压缩睡眠时间，他临上床有时还打开收音机。于是，陌生而友爱的各种声音，穿越数千公里的距离，从天涯海角传来，相当笨拙地试图表示他们道义上的声援，这一点也确实做到了，但同时也表明他们完全无能为力，任何人都不可能分担自己看不到的痛苦：“奥兰！奥兰！”越过重洋的呼唤也是枉然，里厄日夜惕厉也是枉然，不久又要振振有词，高谈阔论，越发加深格朗与演说者这两个陌路人之间的本质隔阂。“奥兰！是啊，奥兰！不然，”大夫想道，“相爱或者共生死，别无出路。他们远在天涯。”